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孙犁先生逝世21周年。作为一位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创作生命长达60余年的重量级作家，孙犁及其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和读者，同时也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样本之一。目前，学界针对孙犁创作风格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但关于孙犁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除杨四平、刘卫东等人的零星几篇文章外，这一领域尚处于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笔者愿将已掌握的部分相关资料分享出来，以便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思路。 1944年6月，孙犁从晋察冀边区抵达延安，先是在鲁迅艺术学院做研究生，后担任教员，其间因创作《山里的春天》《杀楼》《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而一跃成为解放区独具风格的青年革命作家。1946年，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被收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成为“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体实践的成果”（周扬语）之一。当时任晋察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周扬，准备赶往上海组织文艺界人士赴美访问。他带去的两件礼物中就有《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后因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访美计划遗憾未能成行。我们姑且将其视为孙犁作品走向海外前的一次“带妆彩排”。 1947年4月，孙犁的小说散文集《荷花淀》被编入《北方文丛》第二辑，由中国香港海洋书屋印行。其中，收录了孙犁在延安时期创作的6篇作品，即《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山地的春天》《麦收》。《北方文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周而复主编的一套左翼进步革命文学丛书，旨在向国内外读者介绍解放区文学作品。据说，当时《北方文丛》一经出版，便在香港和国统区文坛产生轰动效应，印行数字与日俱增，极大提升了工农兵文艺的向心力和影响力，成为进步人士了解共产党文艺路线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窗口。而《荷花淀》也由此成为孙犁文学作品的“出海首秀”。 1951年10月，孙犁受邀加入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为了便于苏联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作家，临行前，孙犁按组织要求撰写了个人自传。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访苏之行中，孙犁不仅随团参观了柴可夫斯基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托尔斯泰故居、高尔基文学研究院等文艺圣地，同时还参加了中苏友好联欢会、乌兹别克诗歌节等多项文学交流活动，受到苏联作协方面的热情招待。这次苏联之行也标志着孙犁作品正式迈出国门，走向“世界”。1953年2月6日，王林在日记中明确写道：“一朝鲜青年翻译同志说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已译成日文出版。”由此可见，此时孙犁作品的翻译与推介工作已经启动，并在海外拥有一定的受众群体。 20世纪60年代初，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和传播迎来高峰期。中国外文局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读者及时系统地译介中国文学艺术的官方刊物，行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951年10月《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后又创办了法文版）对孙犁的小说青睐有加。据刘卫东考证，在1961年至1966年间，《中国文学》先后出版发表了孙犁的《铁木前传》（1961年）、《孙犁小说选》（1964年）、《村歌》（1966年）等作品。其中，英籍汉学家、翻译家戴乃迭和编辑家兼评论家吕剑在孙犁作品的译介和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当时正值盛年的戴乃迭曾将孙犁的多部作品译出，推荐给国外读者。《中国文学》相继刊载了她翻译的《山地回忆》《芦花荡》（1962年第9期）、《风云初记》片段（1963年第9期）、《光荣》（1965年第10期）等作品；1964年，吕剑的《孙犁会见记》在《中国文学》法文版1月号及英文版3月号上发表。文章以访谈随笔的形式详细介绍了孙犁的性情品质、创作风格、审美意趣、知识构成和思想来源，从而为海外读者勾勒出一个生动、鲜活、丰满的中国作家形象。此外，苏联的《文学报》还于1963年初译介了孙犁的《铁木前传》。王林曾在日记中称：“我已记不起告诉他（史如北，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苏联《文学报》译载了孙犁的《铁木前传》。想来，显然我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不然我就不会向他说这件事了。”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孙犁作品已经在海外传播中产生较大影响。 新时期以降，伴随着孙犁重返文坛，以及国内学界“孙犁研究”的中兴，停滞已久的孙犁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工作也再次开启。以马献廷的《我见到的孙犁──为〈中国文学〉而作》一文（《新港》1979年第10期）为前奏，《荷花淀》（1982年）、《孙犁小说选》（1982年）、《风云初记》英文版（1982年）、《风云初记》法文版（1983年）相继由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杂志社翻译出版。与此同时，海外汉学家对孙犁的评价与研究也随之面貌一新。在法国汉学家林曼叔、海枫、程海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4月版）中，孙犁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作家”。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逝世。“孙犁文学史定位与重估”问题很快成为海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与热议的话题。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渡边晴夫不仅于2000至2001年间先后发表了《孙犁的复活──从“文革”到再生》（《岱宗学刊》2000年第4期）、《“文革”前的孙犁──疾病的恢复与十年的创作空白》（《岱宗学刊》2001年第3期）两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并在2007年年初专门以《中国文学史上对孙犁评价的变迁──与赵树理比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为题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判。通过充分对比孙赵二人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教材中所占篇幅比例的多寡后，渡边晴夫总结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数当代文学史中赵树理和孙犁的比重已经出现了逆转。这种逆转不仅在文学史记载的量的方面，也涉及质的方面”，并且“在论述深度和评价高度上，孙犁都更胜一筹”。德国汉学家顾彬此时也在孙犁的评价态度上发生转变。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中认为，孙犁“写出了女性战友们'美的心灵’”，不仅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之一”。 国内学术界素有“两个孙犁”之说。早期孙犁的小说清新似“荷”；晚年孙犁的散文从淡如“菊”。荷，花之君子者也；菊，花之隐逸者也。虽创作风格迥然有别，但文学价值却可等量齐观。然而，综上文所述，不难发现，在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上，明显存在着“老孙犁”有余而“新孙犁”不足的缺憾，以至于给许多海外读者带来一种认知上的错觉，即孙犁的创作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宣告终结。这种误解甚至影响到海外研究者对孙犁作品风格的整体性把握与判断。有鉴于此，出版界、翻译界急需将“衰年变法”后的孙犁作品纳入视野，从而为海外读者和学者呈现一个更为完整、立体的“孙犁”形象。 最后，谨以此文向孙犁先生表达最深切的追思与悼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