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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领袖人物，我们贯用高度来作比喻。我们会说他们跃居高位，随机应变，高瞻远瞩。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危机期间，曾写过一封未寄出的信。，他在信中敦促英国外交大臣不要“把自己降低到穷于应付事态变化的水平”。 有一些领袖人物作为个人在同一代领袖人物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把“高度”比喻用于全体领袖人物，仍是十分贴切的。 高瞻远瞩 领袖人物一定要能够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们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 有些人只管现在，却记不得过去。也看不到未来，有些人抱住过去不放。极少数人则善于把过去应用于现在，并且在应用中看到未来，伟大的领袖就有这种本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在描写林肯时所写的那样：“对此人说来，有的时候天空会接触不到地平线，而他却看得到天际之外正在移动的物体。” 戴高乐和麦克阿瑟作为军事战略家，都属于高瞻远瞩的人物。戴高乐在反对一味依赖马奇诺防线的主张时曾经质问，如果敌人不肯进入“分割地形地带”，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麦克阿瑟则丢开日本防卫森严的岛屿，在其毫无戒备的向登陆作战。 在戴氏和麦氏的事例中，他们二位都是从本次战争、本年的技术水平出发考虑问题的，其他人却从上次战争出发考虑问题。机动灵活是克服马奇诺防线弱点的关键，也是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略的关键。有些事，过后想一想一清二楚，但身历其境时，却往往并非如此。 成功的领导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看到那些过后想来（也只能是过后想来）一清二楚的事，并且有意志的力量和权威推动前进。 1929年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整个世界在一夜之间跌进了危机的深渊，在这场无情的袭击中，许多扬帆商海的巨轮顷刻间都葬身“海底”或成为无用的“墓地”。在这场灾难的袭击下，世界的贸易陷入瘫痪状态，而海上贸易更是首当其冲，1931年的海运量仅为1928年的35%。 然而就在这场深刻的危机中，有一个人非但没有破产成为危机的牺牲品，而且还由此发了大财。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世界船王的奥纳西斯。 奥纳西斯国家斯在人们惊慌失措地相信世界末日为期不远的狂乱中，以高人多筹的先见之明和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而大发横财，。奥纳西斯认为，生产相对过剩，会带来物价的暴跌，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再度出现繁荣的时候，价格毫无疑问地会随之暴涨，谁要是现在能趁机买进便宜货，到时就可以以几倍的高价把它们抛出。 一位认识奥纳西斯并深知他底细的确著名经济学家，说：“这位来自伊兹密匀的希腊人找到了成功的金钥匙，即‘到其他人认为一无所获的地方去赚钱’。” 那么他到底要投资买进什么呢？公司的股票？房地产？黄金？艺术品？都不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被认为在危机中最不景气并注定遭难的领域：海上运输。 海上运输业在当时已处于瘫痪状态，但奥纳西斯却以他过人的胆识，把他的全部财产孝孤注一掷地押在了这像海洋一样深不见底的领域，他深信：一旦世界经济复苏就离不开运输，他投下去的本钱就会像热带植物一样狂风长，利润会滚滚而来。 那些日子，他像疯了一样，整天四处奔波抢购便宜货。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他得到一个消息说：在这场大灾难中，加拿大国营铁路公司和其他行业一样大伤元气一蹶不振，最后不得不靠拍卖产业度日，以求熬过这场大灾难。其中有6艘货船，10年前价值200万美元，如今船价暴跌，每艘只卖2万美元，即便如此，每艘2万美元的船只仍然没有人敢问津，就像一座巨大的“墓地”一样，静静地躺在深沉的海港里。奥纳西斯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了，他认为这极可能是实现他多年的梦想——成为船东的最佳机会。他那双鹰眼一般锐力的眼睛紧紧盯住了目标，必无反顾地赶往了加拿大，一揽子买下了6艘旧船，当时用12万美元去买了6艘“墓地”固然便宜，但在经济危机和贸易瘫痪的情况下却是极不寻常的。没有惊人的判断力是不敢下这样的决策的。许多人都把奥纳西斯的怪举视为丧失理智的狂乱行为，是为了自己寻找葬身之地。事态的发展也正如有些人所预料的那样，危机非但没有一下子过去，反而还愈来愈烈。整个世界经济都仿佛陷入了泥沼，无法自拔。有的好心人劝奥纳西斯赶紧再度跃价转手卖掉手中的“墓地”。面对严酷的现实，奥纳西斯表现得像大海一样平静，他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坚信危机总有一天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到来，货船肯定会重新获得它们应有的价值。