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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拿到了《读书》杂志07年第九期，粗粗浏览，文章的风格顿觉一新，再难找到以往晦涩深奥的言辞，也没有了结构复杂的理论逻辑，读来焕然一新。翻至最后一页，果不出所料，“编者附记”发布了更换主编的消息，并对汪晖和黄平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与深深的敬意。 一直以来，我都以抱残守缺的心态常年订阅《读书》，或许是为了它之于三十年前那场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抑或是为了刻意拉近自己之于知识界的距离，个中滋味，实难言明。我一直困惑于《读书》中文章的选择标准和行文风格，为何一定要将文章搞成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读懂的奢侈品呢？这本杂志的宗旨究竟是传播思想，还是构筑精英的高峰论坛？ 前一段时间，传出了《读书》更换执行主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风格要变化了。可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中国思想界一次规模不小的争辩。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派各执一词，由执行主编的更换延伸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问题的探讨，乃至激辩。仿佛更换一个执行主编，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在下一介布衣，对于如此重大严肃的命题缺乏深层次的理解与感悟，虽研究再三，仍不能于不能进取处进取，未有丝毫突破。但令人欣慰的是，终于可以不必心疼每年近百元的订阅费，因为那些文章于我不再是深宅大院、坚城古堡。自认为通过文字阅知思想的能力仅属中等，那《读书》思想所及，想必亦能比之从前有所延展，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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