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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杂谈（1）：资源稀缺性假定
从今天开始，想写写学习经济学原理的一些体会。经济学毕竟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学科，想全面阐释这些思想精髓，无论从能力还是精力方面都不允许，所以就选择一些原理来杂谈一下吧。目前已经设计了十几个专题，今后一段时间就写这些。由于资源稀缺性假定是经济学形成一门科学的重要前提，所以就从这里开始。
资源稀缺性假定是指相对于人们无穷多样的需要，资源总是不够的。学习经济学首先必须承认资源稀缺性假定，因为如果资源是足够的，那就不需要选择，也就不必考虑成本，当然就不会有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人们的需要是无穷多样的，也是无穷无尽的，满足了一种低层次的需要，就会产生一种更高的新的需要，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追求的是饱暖，到了90年代我们需要家电，90年代末我们需要电子通讯，现在我们开始购买住房和汽车，想想20年后我们可能会开始考虑私人飞机的需求。我们需求的结构总是在不断的升级，需要永远得不到彻底的满足。于是任何一种资源，无论总量有多大，总是稀缺的。 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面临着相互交替的选择，要增加“大炮”的生产，就会减少“黄油”，要优先满足“效率”，就要牺牲一定的“公平”，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熊掌和鱼翅，两者不可得兼”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优先满足什么，这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希特勒当时是要“大炮”而不要“黄油”，现在的中国开始考虑“公平”，而之前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效率”。 同时，我们就还得学会选择。“学会选择”意味着两点：一是要对需要分轻重缓急，必须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需要；二是要有选择的能力和方法，即能够做到“有效率的选择”。于是各类最优化分析的工具就发展起来了，如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成本收益分析、帕累托最优分析等。第一点实际上是关于选择方向的，是战略层面上的；第二点则是实现最优选择的方法，属战术层面。 承认资源稀缺性假定，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马尔萨斯认识到地球资源稀缺的，所以发表了悲观的《人口论》，马寅初看到了中国资源的稀缺，所以最早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也正是看到了资源在需要面前的不足，所以我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从“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转变为“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耕地少”，更因为感受到资源稀缺，我们才认识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步履维艰、进展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硬的”预算约束，资源不够的时候就会想到向政府伸手。政府在税收、就业和稳定的压力下，只好一次一次的“借用”银行资金注入。试想在没有资源约束下，管理层哪有动力去压缩成本、技术革新和开拓市场呢！于是产品没有市场，技术没有创新，管理没有效率，唯一有的就只剩下银行的呆帐和坏帐了。 上海的内环线，现在由于车太多而拥挤，特别是高峰时间，车速很慢，甚至堵塞，于是有很多司机就开骂政府，说为什么当初不设计成双向六车道。很多时候，有些人总是嫌这嫌那的，认为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做好，仿佛自己做，就一定做好。其实，让他做他也做不好，因为总是站在局外看局内，他不知道局内的资源约束和压力。 中国有句古话：家贫出孝子，这与资源稀缺也有关系。因为家贫，能够提供给孩子的物品是稀缺的。在资源的约束下，孩子从小就得学会“计算着过日子”，从小就得想哪些是当前最需要的，哪些是暂时不能解决的。那些最先得到的满足因为来之不易，就会得到格外珍惜，格外感激。记得很小的时候，看到别的同学有了一块电子表，就缠着父母，因为经济拮据，母亲卖了家里几个星期的鸡蛋让我如愿以偿，那时的激动和高兴的心情，现在还时时想起。 因此，承认了资源稀缺性假定，我们就明白了：在任何一个时点上，资源的供给与人们的需要都是矛盾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学会如何在稀缺的资源约束下“正确的做事”和“做正确的事”。 经济学原理杂谈（2）：经济人假设
如同社会学将人看作“社会人”，经济学把人看作为“经济人”。“经济人假设”也是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不过与“资源稀缺性假定”不一样的是，这些年，这一假定已经面临了来自经济学界自身的挑战，几位经济学家因为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重大的修正，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利己的，认为作为消费者，他会追求既定的消费支出换回最大化的效用（经济术语，也就是人们在消费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满足）；作为生产者，他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亚当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阐释了这一假设，随后的两百多年经济学的研究都是在遵随这一原理下进行的。 这一假定，往往难以被人们接受，尤其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三字经》中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们至少很难从伦理上接受“利己”，认为可能宣扬的是一种自私自利。很多人都认为“人性本善”是孔夫子倡导的，但据考证，这句话是宋代人添加的，孔夫子只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他只认为“人性向善”，即人都有向善、向美、向上的追求。“向”不等于“本”。 在市场经济中，正是由于人是理性利己的，交易时消费者追求的是低价，生产者尽量追求高价，在一系列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实现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也实现了市场的均衡。理性利己的动机和行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承认人是理性利己的，对于认识现实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会对人性的真相有了更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方面不能仅仅依靠人的良心发现，而是制度建设。 国家为了兑现“不让一位学生因为家境贫困而退学”的承诺，鼓励商业银行积极为贫困生提供助学贷款。但是，几年下来，商业银行选择了退出这个领域。当时，商业银行简化了贷款手续，贫困生只要作出信用保证，就可以贷到每年的学费和每月的生活费，学生可以在毕业后几年内还清本息。可是，在个人联合信用系统未能及时建立的情况下，毕业生们选择了拖欠和违约，据说违约率达到了20％以上。因为遵守信用的收益抵不上失信带来的成本，所以诚实守信的动力甚微。 2002年以来，我国反腐败的重点已从要求官员的道德自律转变为制度防腐、反腐，这实际上是对理性利己的认识的深化。几千年来，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官员的个人品德修行上，可是历史上真正的“清官”凤毛麟角。没有制度的约束和监督，人们凭什么能够抵制住利益的诱惑，也许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就不一定了。 多年来，政府积极努力打破地方利益保护，希望人们保护知识产权和自然环境，可是收效甚微。因为，前没有利益的诱导，后没有刚性的制度监督和惩戒，地方没有动力去牺牲局部利益来成全全局利益。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政策的执行有难度，或者会带来利益受损，人们就会变相执行。因此，下级的反应应该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政策效应函数之中。 因此，可以说，承认了理性利己的“经济人假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以人为本”和如何提高制度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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