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至7月，我集中精力阅读了贾大山后期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我指的是他在1986年以后所创作的这些篇幅短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篇目在《贾大山小说集》的目录中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版面。也就是说，贾大山在他生命最后的10年里，实质上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小说作家。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他所创作的小小说的看法，是《莲池老人》的看法，也是《会上树的姑娘》的看法，更是《邵思农先生》的看法。
在连续两个月的阅读之中，我常常会感觉到来自1997年2月20日的悲伤。那一天，是贾大山英年早逝的日子。也就是在那一天，贾大山不得不停止了对小小说朴实幽默和清新隽永的热爱。当5年前的悲伤穿过时间和空间向我迎面扑来的时候，我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还处于青春期的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曾经遭受过一次多么大的打击。
铁凝在为《贾大山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在担任了领导职务以后，“他仍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贾大山喜欢把“篇篇皆能背诵”的小说手稿压在褥子底下，“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就这样想来想去，改来改去，他的小说变得越来越短。似乎在无意之中，贾大山为中国当代小小说的发展史写下了理直气壮的一笔重墨。隔着一层褥子的距离，贾大山用思维和情感把自己的作品碾压得更加纯净自然，这是文学之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创作姿势。如今，这些被贾大山的思维和情感碾压过的作品，正碾压着我的思维和情感，这也许是文学最直接有力的一种传播方式。
小小说的贾大山是寂寞的，这是许多优秀作家共同的体验和境遇。他们牢牢地坚守着艺术上的个性，不轻易向时尚妥协。对贾大山来说，1986年是一个创作的转折点。那年秋天，他开始了“梦庄记事”的创作，这是一个小小说的艺术方阵。《取经》的喧嚣早已沉寂在记忆之中了，贾大山知道今后的文学道路该怎么走。他说：“我不想再用文学图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学图解佛洛伊德或别的什么。我只想在我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点天籁之声，自然之趣……”贾大山走向了寂寞，同时也走向了小说艺术的本质所在。
在我看来，小说作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复述的，另一种是不可以复述的。前者更接近于故事，借助于一枚灵巧的舌头，可以将小说叙述得十分生动。后者更接近于诗或者散文，对于情节的复述会直接伤害作品的意境，也会伤害作者寄寓在作品之中的微妙情感。对这种作品的欣赏与了解，惟一的途径是面对它细细品味，而不能求助于倾听。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不可复述的小说作品。这样的作品常常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花香，把我的目光幻成蝴蝶。在这里，我可以很轻松地列举一连串不可复述的小说精品，汪曾祺的《受戒》，何立伟的《白色鸟》，刘庆邦的《梅妞放羊》、《鞋》，等等，还有很多。
同样，贾大山的小小说也是不可复述的。
贾大山是一个重视细节而不是情节的作家，他用一双慧眼从身边的土地上挖掘出许多漂亮的生活细节，然后又在作品中把它们打磨得闪闪发光。这些神采飞扬的细都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有了它们的撩拨和打动，阅读才会成为一次又一次难以言表的享受。相反的情形在很多平庸作家的笔下频频发生，那是一次又一次难以忍受的折磨。我确信，这种折磨是很多恶劣的小说作品在读者心中获得的惟一报酬。
贾大山是诗意的。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作家孙犁和汪曾祺对他产生的某些影响。他们在气质上保持着知己的关系。他的诗意是淡淡的，不会在某一时刻集中迸发在某些段落和语句之中，而是像雨后山林中菌子的气味，弥漫于你的目光所及之处。
贾大山是温情的。小小说作家之中，王奎山所拥有的品质同样也体现在贾大山的作品之中。这种温情在不同的人物场景中反复出现，有时是隐隐约约的，有时又会在某一篇作品里突然凝聚起来。走进《写对子》的叙述深处，你一定会发现贾大山语言的柔软，以及对“路老杏”深深的理解和爱怜。贾大山的情绪也感染了小说中的“治保主任路铁棍”，这个平时“脸色如铁，说话像棍”的人望着路老杏远去的背影竟然温情脉脉地喊了一声：“慢走呵，大伯，别摔倒了！”
贾大山是幽默的。他的幽默很有分寸，也很文雅。如同他在生活中的幽默，他在作品中的幽默也是自身文学修养反反复复的礼貌的显示。他的幽默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不是哪个人经过“头悬梁、锥刺骨”之后就能学到手的。
贾大山的人品与文品呈现出正比的对应关系，是“文与其人”，也是“人如其文”。我相信熟悉贾大山的人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他创造了很多淡泊达观的小说人物（莲池老人，老拙，邵思农先生，等等），这些人物都是贾大山本人在虚构世界里的化身。现实中的贾大山跟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一生清寒自守，不是那种计较荣辱的人，何况身后呢？”贾大山是一个懒人，连往自己荣誉的火堆里添加柴禾的举手之劳都懒得去做。他在文坛“走红”的时候，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一次作品讨论会，贾大山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会，他的理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生前没有张罗出版自己的作品集，《贾大山小说集》是他去世一年后由别人操作出版的（这本书的装祯与印刷质量与作品质量成反比），说是为了对贾大山“谨示纪念”。
对贾大山的反复阅读，使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像是怕误了班车一样）用气喘吁吁的渴望去追逐那些刚刚发表的作品，更用不着对所谓的畅销书眉来眼去。
对贾大山的反复阅读，同时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斗争，比量的不是财富的多少，也不是官职的高低，更不是文集的厚薄，而是风格与风格的对抗，是语言与语言的辩论，是细节与细节的冲撞，是人物与人物的肉搏。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创作的进步和文学精神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