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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拟邀人员包括各个党派、各个民主团体的代表，共600多人。 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让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非常关心，亲自写信邀请她北上参加会议。 这个人，就是宋庆龄。
不过，宋庆龄的北上之旅并不顺利，她一开始甚至拒绝了毛主席的邀请，不想去北京，直到毛主席、周总理第二次发出邀请，并派邓颖超亲自去上海做工作，宋庆龄才最终答应北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早在1949年1月19日，尚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周总理，就联名给宋庆龄发去一封电报，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电文写道：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臻意，伫盼回音。” 这封电报经地下电台转送到了宋庆龄的手中，但不幸的是，这个秘密地下电台被发现了，牺牲了好几个人，连宋庆龄的助手廖梦醒也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为了安全考虑，就让廖梦醒立即转移到香港，自己仍然留在上海。
然后，宋庆龄给毛主席回了一封信，这样写道：“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另外，宋庆龄还写了一封信，是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一起看的，这样写道：“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浓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可见，宋庆龄这次没有答应北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身体有病，需要在上海治疗，第二是上海当时还没有解放，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反动派所监视，在安全方面没有保障。 对于宋庆龄的这些理由，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也都非常理解，就没有再催促。 直到1949年6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而且全国大部分地方也都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周总理就决定再次邀请宋庆龄北上，并请邓颖超亲自去上海迎接。
1949年6月19日，毛主席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样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另外，周总理也写了一封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 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当时，宋庆龄的助手廖梦醒已经从香港去了北京，这次就跟邓颖超一起去了上海，见到了宋庆龄。 廖梦醒先去见宋庆龄，跟她说明了来意，宋庆龄看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后，没有表示去还是不去，而是神情复杂地说了一句：“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怕到那里去。” 宋庆龄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她一生中的挚爱孙中山先生，就是在北平去世的，因此，宋庆龄视北平为伤心之地，从孙中山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北平。 不过，宋庆龄还是答应了见见邓颖超，在邓颖超的极力说服下，宋庆龄最终答应了北上。 可见，宋庆龄不想去北平，并不是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共产党有什么看法，而是有着私人原因。 但是，宋庆龄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当邓颖超向她说明北上的伟大历史意义时，宋庆龄也勇敢地放下了个人恩怨，毅然北上，共建大业，体现了一位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参考资料：《宋庆龄往事》《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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