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约翰·廷珀利 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8月至12月,约有一千八百万 仅在华中战区,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就有三十万人,同时还有三十万左右的平民百姓惨遭蹂躏,广大地区人烟绝迹、一片荒凉。而日本军队则长驱直入,以搜括 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之中一些人把和平与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进入由外国人士所设立和管理的安全区。在上海市南,亚奎罗·德·贝萨日神父 FatherJacguinot deBesange )就成功地于十一月为战乱地区的二十五万难民建立了这样一个 1937年11月,南京一小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曾经会面,讨论了在南京设立同上海一样的安全区的可能性,还讨论了避免空袭的问题。尽管讨论未能作出卓有成效的结论,但随着日本军队的日益进逼,随着安全区的设立问题日益紧迫,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终于成立了。 人们都希望此举能得到中日双方的认可。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NankingSafetyZone )就从这个专门委员会中产生出来了,其主席为德国商人约翰·H· D·诺波( JohnH. D.Rabe)先生。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姓名,均列于本书第175页的名单中。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密切合作的,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其成员的姓名也都列在本书第176页的名单中。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 南京安全区的面积与位置均标明于本书第3页的地图之上。在“附录四”中,读者可以读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各种问题写给日本官员的信件的副本,还可以读到一小批经过选择的写给其它官员与机关的信件。对于这些信件,日本方面从来没有作过书面的答复,只是不负责任地在口头上表示知晓而已。 1937年12月13日,确切地说,上海的中方防线被摧毁之后一个月,日本军队跨进了离上海约两百英里的中国首都——南京的大门。这一了不起的战绩,也许可以作为当代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载入史册。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在其所征服的城市中所犯下的暴行,却使自己的光荣扫地以荆日本军队进逼南京的时候,他们的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当全力保护良民,使之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在要求唐生智将军献城的劝降书中,攻城部队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也曾宣称:“虽然日本军队对抵抗分子严酷无情,但对于平民百姓及不与日本为敌的中国军队是仁慈宽容的。”日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以上允诺,下面的 这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南京外侨,于12月15日写给他在上海的朋友们的一封信。信中简明而公正地描述了日军进入南京以后随即发生的种种事情:“在南京,日本军队已经极大地失去了自己的荣誉,抛弃了获得中国居民和外侨尊敬的极好 “但是在两天之内,整个局面就被接连不断的屠杀人民、不时发生的肆意抢劫、毫无控制的侵犯私宅、横行无忌的强奸妇女所断送了。从南京经过的外国人报告说,南京各条街道都躺着市民的尸体。在市中心,差不多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这些死去了的市民的绝大部分,都是13日下午及晚上日军入城时被枪毙或刺杀的。任何一个因恐慌或冲动而奔跑的人,任何一个于天黑以后在大街小巷为巡逻兵所逮捕的人,都很可能被当场杀害。这种暴行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却在安全区及其它地方频频发生。许多外国人及有地位的中国人目睹了种种惨状——有些尸体上的刺刀伤痕简直是残酷的野蛮人所为。
“成班成班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作为战俘捉了起来。他们都已经放下了武器,有些还脱下了军装,但仍然被绑在一起枪毙了。事实上很明显,除了这些遭难的士兵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在日本军队那里见过战俘的踪影。活下来的仅仅是搬运战利品与军需品的人。从难民区的一座建筑物里,日本士兵迫使当地警察挑选了四百个男人。他们每五十个人被绑成一串,由两排步枪手和机枪手押走了。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些人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主要街道,中国士兵只是小规模地抢劫过粮店以及未设防的商店橱窗。然而日本士兵却在其军官的许可之下,有计划地对一家连一家的店铺门面进行捣毁。日本士兵抢来的东西太多了,需要挑夫的帮助才能勉强拿得动。粮食当然是第一需要,但其它一切有用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 全城成千上万所私人住宅,无论是被占据的还是未被占据的、大的还是小的、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统统都被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洗劫一空。特别无耻的是,难民营中许多难民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和物,也在大规模的洗劫中被日本兵抢走了。日军还抢走了金陵大学医院职员私人的钱和手表,抢走了护士的东西。(护士的宿舍,是美国人的 “据报告,发生了许多强奸及侮辱妇女的事件。虽然我们尚无时间对此进行调查,但下面这类事件已经足可以表明情况的严重性。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 “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南京的这种恐怖当然不能 一位几乎在中国渡过了自己一生的外国侨民,在下面这封私人信件中对南京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除了有关私人事务的内容大部分被略去以外,他的信按其在上海的朋友所收到的原件照抄如下:“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读来令人反胃的、其罪恶性与恐怖性令人难以置信的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我就从12月10日开始讲吧。