即使真的世界末日到来，他也不后悔，何况经济危机也会像波浪一样，有起有伏的。 事实上，对于有头脑的人来讲，奥纳西斯的举动并非就是一件蠢事。事实胜于雄辩，奥纳西斯以后的成功无可辩驳的证明了“到其他人认为一无所获地方支赚钱”是一种十分伟大经营理念。 经济危机虽然没有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克服，但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濒临死亡的临界点上却激发了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虽然战争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策，但是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危机，同时也使濒临灭顶之灾的商运业务起死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需要大量的商船、货船运送战时军需用品和日常用品，给那些拥有能在水面漂浮的工具的人们带来了神奇的机会。就这样，奥纳西斯在加拿大购买的船只一夜之间从墓地里复活了。变成了漂浮在海上的流动金矿。奥纳西斯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船东。又因为他成为船东独特的历程，而获得了“机缘船东”的雅号。等到二战结束时，这六艘从“墓地”中复活的商船给他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这位“机缘船东”已经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在希腊拥有“制海权”的巨头行列了。 明确的使命 有建树的领袖必须懂得何时战斗，何时退却，何时严峻，何时妥协、何时讲话、何时沉默。 他必须具备长远观点——既要有目标和想象力，也要有明确的战略。 他必须具备全面观点——要看到一项决策同其他决策之间的关系。 世界船王包玉刚由“买船下海”到“减船登陆”的历程，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1949 年初，包玉刚夫妇、两个女儿及他的父母都住在这套公寓里。由于人生地不熟，再加上物价不断的上涨，所以，包家也不得不勤俭持家。据包玉刚的女儿后来回忆，当时父母给她们买的衣服都比身材肥大，以便能多穿几年，鞋子的尺寸也要比脚大一二号码，为的是能穿得时间长些。不仅对子女如此，包玉刚本人也是能省就省。例如，做买卖需要经常到处跑，没有汽车很不方便，但他舍不得花很多钱买新车。只好买了一辆较便宜的二手车。 对眼前的困难，包玉刚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寻找出路。由于包玉刚当过上海银行的副总经理，所以对金融业比较熟悉。然而，他明智地认识到，要想在香港金融界闯出一块天地，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因为，除了在港的英国三家大银行外（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标准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金融业基本上被广东人控制。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认为，从事不动产业，也许利润甚丰，包玉刚既缺乏资金，又缺少各种必要的关系。所以，无法在金融业与他人一比高低。 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认为， 从事不动产业，也许利润甚丰，包玉刚却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前途莫测，香港也很难说维持多久，所以，不能把极为有限的资金压在不动产业上。包家还考虑过其它几种选择，如投资港口设备，船舶装饰等。几经反复之后，包家决定搞进口贸易，因为，此行业容易获利，并且不需要长期占用大量的资金。 包氏父子与包玉刚的两个朋友一同组建了“新联公司”。虽然公司规模不大。但开张后的几年中赚了100万美元。公司也从中华大厦的那间狭小办公室搬了出来，不光是办公室扩大了包玉刚本人也当上了公司总经理，并有了一间私人办公室。当然，公司的招牌现在也可能堂而皇之地挂在门上了。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包玉刚着手进行新的风险投资。包兆龙希望投资房地产业，而包玉刚由于对香港的前途忧心忡忡，不同意这样做，此时的包玉刚对造船业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投资造船业，也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展。但包兆龙极力反对，认为航运业风险太大，包玉刚后来回忆说： “这是我最先我转轨之处，说实话，我从上海来到香港，同那时许多人一样，认为不过是权宜之计。我觉得，投资造船比投资地产安全，因为船随时能启航。那些年里，我们确实花了一笔钱在香港、东京、伦敦、纽约和新加坡为全家和下属购置一批房产。1955年春节后，以父亲恩准，我迈出了第一步。” 当年来香港之时，包氏父子变卖了所有家产，共得现金几十万，经过几年小生意，也赚了些，但倾尽所有，仍然不足以购买一艘船。 