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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 《作家文摘25周年珍藏本·绝代芳华》 点击上图了解详情 初到北平 1949 年初，外婆何香凝本来早该从香港北上了，但时值冬天，外婆怕冷，她想等天暖再走。开春的时候，潘汉年告诉外婆，舅舅廖承志又添了一个男孩，外婆大悦，这下她急于去北平看孙子，也顾不得天气了。北上之前，外婆想准备一份礼物送给毛泽东，她让妈妈陪她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寓所，请张大千画了一幅一米多长的 《荷花图》。 潘汉年派人为我们安排北上事宜。这批北上的人并不仅我们一家。1949 年 4 月初，我们上了一艘希腊货船。 4 月 11 日，我们一家从天津坐火车抵达北平。站台上，妈妈首先看见了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还有许多外婆的老朋友、先期到达的民主人士以及早期的黄埔军校出身的著名将领，共几十人，他们都热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妈妈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这热烈场面令她落下了眼泪。出站的时候，邓颖超拉着妈妈的手说：“你一直当秘密党员，现在北平已经解放，你的党籍可以公开了。”妈妈说：“上海还没有解放，孙夫人 （宋庆龄） 还在上海，公开我的党籍是否会对她不利呢？”她表示还是过段时间再公开为好。 何香凝与毛泽东 当晚，毛泽东在怀仁堂设宴为外婆洗尘，周恩来、邓颖超作陪，妈妈、舅舅、舅妈也出席了。外婆亲手把张大千的 《荷花图》送给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后来把它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问妈妈：“多少年没有到北平了？”妈妈答：“这还是第一次。”周恩来笑道：“怪不得说起普通话来南腔北调呢。” 艰难的转型 安定下来之后，邓颖超问妈妈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妈妈说她什么都不了解，就请大姐安排吧。于是，邓颖超安排妈妈去全国妇联。当时妇联国际部部长是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除了她之外只有一个叫戚云的人。杨之华对我妈妈说：“国际部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戚云是秘书。”妈妈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听杨之华这么一说，便诚惶诚恐地提出：“副部长我当不了，让戚云当副部长，我当秘书吧。”妈妈是个直率的人，说这话并不是客气，是她的真实想法。但是她不知道，“大实话”并不合时宜。 妈妈上任后负责的第一件工作是为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搞一个展览。妈妈不熟悉新的工作环境，遇到许多具体问题。那时妈妈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协助她工作的几个人是基层来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说妈妈是“民主人士，不会办事”。妈妈反驳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为此，回到国际部，妈妈受到批评：“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暴露秘密党员身份。”（妈妈的党员身份直到 1953 年才正式公开。） 廖梦醒与邓颖超 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妈妈不习惯“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老区的思想教育方式，她也不善于在会议上作长篇大论发言，更不会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而这些都是当领导不可或缺的本事。因此，妈妈当领导，就像在炉子上烤一样。直到有一天，有人当面对她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副部长！”妈妈就找邓颖超表态：“本来我就没有能力去领导别人。我的能力大概只能去打字。领导不用顾虑我没犯错误不好降我的职，如果分配我去当打字员，我也愿意。”邓颖超安慰妈妈不要胡思乱想。 妈妈在日本长大，习惯讲礼貌，别人为她做一点小事，比如，走在前面的人为她开开门，她都说“谢谢”。在重庆曾家岩，妈妈讲礼貌有口皆碑，“李太太特别讲礼貌”是一句夸奖的话。可是在这里，妈妈讲礼貌成了“毛病”——“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甚至成为笑柄。有人一见她就嘲笑地学她“谢谢，谢谢”。一次，她友善地伸出手与人握手，对方竟拒人千里：“我刚刚洗过手。”妈妈大惑不解，在她的心目中，“同志”是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人，是在伤心的时候给她温暖的人，就像重庆时代的同志那样。过去的同志情谊现在哪里去了？ 搞展览会的时候，妈妈每天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外婆已经就寝。外婆习惯于子女每天早晨向她道早安，晚上向她道晚安，现在多少天也见不到妈妈人影，外婆很不高兴，以为妈妈故意躲避她。外婆是个直肠子，高兴不高兴全摆在脸上。妈妈难得一天早点儿回家，看见外婆也不是好脸色。妈妈后来说，这段日子很不好过，“在机关看白眼，回到家看黑脸”。 不久，妈妈就决定搬到机关宿舍去住。妇联给她在东城史家胡同 15 号腾了一间大约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这是后院一个里外间的里间，外间是集体宿舍，住着三个女同志。这段日子是妈妈最困难的时候。每逢周末，妈妈看见年轻人成双成对出去，年纪大的坐丈夫派来的汽车回家，她无处可去，就想爸爸 （李少石），暗自伤心。爸爸死后妈妈特别喜欢李清照的词，她在纸上写着：“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心理学家丁瓒给妈妈看过病，他告诉舅舅，妈妈有抑郁症，发展下去后果堪虞。舅妈把这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注意妈妈的情绪，我很震惊。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不懂得妈妈的痛苦。有同志劝她再婚，但是她忘不了爸爸，也怕我不接受，拒绝了。 妈妈诚心诚意地进行思想改造，光是笔记就不知写了多少本。她努力紧跟党走，不断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李湄和廖梦醒 机关常常要填各种表。每次填表，“出身”这一栏都使她犯难。外公廖仲恺毕生跟孙中山搞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共产党肯定的人物，外公是“革命先烈”，也是共产党承认的。但外公又是国民党的高官，而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妈妈搞糊涂了。结果，她在“出身”一栏里填的是——“革命官僚”。 1955 年 4 月，潘汉年到北京开会，妈妈去北京饭店找他，找不到，后来听说他被抓了起来，妈妈惊呆了。新中国成立前，潘汉年和我妈妈有长期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怎么可能是“特务”“内奸”呢？这件事对妈妈打击很大，她开始失眠、头疼、心悸、关节疼，医生诊断为“更年期症状群”。妈妈从年轻时候起，习惯了每天早晨用凉水擦澡，数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她的身体本来很好，绝少生病。但是从这时起，病魔一直折磨了她几十年。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 宋庆龄的 160 封信 不久，我、丈夫和一双儿女全都离开了北京，天南海北到各地去了。剩下妈妈一个人独自留在北京，孤苦伶仃中她写信向宋庆龄倾诉。 信投寄之后，就是等待回信。妈妈开始了以写信打发日子的生活。宋庆龄也一样。妈妈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有宋庆龄写给她的 160 封信，这些信集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宋庆龄给妈妈的信里很少谈公事，大多谈个人的喜怒哀乐，交换对某人某事的看法，回忆老朋友等等。一句话，事无巨细她都写在信里，以至舅舅对妈妈说：“Aunty 打个喷嚏都要告诉你。”她的信使用什么纸的都有。有一次便条就写在装五香豆的大信封上。她写道：“送你一包新做的上海五香豆。小心黏牙 （如果你有假牙的话）。”还有一次她寄来的卡片上，一面是两只可爱的小狗，笑眯眯地鼻子对鼻子，另一面写着：“在这种鬼天气里给我亲爱的辛西亚开开心！”“鬼天气”是指寒冷的冬天，宋庆龄是南方人，北方的冬天使她难受。 有一次，宋庆龄和我妈妈一同去参加一个活动，事后她想送我妈妈回家，被人劝阻了。她回到家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我很抱歉不能让你跟我一起上‘红旗’车，因为××告诉我，他已经为你准备了车。看来，现在连这种事也有规定了。我不理解，也不欣赏。不过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已经学会说话不要太直率了。” 更多优惠信息请点击下面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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