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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 21日，香港各报以特大的红色标题，报道朱总司令渡江作战的命令和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的消息。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的捷报又接踵而至。为了庆祝南京解放，新华社香港分社于 4 月 26 日，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大酒店八楼的大厅里，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酒会。 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规模颇大的宴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潘汉年也参加了宴会，和大家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许涤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4 月下旬，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要求他们立即赶赴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这时，潘汉年已得到党中央的通知，要他担任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 4 月 28日，潘汉年和夏衍、许涤新乘“东方号”轮船离开香港，乘风破浪驶向天津。 “东方号”是一艘只有三千吨的小型轮船，它挂着巴拿马旗，船中装满了货物，舱面有几个作为旅客居住的小房，靠近船头的餐厅设备相当好，站在餐厅里，就可以遥望海天一色的大海。 望着餐厅外边的海天景色，他们想起了许多往事。 潘汉年谈得最多，他谈到 1933年夏季如何进入苏区，如何亲身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亲身经历艰难困苦长征。 他的谈话，重点是在批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硬拼干法。 有一次，他谈到：几个来自莫斯科的负责人，听到上海地下党连续三次遭到大破坏，而农村武装斗争又是如此艰难，曾经提出一种想法，要把党中央搬到南洋，特别是新加坡，而从国外秘密地向国内发出指示。 毛泽东同志坚决地反对这种想法，认为这是取消党中央的一种做法。 南洋并不太平，南洋并不是不反共，把党中央搬到南洋，那是寄人篱下，那是在使党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而且，党中央离开了中国，脱离了人民群众，又怎能发出正确的指示? 毛泽东同志说:“离开了工农武装，放弃了革命根据地，那是很危险的。只要有工农武装，只要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不但有立足之地，而且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同志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连在上海的党的中央局也在两年间遭到三次大破坏，难道把中央搬到南洋就平安无事”？ 这样，要把党中央搬到国外的想法,就被否定了。 潘汉年在谈话中，也讲到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不少好同志在肃反中丧失了生命。 后来，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正是对过去苏区肃反扩大化教训的总结，因为，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 潘汉年在谈话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 夏衍说的，多半是他在日本和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问题，许涤新则谈了自己在上海中央局第三次大破坏中被捕的经过。 潘汉年颇感兴趣，因为那时他已经在中央苏区工作，对上海地下党第三次大破坏的情况不大了解。 在航行期间，每日三餐，他们三人就在饭后摆起龙门阵，一面看着时而波涛起伏、时而平坦如镜的大海，一面娓娓而谈，没有一点拘束，加上全国解放在望，心花大开。 在海上航行了七个昼夜后，5月 4 日傍晚，他们抵达塘活。 到码头来迎接的是冯炫同志，潘汉年和他是老相识，他们在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在一家破旧的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晨，乘汽车到天津，住在睦南道的原美军招待所。 从塘沾到天津的路并不长，但是这条公路的路面崎岖不平，因而汽车颠簸不止，漫天的尘土，不断地向车里进攻，弄得他们几个人满头满身都是灰尘。 到了招待所，才把身上头上的灰尘洗去，吃饭、休息之后，他们来到到附近散步。 平津解放还不过几个月，天津的街头还是那副败落不堪的样子，这显然是国民党的搜刮摧毁所致，但随处都可以看到庆祝“五—”劳动节的标语，也不时能听到《解放区的天》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 在天津住了一天，次日，潘汉年他们乘火车到了获得新生的古都—北京。  李克农（右二）、夏衍（右三）在弓弦胡同李克农住处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傍晚，他们到了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处，李克农当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刚坐定，李克农就叫人来给他们拍照，他说: “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 拍照后一坐下，李克农就大谈起来了。他像说故事一样，谈他三次到北平的不同处境: “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我是化了装，小心翼翼地进入北平的; 第二次是在1945 年冬到 1946 年夏，我是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那时候我同国民党人员几乎天天见面，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第三次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是以主人翁的资格进人北平的，革命在前进，局势在改变，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自从离开香港，潘汉年他们就没听到有关时局的消息，所以，就向李克农要当天的报纸，一位通讯员拿来了一个报夹子，又偏偏没有 6 日和7 日的报纸，好容易才从李克农的口中，知道了“三野”已在 5月 3日解放了杭州的消息。 在弓弦胡同，李克农还兴致勃勃地设宴为他们洗尘，李喝酒很豪爽，他拿出一瓶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殷勤劝酒，但他们三个人都不会喝酒，结果是李克农自酌自饮。 他们谈到不久前，刚从香港回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人的情况，谈到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久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十一点才散。 最后，李克农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了，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晚好好睡一觉吧。  1940年代，北京饭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他们便离开了弓弦胡同,住进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 潘汉年住的是 303 号，事情也真巧合，1955 年底潘汉年被捕时，也住在这个房间。 