包玉刚提议，采用集资的方法，发动亲戚、朋友帮忙，经过多番游说，终于筹得二十万英磅的现金，买下他的第一条船。 这是一条在格拉斯哥建造的燃煤旧货船，运力为8200吨，已经有28年船龄了，名字叫英谖约。包玉刚将其改名为“金安号”为了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方便，包玉刚还为这条船取了一外英文名字——GOLDEN ALPHA，正如为女儿取名一样，包玉刚喜欢长幼有序，同时了也是为了方便记忆和管理，他决定同样用26个英文字母按先后顺序排列。到后来，随着船队的不断壮大，26个字母已不够用，包玉刚才采取其他的命名方法。 凭着一条老掉牙的旧船进军船运业，在世界航运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包玉刚正是以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翻开了他事业里程的新篇章。创造了一人航运史乃到富豪发家听的传奇。包玉刚投身航运业的时候，世界上已有不少船王级人物，美国的卢维克、希腊的奥纳西斯和尼亚哥斯地。相比之下，包玉刚只有一条旧船，的“船队”不免显得有些默然失色，甚至寒酸。有人怀疑：包玉刚就凭着这么一条旧船就想搞航运？是否异想天开？更有打赌：“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那么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这个打赌的人后来有没有食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包玉刚确确实实以一条旧船起家。建立了一个闻名世界的“海上王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在这个过程中，包玉刚靠的是什么？有人说包玉刚运气好，的确，包玉刚开始他的航运事业之后，倒也真的趋势避凶，事事顺利，别人没能躲过的灾难他能化险为夷。每次厄运过后，旁人不禁为包玉刚叫喊：“好彩！”然而在这个“好彩”背后，凝聚了包玉刚多少智慧和谋略！ 在谈到经营之道时，包玉刚曾谦虚地说：“用笨办法取得用户的信任，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同行。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险。” 什么是包玉刚的“笨办法”？美国一本畅销杂志《新闻周刊》曾经专文介绍过包玉刚的发迹史，其中一段话可以作为对“笨办法”的较不中肯的注释。文章写道：“船必须能够赚钱。他对追求这个目的的具有耐心。他避免冒险的单程包租，却以几乎达3/4的船只承接利润较低，但较为安全的几年期的定期包租。” 包玉刚买了第一艘船后，马上把它租给了日本山下汽船公司这次租约只有几个月，是包玉刚经营航运生涯中不多见的短期合约，然而几乎是唯一的一次短期合约却为包玉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1956年，也就是包玉刚购买“多安号”半年之后，亚、非两大洲连接的地方爆发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埃及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改归国有。派军队占领了运河的两端，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使用运河。 埃及总统的这一决定，使世界上大多数来回欧亚的船只，必须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随着路途的增远，运费理所当然翻着个儿往上涨。对船只的需要也忽然紧张起来。 适逢此时，他租予日本山下汽船，公司的“金安号”刚好合同期满，山下公司做出了比原来高几倍的租金，才为“金安号”续了约。包玉刚就拿这笔钱，继续购买旧船，并以4到5年的长期租约，租给货运公司。 当时国际上普遍采用短期结算的办法，按照船只行程计算租金。这样船主会获得较高的租金。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拥有超级油轮的船主更是纷纷坐地起价，与租户鉴定短期合约。但包玉刚却反其道行之。采取了薄利长租的策略。 放着高价不租，却用几年的租约把自己捆死，这是什么生意手法？——“行家们”纷纷对这位新同行的经营方针政策嗤之以鼻，有人笑他是“傻瓜”，有人则批评他不能算是真正的船家，只是一个“专门做生意的银行家”。然而，正是由于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以其特有的冷静，预见到国际市场的变化多端而采取了这个利润不高但保险的经营方式，才能使他避过了航运史上的几次大起大落。包玉刚认为，长期租约至少有两个好处： 其一是收入稳定、降低风险，包玉刚很清楚，像苏伊士运河这类的事件，遇上好景时，固然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如果遇上经济衰退或不利因素时，船只只好停泊荒弃一旁，连维修保养费也会亏损掉。 其二是可以取得银行的信用保证，出售船只的所在国银行，愿意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供包玉刚缴付购买船只现金不足乐缺的余额。 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短短的1年多里，他已拥有7条货船，并把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公司”。 