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读“三国演义”差不多30年前，为了练练笔头，更为了不陷入文字狱的罗网之中，我就采取谈古不论今的做法，每天读一段“三国演义”，写一篇杂记，居然洋洋洒洒累积有数万言，而且都是不作任何修改，半个小时内一挥而就的，要知道我当时只是读到初二就工作的铁匠。感谢我的朋友陈虎章看好并拯救这些文字，否则，它们早在锻工加热炉中被付之一炬了。 我将陆续拿出其中最没有时代痕迹的部分，为了宣泄自己的怀旧感情，也为了给年轻人看看咱们当年步履蹒跚的脚印。 （四） 朱俊包围了宛城的黄巾起义军，一定要将他们斩尽杀绝。刘备劝朱俊“招降纳顺，”以刘邦打天下为例。朱俊却振振有词地说：“秦项之际，天下大乱，民无定主，故招降纳顺，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反，无此为善，使贼得恣意劫掠，失利便降，此长寇之志，非良策也。”就他们俩人的立场来说，都是站在地主阶级一边镇压农民起义，都不是东西。但是，就处理问题的方式来说,刘备显然要比朱俊棋高一着。 首先，朱俊将宛城团团围定，就犯了兵家大忌：“围师必阙”么，这是起码的常识。否则，被围的军队穷鹿抵虎，进攻的人伤亡很大，而且朱俊采取的又是不许投降的政策，兵置之死地而后生，起义军当然会为他们的生命索取最高的代价。如果网开一面，或者树起招降纳叛的大旗的话，溃散的军队则是最容易被歼灭的。 其二，朱俊不识时务。西汉末年，十常侍作乱，国家腐败，民不聊生，饥荒连年。虽未能象秦汉之际那样，但已有朝代下世的光景，各种症兆已露了出来。刘备“招降纳顺”的主意可能就包含着自成体系以掌天下的计划。而朱俊则一味愚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个朝代是他能维持得了的吗？ 其三，不识民情。百姓造反，皆因官家所逼。不是活不下去，谁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如果不缓和猛于虎的苛政，天下遍地干柴，朱俊哪有扑灭的神通！一面是逼老百姓造反，另一面是造反者死。扬汤止沸，实际上是加强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力。允许招降纳顺，是瓦解军心。革除积弊，消除苛政则是从根本上解决造反的可能。朱俊不竣其源而欲清其流能得之乎?! 曹操这一手就要高明得多了。他的嫡系青州兵就是黄巾中余党给收拢来的。当然，朱俊和曹操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由当时的封建制度所决定的，他们只能从事改良。而曹操和刘备在刽子手和牧师的职能交替使用的方式上，要比朱俊高明得多了。 （五） 十常侍作乱，危害天下，大臣们把他们视作汉室天下不得安宁的根源。为了铲除他们，有些大臣不惜身家性命，可皇帝却并不体谅他们的忠心，被砍掉脑壳的又岂止一、二。这样的大臣值得尊敬吗?! 宦官作乱，何代无之。从始皇帝的赵高开始，一直延绵到满清政府末年。即使在精励图治的大明洪武帝立下铜法之后，依然有魏忠贤的阉党案。这难道是这些有生理缺陷的人的心理变态吗？不！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法兰西帝国的灭亡并非是路易十六的好色，因为好色发生在马夫身上丝毫危及不到政权的存在。这说明个人品德之所以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是这个政权本身给他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法兰西帝国的崩溃是皇帝制度的本身，它允许品行恶劣者执掌大权，又允许掌权者为非作歹。没有路易十六，会有十八、十九,不好色会有其他劣行。皇冠一定要落地，皇帝制度一定要被推翻，这不是个好色不好色的问题。 以此类推，造成国家混乱的并非个人品德，而是宦官制度的本身。宦官是有罪的，因为他危害了这个政权，但是造成和促使宦官犯罪的则是这一政权。残酷的封建制度摧残了人的尊严，允许被个人轻率使用的权力则给宦官作乱提供了机会。所以，大臣们把十常侍当作罪恶的根源，以为铲除十常侍天下就会太平。殊不知，十常侍是这一不合理制度的必然产物。制度问题不解决，十常侍还会象九头蛇怪一样，砍掉一个脑袋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再长出来。不分散过分集中的权力，权力周围的炙手可热者还会以各种形式进行危及政权的斗争。大臣们可谓不察矣! 大臣们据理力争，招致杀身之祸，这也是愚昧的行为。汉初的吕后篡政，宰相王陵据理力争，被罢免还家，而唯唯诺诺的周勃却一举安定了刘氏天下。王陵少憨，是根据道理来办事情的；周勃则会随机应变，还会曲折地达到高尚的目的。天下人都以为据理力争,甚至不惜身家性命的值得尊敬。殊不知，看问题不见本质的可谓不察；知不用而言者，不智；杀身以彰君之恶者，不忠。所以，文死谏，武死战净是些沽名钓誉的话，一点也不以天下为念，唯有周勃才真正地令人肃然起敬。 （六） 为解决十常侍，大将军何进调大兵进京，结果引狼入室，给大野心家董卓的阴谋实现创造了条件。何进可算是乱汉室天下的元凶首恶之一。为什么大兵进京必然会天下大乱？是董卓的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还是处在权倾天下地位上的质变。