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报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参与创办了学生刊物《双十》(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参与创办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1933年后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左翼文化运动，主要是戏剧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解放后，担负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工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等多种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
夏衍去世已10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已解放，上海也指日可下，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刘少奇临别时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认为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周恩来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原有文学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当然也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所必需采取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和策略。
5月16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 “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都在这里。5月24日，一位管总务的同志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他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49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是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他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
5月27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莱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4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12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他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6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日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2]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
1979年5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1949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4]
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即使文采风流的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人角色的夏衍也不能很快就适应。他回忆说：
“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30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是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顺应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出去开会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门一定要事先通知警卫班，乃至对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爱人’之类，对前者我只能服从，对后者我就‘顽抗’到底。”[5]
面对新的现实，除了“适应”、“服从”和“习惯”，夏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1949年，夏衍进上海不久就察觉到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严重不足，特别是跟处以下的干部谈话，许多问题讲不通，一般说来，他们对政治性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也随口会说，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就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知识面太窄（历史和科学常识严重匮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发现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共在上海乃至华东文化、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一再在座谈会上号召部下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几乎毫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科一级干部来了一次常识测验，按初中程度的标准出了50道题，测验的结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70%，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答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他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1949年以后“留用”的前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时代的金圆券折合老区的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一般都有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实行的都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老办法，即便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所以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低得多。党政军干部的供给制、“低薪制”和 “留用人员”的“保留工资”就发生了矛盾。
一次陈毅请刘伯承在家里吃饭，夏衍、潘汉年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威名显赫的元帅都在哭穷，陈毅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伯承则说自己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不无自嘲地对夏衍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方面，拿“保留工资”的人也有不满、不平，他们的看法是，你们住的是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这种矛盾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只不过小事一桩，大家都服从这种安排，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夏衍却在思考这些不该思考的问题了。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过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新闻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
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
据包天笑日记，1949年7月25日上海遭遇1915年7月28日以后最大的一次台风，死19人，其中5人是因房屋倒塌触电而死，上海街头的行道树有被连根拔起的，有被风吹倒的，积水盈尺，司机纷纷涉水回家，街上到处是散置的车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电车与公共汽车停驶，来往上海的铁路交通也停止。[6]
事过境迁，1981年夏衍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7]
二是他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1950年8、9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8]
从1949年8月1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沓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
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他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这年初冬，夏衍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他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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