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在南京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折磨。中国军队败退了,日本军队进来了。12月10日那天,南京还是一个我们为之骄傲的美丽的城市, 和我们一起呆在 我们非常不安地得知,我们所存的大米和面粉,只能维持二十万难民三个星期的食用了。 燃煤也只能再维持十天。况且,即使我们还有足以维持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以后又吃什么呢?难民们的房屋都已经毁于一旦,他们又住到什么地方去呢?在目前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疾病与瘟疫不久就会 “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尽管日本人一直在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已经在横遭洗劫与焚毁的南京市建立了法制与秩序,被蹂躏的南京居民曾经张开双臂、摇着大旗欢迎他们,但是我还是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摘录在这期间南京所发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至少我的某些朋友会对这些事件感兴趣。留下关于这些不幸的日子的永久记录,我本人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的信里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我这封信所标明发出的日子,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日本人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的前夕,我们的使馆人员、其它国家的使馆人员以及别的外国商人,登上了倒霉的巴内依号炮舰( Panay )和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Oil )的船只。在离开南京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能在一周之内回来。可现在,他们(即那些未在日本人的炸弹和机枪下死亡或受伤的人。)还一直停在江面上或泊在某个码头旁。我想,恐怕还要等两个星期他们才能获准回南京。至于我们获准离开南京,则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被囚禁在南京了。 “也许你们还记得,我在以前的信中说过,我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经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承认安全区在这个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即不在这一地区驻扎军队或设置军事机构,不得轰炸与扫射这一地区,以便使一百万南京居民中还留在南京的二十万人,能够在最危急的时刻获得一处避难所。很明显,中国军队在上海进行的了不起的抵抗,在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现在已经被击溃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大受挫折。在日本军队占优势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的可怕火力之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进行长期抵抗的。日本军队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而攻击中国军队的侧翼和后方,更是致使后者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来看,南京的迅速陷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实际上将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我们,同时还交给我们一支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三万担(二千吨)大米、一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并答应拨给我们十万英镑现金。这以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其中的八万英镑。而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即唐生智),也很快履行了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在完成最为困难的任务即撤除安全区内的军队及防空火力时,唐将军与我们通力合作。直到12日那个星期天,即日军开始进城之前的最后一刻,南京还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着秩序。除了少数需要食物的士兵以外,这里没有人干过抢劫的勾当。全城的外国人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尊重与保护。
10日以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以前,我们还有电灯;就是 “12月10日,难民象潮水一样涌进 Boynton )告诉我们的。 “现在,我们一起有二十七个人留在南京——十八个美国人、五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奥地利人、两个俄国人。 江面的巴内依号炮舰上,还有两个使馆 “过去的两天中,飞机几乎不断地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炮火也非常猛烈,但现在已经无人理睬它们了。南京的城墙土崩瓦解,特别是城南破坏严重。没有人可以确知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但这个数目无疑十分巨大。日本方面也承认说,攻占南京他们自己损失了四万人。中国军队早在12日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总撤退,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通过安全区,但他们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不轨行为。唐生智将军曾经请我们帮忙,向日方洽谈停战事宜。斯珀林先生愿意摇着旗子充任使者,但这一行动已经太迟了。唐将军当天晚上逃离了南京城。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城便陷入混乱之中。 人们惊慌失措地朝下关和江边涌去。几英里长的路面上,堆满了中国军队遗弃的各种装备——步枪、子弹、皮带、军服、 “一支由三个连组成的小部队在当官的指挥下,越过长江上游离南京三英里远处的三汊河,去迎击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日本军队。