换句话说，是董卓意志的结果，还是环境或各种利害关系的左右。如果换一个随便什么人进京，假使他忠心勤王的话，是不是会发生同样的结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的权力结构，难以推测。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兵集结京城，打乱了整个国家的权力部署，大有“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之忧。谁有军队，谁就能觑觎最高权力，这种情况是最利于乱中夺权的。 解决十常侍，曹操的意见是正确的,只要带上几十个人就行了。唐且在秦始皇的虎狼之庭上，仅以一个文弱书生的身份说，“五步以内，臣得请以颈血溅大王矣！”结果使满朝文武举止失措，始皇也为之战栗，这是实力政策运用得最恰当的典范。力量的大小并不只是全局范围的比较，而主要是直接的作用力。何进握有大权，却死于十常侍之手。假如他调一个军校去解决十常侍，汉朝末年的历史大概就会有另一种写法了。不知是什么心理原因，何进会采取这样愚蠢的措施。 十常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解决十常侍非得一锅端，决不能拖泥带水，心慈手软。如果要想分化瓦解他们，至少也要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否则，对他们的仁慈，甚至犹豫，就是对自己的残酷。 何进之死，何太后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如果不是何太后的说情，何进也许还会干脆些，这又应到了“妇道人家短见识”那句话了。不过，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何进自己有主见的话，何太后的话又焉能起作用？所以，对何进来说，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七） 董卓谋立陈留王，卢植引证了伊尹和霍光的故事反对之。结论用了不知哪位圣人的话，“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当然，他是假古讽今，含沙射影地骂董卓篡逆的。而这句圣人的话本身，则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思想。 伊尹大概是商朝有名的贤相，他把他的主子放逐在桐宫，另立新主（手边惜无资料）。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作为臣子放逐主子，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也就是“篡”了。然而，“有伊尹之志则可，”伊尹之志是什么呢？ 还是从历史上来找他的相似之处吧。受汉武帝托孤之恩的大宰相霍光废除了昌邑王，他说：“王行自绝于天，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受，臣不复左右。”这话的意思是：由于你自己平素荒淫无度，我虽然是你的臣子，但不能看着你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所以，为了替国家着想，只好对不起你了。 以臣子触犯皇帝是有罪的，然而，只要有替国家负责的精神，就另当别论了。伊尹之志大概也是指这个意思。只要动机正确，手段则是不计较的，历史上有的是这样的启示。 篡逆与替国家负责的表现形式同样都是把皇帝赶下马，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两种不同的动机，舍此以外，形式上是惊人的相似的。从较长的一个时期，根据换了个皇帝后实施的政策，才能辨别为私还是为天下。假如一开始就失败了，再好的动机都无从辨别，国家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善良动机的失败而蒙受更大的灾难。所以，失败者无论有怎样高尚的动机，都无法为自己解释，历史和后人还会给他加上种种罪名的。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的话很有些道理:“在一切不道德的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 伊尹和霍光如果失败了，谁也不会把他们当作效法的榜样，他们也一定会被当作权奸，白鼻子抹上几千年的。 实用主义者因此会说，成功就是真理，胜利就是一切。他们眼睛中只有鼻子底下一点点天地，看不到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真理能决定千秋胜负，成功只是一时强弱。要有正确的动机，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再加上巧于算计，才能既得胜于一时，又得胜于永恒。否则无论怎样辉煌的胜利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八） 丁原尚有公心，即使地主阶级的公心也要比吕布那种趋利赴益,赤裸裸的反复无常要好得多。