因为南下之前，他们必须要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而潘汉年对各方面情况又比较熟悉，所以一切活动都由潘汉年去联系。 过了一天，潘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他说，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同志都在香山，工作极忙，所以接见的日期要挤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决定后临时通知。 恩来同志则在城里，明后天就可能约见，所以还有一天时间可以自由活动。 5 月 8 日晚，朱德在北京饭店请潘汉年一行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当潘汉年向朱德介绍夏衍和许涤新时，朱总司令用他那相当浓厚的四川口音，慈祥地对他俩说: “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你们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南方局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也经常提到你们，你们在白区奋斗，是辛苦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更需要你们继续努力。” 总司令对人和蔼可亲，从举止中，看不出他就是名震全球、叱咤风云、指挥百万大军的伟大名将。 席间大家并不拘束，而是谈笑风生，饭后喝咖啡的时候，李克农还讲了一个笑话，说国共谈判的时候，张治中将军请中共方工作人员吃西餐，饭后，他问一个通讯员好不好吃？回答是西餐很好，只是最后一杯“药”(咖啡)实在太苦。 朱德同志听了哈哈大笑，对服务员说：我们这些人不怕苦，再来一杯苦药。 5 月 11 日晨，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约他们三人到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列席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 在少奇同志讲话之前，周恩来让潘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的经过，其中还谈到李济深先生离港时的惊险情景，夏衍做了一些补充。 接着，周恩来问到许涤新:“你还有什么话说?”许涤新说:“我们在港的资金不多，不能大数量的进货，因而展不开!” 周恩来把许说的“大数量”三个字,听成“打苏联”。他大笑起来，问许“为什么要打苏联?”潘汉年纠正了许涤新的发音。 周恩来笑着对许说:“你住了三年香港，连普通话也退步了，真是想不到的事。难道广东人就讲不好普通话？全国快要解放，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普通话说不好，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啊！” 11日晚，周恩来要潘汉年他们到颐年堂谈工作，周恩来对接管上海的工作，做了很具体的指示。 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 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陈总。” 他还宣布，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和统战工作; 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 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 他还指示潘汉年，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上海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谈到凌晨，周恩来才叫车子把他们送回北京饭店。  图片来自网络 12 日下午，潘汉年他们接到通知，中央负责同志将在香山接见他们，要他们晚八点以前赶到香山双清别墅。 晚十点，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们三人，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汇报。 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的态度。 潘汉年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还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李济深留在香港; 后来我军胜利渡江，南京解放，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解放的南京酒会，他们没有干涉，还让一些“太平绅士”参加了我们的酒会。 至于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我们离开香港之后，所以这之后他们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我们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笑着说: 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看来他们是会留有余地，不会把棋走死的。 当潘汉年请毛泽东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 毛泽东还说:“你们三人都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工作做好啊!” 当时，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还亲切地称潘汉年为“小开”。 5 月 13 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会议，听取对上海解放后如何开展文化工作的意见。 潘汉年、夏衍、许涤新、茅盾,周扬、萨空了、胡愈之、沙可夫、袁牧之、钱杏邨、郑振铎等出席。 周恩来说，今天约大家来，是想对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听听各位的意见： 第一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决定要在政协开会之前，开一个文艺界的代表大会，目的是解放区的和大后方的文艺界会师，加强团结； 第二是今后新闻工作问题，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办报方针，和如何对待民办报纸的问题； 第三是上海即将解放，汉年等人很快就要南下，想听昕大家对解放后上海文化工作的意见。 上海是最大的文化中心，情况又比较复杂，今天在座的又都长期在上海工作过，所以希望大家对这项工作提点看法和意见。 周恩来听取了大家的汇报，接着让潘汉年讲了上海文艺方面的一般情况和今后工作的设想。 然后，周恩来作了总结，讲了几个问题： 一是总的方针一定要严格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办事，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对文艺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学者专家，还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名演员，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 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请你们把这个意思，告诉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民主人士，他们在沦陷时期吃了苦，受了委曲，但解放后千万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总的一句话是要团结，要安定。 随后，刘少奇也接见了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主要谈的是政法、经济方面的事情。 