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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亮:孙犁及其“荷花淀派”的历史意义以及对当下的启示[下]

 倚月临风 2020-12-27

“荷花淀派”对当下的启示

    “荷花淀派”作为流派,似乎存在的时间不算长,但她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之初,贾平凹、铁凝、莫言无不受到孙犁的关怀和影响。

    贾平凹曾言他早年修水库时从工友那里读到一本强烈吸引他的作品,由于看得人多,封面封底都撕掉了,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叫《白洋淀纪事》,作者是孙犁。竟是这本书“煽动起了”贾平凹的写作热情。(参看贾平凹:《我是农民》,第130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1981年4月30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编辑孙犁读完了这篇作品,马上写了一篇《读一篇散文》的评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给予热情赞扬。从此以后,贾平凹与孙犁成为文学上的忘年交,书信不断。据有关研究,孙犁写给贾平凹的信有六封,评论文字有四篇,可以说,孙犁直接引领了贾平凹早期的创作。(张莉;《念念不忘,终有回响——孙犁与贾平凹的文学互动》,《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贾平凹在《一匹骆驼》中记载的那匹送给孙犁的唐三彩骆驼的故事已成文坛佳话。

    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 1983年发表于《莲池》杂志,孙犁在《读小说札记》中,评论了这篇小说。认为这篇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孙犁:《读小说札记》,《天津日报·文艺评论》,1984年5月18日。)正是由于孙犁的这篇评论,使他有幸得到徐怀中的青睐而被破格录取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生。

    铁凝与孙犁,佳话更多。《灶火的故事》在磨难中被孙犁刊载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哦,香雪》曾得到孙犁先生发自内心的称赞:“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绐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而铁凝在16岁时,徐光耀让她多读读孙犁的作品,铁凝说孙犁的小说她都读过,还说《铁木前传》差不多都能背过了。只要看一下孙犁的小满儿、蒋俗儿、双眉等至于铁凝的小臭子、小袄子、白大省、西单小六、唐菲等,就可以想见两人的师承关系了。

    贾大山也是深受孙犁影响并被孙犁特别关注的一位作家。贾大山说:““小时候,我和戏园子做邻居,于是爱上了戏剧,到了中学里,又爱上了文学,喜欢阅读鲁迅、孙犁、赵树理的作品,也喜欢古体诗。”(《贾大山全集》,第47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而孙犁也十分关心这位老乡的创作。1981年12月21日《小说的结尾》一文中,孙犁写道:“贾大山的《花市》,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孙犁:《小说的结尾》,《孙犁文集》6,第372页。)1995年初,孙犁在致徐光耀的信中称赞贾大山的小说是农村农民自种自吃的新鲜绿色的棒子面:“读贾大山小说,就像吃这种棒子面一样,是难得的机会了。他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未受污染的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善男信女施洒甘霖。”(孙犁:《致徐光耀》,《孙犁文集》9,第308页。)两个作家如此心心相印,说明他们之间在审美旨趣上的一致之处。当然贾大山后期小说中的禅味更浓重一些。

    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没有机会与孙犁产生互动,但他们的作品的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孙犁的影响,尤其是河北的一些作家。比如阿宁,曾言:“在国内的这些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算孙犁。他是一个很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广泛性、概括性,写的东西更为久远,如《铁木前传》等,百看不厌。特别是他的作品中渗透出的人文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省当代作家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家》,《燕赵都市报》1999年10月14日。)阅读阿宁,其小说那种柔美清丽与孙犁确实很像。还有刘建东、李延青等人的小说中,不时闪现孙犁、铁凝的身影,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侨寓在北京的河北籍作家付秀莹,由于写了《陌上》,被大家指认为“荷花淀派”的新传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陌上》的那种风景画、风俗画,简洁而又优美清新的文字,都颇具“荷花淀派”之神韵。试想一下,文学史上还有哪一个作家能对后世几代作家产生如此持续广泛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孙犁及其“荷花淀派”的永恒魅力。它启示我们,文学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之后,审美永远是最高准则。

     

    有人认为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杨联芬语),主要是从孙犁的“边缘人”地位出发来看他与主流文学的疏离或曰游移。而这又恰恰说明孙犁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不随波逐流的高洁人格。孙犁对功利化的图解政治、附和政策的写作倾向一直是坚决反对的。他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融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集》5,第563页。)孙犁认为:“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现在和过去,在创作上都有假的现实主义。……他们以为这种作品,反映了当前时代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假现实主义,这种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情况,是禁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态,是虚伪的。……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但不能投时代之机。凡是投机的作品,都不能存在长久。”(孙犁:《致铁凝》,《孙犁文集》(10),第375页。)我想孙犁的这些文学观念,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即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学有自己的规律,这就是审美的规律,以审美的方式把握时代精神,将时代精神熔涵在审美的表达中,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具有恒久魅力的高峰之作。
    当然,孙犁及其“荷花淀派”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与孙犁个人艺术人格的魅力有关,但更重要的乃是来自孙犁背后强大的传统——中国抒情传统与史传传统。正是这一传统的审美范式影响了后世作家。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寻找这一传统的过程也是孙犁在革命文学内部探索、寻觅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路径的过程。作为一个革命文人,孙犁并不反对革命文学开展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运动,甚至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抗战胜利后,孙犁回到冀中家乡,受组织安排,创办《平原杂志》,就亲自捉刀,撰写了多篇通俗作品,不过孙犁对待大众化、民族化一直以来都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孙犁认为大众化、民族化的路径不是单一的,不能只有民间文艺传统这一条路,而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新瓶装新酒”,广泛吸取西方文学以及鲁迅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当然还有中国的伟大的抒情传统和史传传统。在这多种传统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风格。从孙犁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实践上看,他的确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化、大众化。而这种民族化、大众化继承和光大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正宗、最优秀的文化,因而,其魅力也最为持久,最能打动后来人。今天,我们强调文学的中国书写、民族书写,孙犁及其“荷花淀派”的艺术经验是颇具借鉴意义的。

    另外,孙犁对“荷花淀派”作家的培养、引导,是不是也给我们今天的刊物编辑工作带来有益的启示呢?乡间道路上一车车黄豆、花生透出诱人的馨香。

    (此文原刊于2019年9月16日《文艺报》)

作者简介:郭宝亮,文学博士、文学评论家。现任河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优秀教师,河北省政府特贴专家。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首届河北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评委等。

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重要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王蒙小说文体研究》、《新时期小说文体形态研究》、《语言·审美·文化》等专著6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成果曾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第八届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第十一届、第十五届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第九届、第十一届河北文艺振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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