每个阶级都有它的公私观，革命阶级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没落阶级也有他们一小撮人的利益。丁原还知道维护他们那个阶级的统治，董卓篡权对汉室天下总是不利的。所以，他站出来据理力争，或者还有种可能是，他不愿让皇帝权柄这块肥肉落入董卓口中，因此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了。但不管怎么说，总比吕布赤裸裸地有奶便是娘的行为要好，因为丁原客观上维护了中央集权。然丁原一无识者之明，二无驾驭之术，结果死于干儿子之手，宁不哀哉！对于胸无忠义，脑后有反骨的人，根本就不是虚伪的父子之亲所拢络得住的。只有造成一种格局，使他和你处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害关系中。否则，稍有收买的诱惑，则马上叛变。 武则天曾经对训马者说，她需要三样东西：“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不听话用铁鞭教训，再不听话则用铁挝，实在不可救药,就结束它的生命。训马是这样，对振长策而驭宇内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有时候用亲善，用父子之亲这一套，但是绥靖政策从来是靠实力政策作后盾的，没有霹雳手段，哪显菩萨心肠。 丁原待吕布不乏父子之情。如果以将官的威严开道，使吕布常怀惶恐战兢，偶尔晓以情义，也许吕布还不至那么轻易地叛变。丁原一布衣书生，懂得礼义，未必能适如其份地掌握刑赏。假如吕布撞在诸葛亮手中，那就未必不是一员上将了。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惜其勇而用之，立下了不少战功，硬是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不敢叛变。 所以，人之善恶差距是大的，但善用不善用的差距就更大了。善用者，愚者尽其力；贤者效其忠；智者竭其才;不屑者俯首贴耳。不善用者，身死人手，徒为天下者笑。所以，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九）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他残忍的地主阶级“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本性的大暴露。曹操多疑，错杀人在《三国演义》中屡屡可见。受正统思想影响的人只看到曹操的不是之处，而看不到曹操的多疑之后有果断。否则，他怎么能成得了气候！ 曹操的世界观是极端自私的，人的价值在他眼中从来是以对他是否有用来衡量的。所以，他轻率地怀疑，轻率地处置了吕伯奢一家。如果他把人家的生命稍微看得重一点，他的一生也不至于错杀那么些人。当然，在逃跑的途中，象漏网之鱼那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曹操，因为神经过敏而失去分寸也是可能的。不然，他多少也得考虑影响，考虑点陈宫的情绪。不至于那么随便地撕去遮羞布，一语道破天机，使陈宫和他分道扬镳了。 杀错了吕氏一家应该设法补救，怎么可以一错再错，把吕伯奢也给杀了呢？人们因为这样的推理更加深了对曹操的谴责。其实，这点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人头又不是韭菜，割了可以再长出来。挽救显然是不可能的，留着吕伯奢在，就是留下一个祸根，吕伯奢怎么也不可能原谅他。世界上认为曹操自私的将不是一个人，这对于曹操基本队伍的形成就增加了阻力，关键时刻甚至会瓦解军心。转瞬之间的家破人亡，对吕伯奢来讲也是个难以忍受的刺激。也许,意想不到的死，正是他最好的解脱。曹操会因为吕伯奢而威胁到他或许存在的一线天良。忏悔吗？曹操没那么多闲功夫，只好将错就错,把吕伯奢干掉就一了百了了。如果吕伯奢活着，曹操甚至会干出更卑鄙的勾当来。 吕伯奢的被杀是残酷的。但是，这是多疑的结果，而且是将残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自私和多疑铸成了大过，而果断则弥补了相当一部分。医学上有以毒攻毒的；数学上有负负得正的；政治上两个残酷之积等于相对的仁慈。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未然。他们只能对已发生的情况发表评论，而不能预见潜在的危机，所以指责曹操了。 其实，曹操的真正罪孽是自私，多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就方法来说，果断还是不容易的。但是，世界观错了则一错百错。越精明的人犯下的罪孽就越大。 （十） 十七路诸侯本身就是失败的根源。队伍领导不一元化，各自为阵，心怀异心，反董卓的决心是很不坚定的。同路人不少，一场大混战泥沙俱下，各人的野心稍得满足，堂堂皇皇的几十万军马便势如土崩瓦解。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有那么一支几万人的嫡系部队，其战斗力要远远胜过这些乌合之众。袁绍枉为盟主。如果他治军以法，赏有功，罚无能，也许诸侯联军也不至于垮得这么快。但是，他仅仅发一纸公告，慷慨陈辞一番。刘、关、张有功不得赏；袁术延误军粮，致使先锋失利而不能罚，此败兆已露。