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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22年（1684）夏秋之际，康熙皇帝陪同祖母（孝庄）“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上以长城岭竣绝，试辇不能陟，奏太后。次日，太后辇登岭路，数折不能上，乃还龙泉关，命上代礼诸寺”。此后，康熙西巡五台山共计5次。 康熙的这一礼佛活动历来被作为顺治在五台山为僧的佐证，即康熙名为礼佛实为拜谒顺治。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从顺治14年（1657）起，颇受儒学熏陶的顺治帝忽对佛教中的禅宗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同禅宗大师玉林通琇、木陈道忟在一起谈禅论道，拜玉林通琇为师，并以“行痴”为法号。顺治17年（1660）8月，皇贵妃董鄂氏的病逝，愈发坚定了顺治的出家之念。 董鄂妃去世之时，顺治以最高的级别主持其葬礼，他以蓝墨批本（只有皇帝或太后去世才用蓝墨批本），又亲自主持49天的景山大道场，从建水陆道场到“起棺”、“举火”、“收灵骨”、“迎神主”……一直到“断七”，事必躬亲。按说过了“断七”丧事也就结束了，但余哀未尽的皇帝在10月16日及27日又在景山两次建陟天道场，11月初8还在西苑及广济寺同时举办仙驭道场。 董鄂氏的葬礼结束后，顺治帝又掀起出家的轩然大波，他让玉林通琇的弟子行森和尚为自己剃度，以表示弃天下如敝履的决心。顺治的出家念头在董鄂氏去世时已经萌生，但他的未了情还要用手中的权力去了结——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一旦把这两件事办妥，他就要遁入空门了。 然而，顺治只是剃光了头发，并未能出家当上和尚。及时赶到北京的玉林通琇制止了顺治的出家之举，迫使顺治依然留在尘世当皇帝，只不过此时的顺治已经成为一个光头皇帝。为此，他安排最得宠的太监吴良辅作为皇帝的替身在悯忠寺出家，并亲自到悯忠寺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既然出家未果，到五台山为僧，也就成了子虚乌有的演绎。 顺治在从悯忠寺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回来后，身体略感不适，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三，已经出现出痘的症状（时人把生天花称为出痘）。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洲人，本来对天花病毒就缺乏免役力，而成年人出天花往往会危及生命，因而顺治在每年的冬季及初春都要到南苑去避痘。但顺治17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为了董鄂妃的葬礼弄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于是天花病毒趁虚而入。 从正月初四，顺治就开始考虑皇位的继承人的择定问题，他本想传位给“一位从兄弟”，但太后和亲王们都“愿意皇帝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承者。据说，顺治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汤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为继承人，这一建议被顺治所采纳。 到了正月初六顺治病危，朝廷已经“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然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据清实录记载，正月初七子刻，顺治在在养心殿去世，时年24岁。顺治留有遗体由行森在景山火化的遗命，顺治18年4月17日，奉命来京的行森为顺治举行秉炬，其生前御用物品全部焚烧，骨灰葬在他生前择定的墓地——位于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这些情况在清代档案、史料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进一步证明了顺治到五台山为僧的子虚乌有。 顺治18年正月初9，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开始了长达61年的康熙时代。康熙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就去五台山礼佛，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趁乱起兵的现实，给年轻的康熙帝敲响了警钟：对巩固满蒙联盟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台山的菩萨顶从明朝初年就已经成为内陆最大的喇嘛庙，对于难得去一趟拉萨的漠南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及部民来说，五台山的菩萨顶就成为他们的朝圣之地。虽然从开创清王朝基业的努尔哈赤到康熙的清朝皇帝均不信奉喇嘛教，但为了同蒙古各部结盟，清朝统治者非常尊崇喇嘛教，康熙亲自到五台山菩萨顶礼佛就体现了这一点。 努尔哈赤、皇太极同漠南蒙古的结盟为清王朝从关外崛起、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康熙则在此基础上巩固、扩大了同蒙古的联盟。到五台山礼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康熙七个成年的女儿中有六个分别下嫁给巴林部、喀喇沁部、喀尔喀部、赛因诺颜部、翁牛特部、科尔沁部的首领，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熙对满蒙结盟的重视。在康熙看来蒙古各部是较之土石所建造的长城更为牢固的屏障，因而从康熙42年（1703）起，清政府在承德开始修建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以便于漠南、漠北蒙古各部首领的朝觐。而康熙皇帝自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建成之后便不再去五台山礼佛。这进一步说明康熙西巡五台山是为了满蒙结盟，而不是为了拜谒顺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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