可由于人数悬殊,这三个连的中国士兵事实上全被日军消灭了,成功地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恰恰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他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的 “我们曾经在南京享受过欢乐、和平、秩序井然的进步的生活。还曾希翼过更为美好的日子。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日本军队已经来到了南京,他们带来了恐怖、毁灭与死亡。日军第一次入侵安全区的时间,是13日上午十一点钟。 当时,我和两个委员驱车前去接待从南面进入安全区的一支日军小分队。开始之时,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可是几分钟过后,他们就杀死了因他们的出现而惊慌逃跑的二十个难民。凡奔跑者一律枪杀或刺死,这似乎已经成了这里的定律,就象1932年的上海一样。 “来不及逃离南京的中国士兵,都躲到安全区来请求保护。我们在总部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保证说,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日本人便不会伤害他们的生命。然而,我们的话成了虚伪的允诺。时隔不久,这些士兵就被日本人带出去,全部枪毙、刀劈、刺杀而死。早知结局如此,他们真不如在战场上拼它个鱼死网破啊!“那天,炮火尚未完全停息,不过落在安全区的炮弹已经不多了。晚上,我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些弹片。几块弹片从手术室的窗户里射进来,险些击中了正在做手术的威尔逊医生。有颗炮弹穿过了
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 “14日星期二,日军的坦克、炮队、步兵、卡车象潮水一样涌进城内。笼罩一切的恐怖开始了,并且在随后的十天中日甚一日。日本军队是中国的首都——可恨的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的征服者。他们洋洋得意、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经在南京上空散发传单,宣称日本军队是中国人民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良民。当然,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抢劫财物、屠杀无辜者,就这样 我们以为这些人是去充当夫役的,可他们一去便杳无音讯,恐怕永远也不能知其所终了。 一个带着随从的日本陆军上校光顾了我的办公室。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企图知道“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的下落。一天之中,日本兵还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企图弄走我们的 “那一天,《纽约时报》的德丁乘汽车去上海,我匆匆写了一封信请他带上。但对他此行的成功,我们并无足够的信心。果然,他在句容县就不得不折回南京。《芝加哥日报》的斯蒂尔设法去了一趟江边,他回来说,许多日本驱逐舰开到南京来了。一个日本陆军中尉告诉他说,巴内依号炮舰已经沉没了,但没有说明其细节,也没有提及其它沉没的船只。 巴内依号上的朋友们曾经极力主张我们上舰离去,可我们坚持留下。于是,他们便留给我们两根长绳子,借助于此,我们可以爬上城墙、到达江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现在巴内依号已经遇炸沉没了,我们倒反而安然无恙。 “我们的主席、西门子洋行( SiemensChinaCo .,)驻南京的负责人诺波先生,和我们的秘书斯迈思先生,拜访了日军司令部。他们希望见到日军的指挥官,从而阻止日军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胡作非为。但是,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次日才能进入南京,他们的拜访无济于事。 “星期三,我开车回我在 “我主动驾车送这位日本海军军官回舰,可他却不得不步行整整四英里。因为在半路上,我们就被一位陆军少校拦住了。这位少校说,我们正在歼灭中国军队,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驱车在死尸堆中穿行。这种情形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行程。
“在下关码头,我们碰见了《纽约时报》的德丁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阿特·门肯。不久以前,我曾和他们一道在西北——陕西、西安——作过一次 “晚上我们召开办公会议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呆在我们总部附近一个收容所,要将一千三百名难民全部带走枪毙。我们知道,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曾经是军人,可是当天下午一位日本军官已经答应诺波,不再伤害他们的生命。 然而现在,日本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在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们押送下,难民们无声无息地一列列向刑场行进。他们每一百个人被绳子绑成一堆,头上的帽子都被士兵们粗暴地掼在地上。我们的前车灯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目睹如此惨状,我们的心情沉重无比。昨天,四个从南方来的广州 “16日,运输问题变得极其严重,因为日本人还在偷我们的 沃特琳女士、特威兰夫人和陈夫人,都是关怀和保护妇女的 “从那天上午开始,日本人强奸妇女的消息不断传来。据我们所知,被日本人抢去的妇女在一百个以上,其中有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抢去的。而在家中被强奸的妇女,肯定还要多于这个数目的许多倍。几百名妇女在街上徘徊,企图寻找 日本人还搜寻并抢去了难民全部的钱和物,包括他们最后所有的一点点食物。下午四点开会的时候,我们听到附近传来的杀害难民的枪声。对于可怜的难民来说,这是令人恐怖得无法言说的一天。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令人厌恶得无法言说的一天。 “我和六个人住在巴克教授那里。驱车去他那儿吃午饭的路上,我花几分钟去了我自己的住宅。两面美国国旗还在飘荡,大使馆的布告也依然贴在大门和前门的门板上。可是边门已经被日本人捣毁了。门户洞开,里面混乱不堪。所有的抽屉、壁橱和箱子都打开了,锁也被砸烂了,阁楼上扔了齐脚踝深的杂物。我不可能停下来看看何物被劫,但是被褥、衣服和食物大多不翼而飞了。王正廷博士作为礼物赠给我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上的刺绣,也被撕走了。日本人还砸烂了一张沉重的橡树餐桌。美联社的耶茨?麦克丹尼尔——我们的最后一名记者,于下午乘另一艘驱逐舰去了上海。我又托他带了一封 (选自(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侵华日军暴行录P 1—22,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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