他问潘汉年，上海解放，青红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 1927 年那样出来捣乱? 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去看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开香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保证，一定安分守己。 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红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 刘少奇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在北京的一个多星期里，潘汉年他们三人不但要向党的领导汇报，而且，还要拜会从香港到解放区来的民主人士。 潘汉年把拜访李济深摆在第一位，其次，还看望了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盛丕华、包达三、篑延芳以及梁希、施复亮等民主人士。 这段时间，潘汉年他们是在兴奋而紧张的日子里度过的。 杭州的解放，是在他们到达北京的前三天；武汉解放，是在他们到达北京之后。 他们在北京饭店的楼上，看见大队大队的群众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在长安街上游行庆祝，他们虽然没有同群众一起游行，但是，内心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他们感觉到，天真是要亮了! 5 月 16 日，潘汉年一行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同行的有盛丕华、篑延芳、包达三和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等上海工商界知名人物。 还有周而复以及一位被称为杨秘书的年轻人。 潘汉年他们三人是从弓弦胡同 15号出发的，李克农亲自送行,，他站在月台上，直到车开的时候才离开。 为了他们的安全，中央还派了一班警卫战士一路护送。他们坐的车厢是旧式的头等车厢，附挂在一节货车的后面，铁路刚修复，车走得很慢，颠簸得很厉害，沿站不停，而且车里的供水还没有来得及解决。 第二天下午到济南，当时的山东省长康生带了十几个人在车站迎接他们，一下车他就和潘汉年热烈拥抱，也和那位姓杨的青年秘书热烈拥抱。  图片来自网络 潘汉年把他们向康生一—作了介绍，康生陪他们到车站附近的一座洋楼安顿下来，原来，这儿是当时省政府的办公楼，据说马歇尔调解时期，就在这里和中共代表团谈判过。 房子很宽敞,每人住一间客房，康生于晚间盛宴招待这几位民主人士和潘汉年一行，康生席间拉杨秘书坐在身边，特别亲热，夏衍、许涤新都暗暗惊奇。 后来，潘汉年告诉他们，说这位杨秘书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并嘱咐他们不要声张。 晚饭后，康生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场京剧晚会，他们在济南呆了一天半，又继续南下，路过邹县时，潘汉年拿出照相机，给他们几个人在孟子的石碑前面，照了一张像，照片中有毛岸英、许涤新、周而复、陈坚和一位搞情报工作的同志。 车到徐州，前面的路轨出了问题，据说不久就可修好，于是只好在车上干等。 潘汉年和夏衍、盛康华在月台上散步，忽然看到一张徐州市政府的安民布告，后面的署名是市长曹获秋。 曹是“社联”盟员，潘汉年和夏衍与他有过工作关系，所以他们笑着说，要是曹荻秋知道我们在车上啃大饼，他也一定会像康生那样招待我们吧。 车到南京，刘伯承接待了潘汉年三人，他问了香港的情况，又问北平的情况和党中央有什么指示，潘汉年作了汇报夏衍、许涤新作了补充。 他们在南京，住的是国民党原来的“华侨招待所”。次日，他们到汤山温泉洗了一个澡，这是他们在这次旅途中，休息得最好的一天。 因为战事刚结束，铁路还来不及完全扫清障碍，火车越向南走，故障越多，停停走走，直到 23 日傍晚才到丹阳。  丹阳总前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带了一批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安顿在一处临时招待所，次日一早，扬帆带他们到“三野”会议室，去见陈毅同志。 此时，“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正在开会，在座的有邓小平、粟裕、宋任穷、曾山、刘晓、刘少文等同志，饶漱石说是患了感冒，戴了一顶黄色军帽也坐在厅的中间。 陈毅正伏在一张方桌上，签署“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布告”。 陈毅和他们三人热烈握手，不等扬帆介绍，就大声地说:“等了你们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用不着向你们介绍上海情况。” 他穿着一件黄褐色军服，光着头，手拿一把蒲扇，边扇边说: “你们刚从北京来，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人事安排，你们已该知道了。我们印了一本小册子，主要是人城纪律和党员守则，可以看看。中央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倒想听一听。” 潘汉年向他汇报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所作的指示。 谈话中，机要员进来请陈毅接电话，他到内室接了电话回来，对潘汉年他们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吴淞，国民党在上海只有几个军的残兵败将，已经没有什么仗可打了，我们随时可以拿下上海。 在这里踏步不动，主要是对接管干部做点思想工作，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个烂泥坑，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你们得分出点时间来，分别对接管的干部讲讲上海情况，凡是要注意，要提防的事情，你们讲比我去讲更好，你们有感性知识。 陈毅还说：刚才聂凤智来电话，可能明天就要开拔，今晚好好睡一觉吧。 5 月 24日，陈毅和潘汉年召集有关干部开会。陈毅讲的是入城纪律问题，如一切要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不懂的事情不准乱动，最后还讲到，这方面的事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会后，管总务的同志还发给潘汉年、夏衍、许涤新每人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从这天起，他们就算入了伍。 为了防空，接管队伍随同华东局机关，于当晚分批乘火车从丹阳出发。 25日中午到达南翔，傍晚才向上海进发。 26 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金神父路三号花园(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扩大会议，庆祝地下党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 陈毅和饶漱石都讲了话，陈毅的话并不长，但充满着无限革命热情，非常鼓舞人，会师的场面是热烈而亲切的，穿着军装和穿着西服或便服的同志热烈地拥抱。 潘汉年认识的人最多，同他握手和拥抱的人，可说是数不清，因为不少干部过去是通过他，而进入解放区的。 许涤新笑着对潘汉年说:“我们在丹阳人了伍，算是解放军；但是，我们又在上海干了好几年的地下工作。我们是把今天会师的两重资格集中在一身的，是不是?” 潘汉年点头称是。 5 月 27 日上海宣布解放。一百多年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垒的上海,终于回到中国人民手里了。 潘汉年和无数在上海出生人死、英勇奋斗的革命战士，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直梦想着上海解放的那天!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 22年的奋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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