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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大师林语堂博士学贯中西，年轻的时候也曾热衷于救国救民，与鲁迅一样针砭时弊，和学生一起游行，曾和人办《论语》与《人间世》。郁达夫对林语堂的评论是：“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
在这本《中国人的生活智慧》里，就可见到林博士的真诚与勇猛，对当时国人的智慧和德性，林语堂开门见山毫不避讳：“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他的眼里，这些品性使中国人失去思维与行动能力。“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底，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林语堂既在居室饮食等等琐碎的事物里发现中国人思维与情感的特点，又在这些对日常生活精益求精的审美追求里看到危机：“这样过于丰盛的菜肴，是处于敬客的虚假形式……很可能，中国政府效率的所以低弱，直接导因于全体官僚大老爷个个须每晚应酬三四处的宴会。”
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关注心灵快乐的作家，大家都在国仇家恨的时候，林语堂却早已开始了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健全的人生意识。他把艺术、诗歌、宗教的存在目的，归于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感受力：“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
在那战火纷飞诸多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时代，林语堂的快乐原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他善于发现尘世的天堂，充满对生活与未来的期待与勇气，对陷于困苦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未始不是一种暂时的解脱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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