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任何范式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都是为解决特定的问题产生的，而当新的“问题意识”出现以后，原本处于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就会呈现出危机；显然，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正面临着一场范式危机，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析其理。

主流经济学正面临着范式危机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及实践之反思（十九）

正因为理论本身体现了人的认知，因而不同时期的理论研究往往有不同的范式，这个范式体现了特定时期某一学科的成员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体现的是这些人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以及人类认知的深化，当曾为某一团体共同采信的原有范式，越来越难以对不断新生的社会实践问题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时，会导致该学科出现所谓的“范式危机”；而当范式危机激化到一定程度，由量变到质变就会引发该学科的“范式转换”。库恩认为，理论不可能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而只能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为此，他将科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前科学（原始时期）——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新常规科学……。显然，这种范式发展尤其适合于社会科学；事实上，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库恩范式的转换路径。首先，在中世纪崩溃以及新兴民族国家兴起之时，出现了由英国、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共同信奉的重商主义学说，但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国家干预造成的经济衰败日趋严重，重商主义范式出现了危机，以致在法国出现了激进的重农主义革命；其次，在重农主义革命基础上，斯密把生产领域从农业扩展到工业，从而以“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但斯密有关生产性劳动和自由放任的观点为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所继承，从而也逐渐产生了古典主义的危机；其三，基于古典主义内部的纷争，穆勒综合了当时的各种学说而把古典经济学综合成一个庞大的折中体系，但在暂时缓和了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学派的攻击的同时却引来了边际效用学派更猛烈的进攻，从而出现了边际革命；其四，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而建立了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但它过分强调市场出清且无法解释和预测宏观经济危机而逐渐瓦解；其五，凯恩斯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基于三个基本心理法则而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开出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处方，但凯恩斯经济学本身缺乏微观理论基础而面临着新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使得理性预期革命出现；最后，萨缪尔森吸收了新古典宏观派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特点而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但萨缪尔森综合本身就存在逻辑的不一致，因而西方经济学依旧存在着范式的危机。

一般来说，范式的革命和转换是“问题意识”促动的，而“问题意识”则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理论问题的反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而后者则涉及经济哲学问题。一方面，就现实问题而言：在重商主义时期，各国面临着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在生产领域不可能取得快速积累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这两条途径；在古典时期，基于扩大外贸和殖民途径的财富源已经枯竭，而工业生产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因而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到了古典时期后期，由劳动投入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而自李嘉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们如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等都转而关注分配问题，并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经济学建立的基石；而随着西方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全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健全，自边际革命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从生产转向个人消费，并在消费还主要局限于物质方面以及生产越来越依靠积累的物质资本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随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因而时下的主流经济学开始把理性的人如何行为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就理论问题而言：尽管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的，但重商主义仅仅把外在的金银视为财富而没有考虑人类劳动的创造；重农主义虽然开始强调人类创造的财富，但是却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在农业领域；斯密尽管把生产性劳动进一步拓展到工业生产，但也限于直接的生产必需物质品方面，没有考虑到社会迂回生产的间接劳动；同时，古典经济学强调财富的创造，却忽视了财富的分配问题，也没有分析人们如何最佳地使用财富，这些问题都促使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随着西方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健全，新古典经济学注着重探究了既存制度下个体有效使用资源的途径，而随着人们福利内涵和外延的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则专注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研究；显然，这都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本质深化。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面对的对象是物质资源，探究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也正因为如此，它局限于私人领域的问题，并主要处理边际效用相等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技术性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私人领域。其实，在整个新古典主义时期，西方经济学界之所以集中于物质资本配置的研究，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最为稀缺的是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是社会发展的生产瓶颈，物质需求也是人们的首要需求；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转到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如何更有效地创造和配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已经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等的产生。但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显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个人理性加以任意配置的，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譬如，一个社会中企业产权的构造根本上是基于激发人的主动性，但由于儒家社会对企业本身的认知和社会价值观与西方社会是不同的，因而在西方流行的委托－代理治理模式在中国就可能是无效的。正因为如此，原先专注于人与物关系的自然主义思维已经不适用了，否则就会像主流博弈理论那样，简单地把人与物的理性联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大量的囚徒困境；或者，也会导致单向监督的委托-代理治理方式的泛滥，并滋生出大量了激励不相容现象。

总之，经济学本身就存在强烈的人文特性，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就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从而建立在人类行为机理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人的思维就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原先狭隘的物质资源配置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理论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础之上，哈耶克就感慨，“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