是袁绍不懂法制，还是盟主的地位难以实行法制，此不得而知。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称雄一时的军队，有十八路反王、有八百诸侯......。成功者却甚少，大抵转眼间便烟消云散。相反，开初名不见经传的小部队却越打越大，越打越强。原因它是由嫡系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脆弱的联盟。联盟者，首、尾、足一般强大，谁也领导不了谁，谁也指挥不了谁。打仗时不能有效地配合；和平时待遇难得公平；出了问题谁也惩办不了谁；有了功劳谁的嘉奖也无甚意义。势均力敌之间还必然导致分裂，除非谁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力量。不然，联盟是最大的危险。树大招风，加之根浅，柱空焉能不败。 (十一) 袁绍为了占有冀州，从根本上解决军粮问题，采用了逢纪的诡计，以平分冀州为条件，邀公孙瓒起兵，共同攻打冀州。然后又以红脸膛出现，把公孙瓒要攻打冀州的消息透露给冀州牧韩馥。韩馥本无能之辈，自然只能联络袁绍以抵御公孙瓒，他不知道祸水仍来自袁绍。于是，袁绍就中取事，夺取冀州，又杀了公孙瓒的兄弟，毁弃前约，结果引起了一场大的干戈。 究其主意本身不失为狡猾。袁绍、公孙瓒、韩馥，虽说不上鼎足而立，至少也是种互相牵制的均势。随便其中哪两位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袁绍如果首开战端，韩馥向公孙瓒讨救兵，冀州就非袁绍所有了。所以，逢纪首先要离间瓒与馥的关系，给瓒以空头支票，“以利诱之，”使瓒成为馥的牵制力量,均势被打破了。明做好人，暗耍诡计，冀州得来全不费功夫。 韩馥手下是有些忠正之士的，即使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也未必能解决危困。瓒与绍协力以攻，冀州仍成他人口中之肉，只不过袁绍不能独得其利而已。但假如韩馥能据险守上一个时期，以待他们内乱；或者离间他们的关系，胜负尚未可知；或者韩馥趁袁绍还没有撕破红脸的时候，许以某种好处，要袁绍陈兵倚角之势。袁绍照此办理，公孙瓒不敢进攻，袁绍的画皮被剥；不照此行，袁绍、公孙瓒协力进攻，抓住袁绍的通风报信，等待时机以行离间之计，战局又会逆转剧下。 这场战争，公孙瓒也是受害者。他吃的是贪心的亏，不义之财岂能轻易到手呢？在群雄并起的年代，谁都企图削弱旁人，牵制对方，然后自己从中崛起，哪有好处与人分享的呢？即使确实互利的条约，也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条约的背后还有些什么东西。公孙瓒贸然轻信，自取其咎。 袁绍得了冀州，却失去了信义。换句话说，他政治上失败了。在群雄割据时，信义是一笔很可观的政治资本，人心向背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失信义就是失人心，一时的得利孕育着最终的失败。应该讲有一个更为间接、更为不易被人察觉的方式，使韩馥处于被攻状态之中。然后，袁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这样，既保全信义，又能得到城池。逢纪的诡计败在只见利益，不见信义，他为埋葬袁绍挖了第一铲子泥。 （十二） 孙策新死，黄祖为江东俘虏。江东的条件是以生俘换回孙策的尸首，刘表同意这个交换条件。他的谋士蒯良主张趁江东无主，一举进攻，此千载一时，不能为一无谋黄祖而束缚手脚。刘表没有接受蒯良的意见,以为舍黄祖不义,于是接受了交换条件,各自班师。 人有责刘表妇人之仁，以一黄祖而失去进攻江东的好机会，此不智之至也。虽然，对刘表的批评是比较恰当的，但就这一事件而论，似乎只看到表面利益而没有看到本质的、潜在的利益了。黄祖和江东比较，谁都会舍黄祖而取江东。可是，舍了黄祖，众将士都会寒心：你只重攻城略地，丝毫不以将士生命为念，谁还会为你卖命打仗？黄祖本身不足道，可在这种情况下，却一身系军心。军心比较江东的分量不知要重多少倍！失去军心，部队不攻自破，还谈什么夺取江东。刘表换回黄祖是对的，但是，他干得还不漂亮。如果他虚情假意地说上一套：别说一个黄祖，随便哪个普通的士兵，假如能拯救他，我情愿以天下为代价。（当然，讲的时候，要结合那个时代士兵的心理状态，不然做作则全功尽弃），全军将士闻之,必然感激涕零，上下同心。因为交换的失利会因此而获得加倍的补偿。 当刘表交换完毕，就应该挥师东进，毫无信守条约的必要。兵不厌诈么！对自己的将士要讲信义，不能为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失却军心。否则，迟早是要失败的。为了巩固军心，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对于交战的敌人来讲，则毫无讲究信义的必要。只要能胜利，什么条约和诺言，通统可以踩在脚下。黄祖回来了，再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打他个丢盔弃甲。如果这一仗威声大振，诸侯都会前来朝拜进贡；失败了，当然是无耻之尤了。刘表没有这么干,其宋襄公的味道是很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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