从1961年到1968年短短的七年间，包玉刚的船队拥有的轮船达到50艘，排水量达350万吨值3 亿美元，到了1977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到达了顶峰。 当年，行销世界的美国《新闻周刊》对包玉刚有过这样一段评述： 他看来不像一个真正的航运界巨子，他在多半是法人组织虚张声势的西方人中，是一个谦虚的东方人。在沉迷于冒险竞争激烈的这个行业中，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保守分子，他是一个不习惯于海洋生活的后起之秀。1955年37岁投身于航运业时，甚至分不清船只的左舷、右舷，但是精力充沛、勤奋工作。……从此迎头赶上，而且后来居上。 1978年对于包玉刚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 距离他买下第一条燃煤的旧货船开始搞航运的1955年仅23年的时间，他已拥有200多条船、2000多万吨的庞大船队。荣登世界船王的宝座。 到这一年，他的船队发展至高峰。然而，就在他的船队发展至顶峰的时候，他突然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包括亲戚朋友、合作伙伴惊讶的决定；减船登陆。 令包玉刚做出这个惊人之举的原因，是他预见到世界船运衰退即将到来如果说包玉刚在五十年代初期，预见到世界航运的高潮即将来临，于是力排众议，投身航运，令他成为一代船王，那么，20多年之后，他又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航运的衰退。并及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两次预见，对他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包玉刚有一句口号：“不负责，不作过多借贷。”这句话一直指导着他的经营运作。 当他预感到世界航运低潮即将来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减少船的数量。 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包玉刚拥有2000多万吨的船队，其中有50艘超级油轮，这些油轮价钱昂贵，一艘油轮顶得上一座大厦的价值。 在石油运输繁忙时，这些超级油轮可是挣钱的宝贝，有时走一趟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于是各国的船主纷纷订购超级油轮，乐此不疲，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各国对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石油运输需求相应减少，一个潜在的危机慢慢显露出来：供大于求时，这些庞然大物将会成为负累。其昂贵保养费将会使船主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包玉刚最先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他第一步是要卖掉大部分油轮。首先是为大部分油轮订下卖出的价钱——订价之低，令那些仍然看好航运市场的船主感到吃惊和兴奋，由于其低价政策，很快，他就把大部分该卖出价的船都出手了。 事情过后，人们对他定下的策略在为赞赏，汇丰银行主席威廉后来说道：“这个举动当时令人十分惊异，一年前，他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主。一年内，他卖掉很多的船只，减少了借贷数目。在别的船主仍在买入时，他没有乘机要高价，他要价很低。 “那段时间，他十分冷静，这正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如果他告诉别人他的想法，人们就可能会跟着做。他是如何知道何时该把其船卖掉的呢？他四处旅行。打探消息。他收集各种各样的消息，结果他得出见好就收的结论，他是唯一没有在市场猛跌当口受到伤害的大船主，比起其他人来，他有十佳接近市场的感知力，他能够在船价暴跌前卖掉船只，减少借贷数目，收益虽然减少了但却能够不受伤害地脱了出来。” 卖掉了部分油轮后，包玉刚又开始着手为东亚航海公司及其船队投资。在这之前，包家出了比市场价高出50%的价钱买下了市面上的股票，以使得小股民能够有所收益而避免面对船务市场崩溃的危机。那时，远东公司是环球集团的第一家公众上市公司。它的船其约占环球船只总数的1/3。 在这之后的4至5年中包玉刚卖掉了超过一半的船只，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说道：“我们成功地还清了所有债务，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别的香港船主在他们的制度报告中仍然做出乐观的预测，订出的价格仍然大大高于市场价，我十分惊奇和担心，希望他们能逃过灾难——但很不幸，自从1985年起，他们不得不让他们的股票在交易所停止交易了。” 由于包玉刚在七十年代末就预见到世界航运事业会走向萧条，他及时地卖掉了相当部分的船只，这使得他顺利地逃过了航运的萧条时期的灾难，并积聚了相当的力量向陆地上的不动产市场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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