挽救科学诚信：读《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作者 山崎茂明 （日） 　译者 　杨舰等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岁末年初的世界科学舞台上，充斥着刺耳的不和谐音，先是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因为非法收集卵子、捏造干细胞实验结果而卷入丑闻，被夺去“韩国第一科学家”的称号，前功尽弃。接着挪威的一名口腔癌专家、日本东大的一名生化学家也卷入了类似的捏造丑闻，虽然影响不及前者，但此类事件，一时甚嚣尘上，其对大众心理和科学家形象的整体影响不容低估。国内某大报在不失时机地报道四川一项有争议的研究时，则干脆使用了“中国版黄禹锡”的称谓。不知不觉间，“黄禹锡”俨然已经成为代表科学家不端行为的一个符号。在诸事件之后的一片“反思”、“痛斥”“疾呼”风暴中，重新翻开山崎教授这本论述科学家不端行为的著作，恰逢其时——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思考维度，使得我们得以透过被丑闻、捏造、篡改、剽窃、滥用署名权、实验室等级制度等重重迷雾包裹的科学家阴暗面，一探科学家不端行为内在的逻辑和解决步骤。 　　这本书的书名直白而醒目，是一个“负面”的书名，翻开正文，却不难发现此书内容展开的缓慢——作者第一章没有对所谓不端行为下定义，亦没有直接从自己挖掘出的案例切入，而是绕开去说明写作本书的缘由，写美国的“研究诚信办公室”之行，这是一个监督科学家不端行为的成熟机构，可以说，作者选择从“正面”下笔，是有着学术上的考量，学者不同于记者，对于科学丑闻这样的事件，亦应该当作“伦理问题来研究，而不仅仅被人们当作丑闻来炒作”。诚然，对于写作本身而言，这不是很“讨巧”的写法，平铺直叙丧失了部分可读性和冲击力，却换来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建设性，没有高调批判，也非刨根问底，而是要搞清事件何以发生？如何将处置程序标准化？ 　　山崎教授1998年考察美国的“研究诚信办公室”，是为了借鉴美国的事件处理经验，可是他却在翻阅档案时偶然发现了本国的三位科学家在美研究期间受到举报的情况，彼时“那种惊讶的感觉是难以忘怀的”。在对案例的介绍中，作者“厚道”地称他们A博士、B博士、C博士，其中前二人涉嫌捏造数据，后者涉嫌篡改原始数据，在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详细介绍中，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作者在每一个案例最后，都要展开笔墨分析一下各人对于自身事件的道歉信，作者以为，所谓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既有的案例中汲取教训，“教育与启蒙比调查更为重要”，而完善的调查报告，应以举报始，以当事人的真诚歉意终。这里有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基于“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错误和不端行为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样一种共识，从正面去看待现实，在制度设计上，防弊的目标要高于形式的完美或施政的便利。而社会对于不端行为的发生也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处理办法。 　　说美国的“研究诚信办公室”是一个调查监督机构，可能并不确切，在实际的“标准对应步骤”中，接到举报后的第一步是“照会调查”，该办公室要求发生不端行为的研究机关自行组织调查；第二步称为“正式调查”，由该办公室直接进行全面调查，正式调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该办公室虽然审查所有的报告，但是对不端行为的调查由研究机关自己来进行，责任的明确划分是出发点，最后则以当事人的书面道歉信作为整个调查报告的结尾。可见这个办公室更像是一个信息和中介机构，其对科学研究的监督作用，不是倚赖自身专家的科学权威或是行政权力，而是靠激发研究机关自身的“免疫”作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其文化基础、靠信息公开的力量——《信息自由法》给予其法律基础。这个办公室公开发行《研究诚信办公室通讯》及其网络版，并且在科学家中组织诚信教育活动和调查，借以扩大自身影响。在美国，对于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属于“公共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科学家不端行为往往被视作“家丑”，相关负责机构巴不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了人的“面子”，戕害了科学的“里子”。美国联邦政府对“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定义是：捏造、篡改、剽窃。缩写为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giarism）。之所以持一种谨慎的定义，是担心影响那些使用新型方法或非正统方法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不过这个定义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着内容不足的窘境，比如实验室中的性骚扰现象、论文写作中的署名权滥用、以及论文一稿多投等。当然，所谓这些“不端行为”也不是科学家的专利，新闻界中不乏捏造假新闻的例子，文学界中剽窃行为、一稿多投更是代不乏人。至于性骚扰问题，则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的领域不同的是，它们在实验室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发生，便会引起超乎寻常的关注。一般而言，大众对于科学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科学界对于自身的操守也有着相当的自信，一旦出现害群之马，大众在媒体的煽动下，负面印象急剧膨胀，极易在瞬间滑入道德批评的黑白世界。美国作家奥尔德在《万物之尺》一书中披露，当年法国科学家梅尚和德朗布尔负责确定“米制”的子午弧测量，在事后进行的整理工作中，德朗布尔发现梅尚的一部分测量数据竟然是捏造的！尽管如此，他们对“米”的测量结果还是沿用至今。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并且由大量的公共资金来支撑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人们不能不去追问它的可信性。这从书中的案例研究可以体会到，全书详细讨论的12起不端行为，如费希尔乳腺癌丑闻、皮尔斯事件和今西——凯利事件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 　　由于对不端行为持一种开放式的定义，所以书中特辟一章，单独讨论“署名权”。署名权的滥用是当前科研论文的通病，而人们往往对此忽视，毕竟现在的大型研究项目往往需要若干领域专家联合攻关，临床医学的研究论文中出现统计学家的名字已经司空见惯。可在作者看来，“许多基于捏造、篡改和剽窃行为基础上的不端行为，常常与署名权的误用联系在一起。”1993年的《新英格兰医学学报》上，刊载了一篇临床实验报告，署名作者竟然有972人，平均下来，每人只写了两句话；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俄罗斯化学家斯特拉可夫成为948篇论文的作者，相当于不到4天发表一篇论文；上面说到的那个“中国版黄禹锡”，在他的论文中，署名作者有18位，其中竟然有“连基本的生物学知识都不懂”的人！ 　　不知是作者文风还是译出众手的缘故，此书读来并非文采风流，读来甚至有“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之意。然而与国内的学术打假明星不同，浓厚的问题意识是日本学者令人钦佩之处。在此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对“研究诚信办公室”推崇备至，也从大学、学会、期刊、数据库、网络信息公开等各方面提出了正面的、中肯的建议。反观我国，人们面对科研领域的不端行为，尚处于一种粗糙而直接的道德批评层面。事件一出，《×××黑幕》《×××真相》《×××，你为何还不忏悔》等怒斥不绝于耳，个别人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学术警察角色。正如科学不端行为的发生不单单是科学家的单纯道德问题，其解决之道，也必然是多元的。在“发表抑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业绩至上主义笼罩下，大多数科学家早已从社会精英阶层逐步转化为一种批量手工生产科研论文的职业，现实是，科研资源为国家所掌握，考核个人的具体科研质量难度很大，而“专著”数量是硬指标， SCI是硬指标，一目了然。某些研究者自己也清楚，自己生产的许多论文，可能谁也不会去理会，最终仅仅化约为表示研究成绩的一个数字而已。那些急于取得科研自主地位的科学家身上，出现“四姨太效应”（田松语）虽不可饶恕，却也很难避免，这不是涌现一批学术道德警察就能解决的整体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