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前言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统计学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的影响出现了两个高潮。从他在世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他在欧美的哲学、社会学、人 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中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为第一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美国涌现出一些美丽的浪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鼻祖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美国人类学界的祖师爷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都深受他的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开山祖E·A·罗斯（E.A. Ross）1908年的《社会心理学》，是美国人传播塔尔德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本书的英译者横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大家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夫人页深受他的影响。 第二个高潮始于20世纪后半叶，标志之一是芝加哥大学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特利·N·克拉克（Terry.N. Clark）根据塔尔德的著作编辑翻译的《传播与社会影响》，该书于1969年问世。 深受他影响的美国著名学者还有：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s）、詹姆斯·波尔德温（James Baldwin）、阿尔比昂·斯莫尔（Albion Small）、莱斯特·沃德（Lster Ward）、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莫里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拉尔夫·H·特纳（Ralph H. Turner）、路易斯·M·基利安（Lewis M. Killian）、库尔特·兰（Kurt Lang）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Gladys Engel Lang）、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Shils）。 四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研讨传播问题，也受到他的启示。他们是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和帕克。后世传播学家把他们奉为先驱。大哲学家杜威深为关注“大众”社会的现象，希望媒介能“重组大众社会中的群体”。库利揭示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文化，他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帕克是是芝加哥学派的老祖宗，最先将报业当成社会与文化机构来研究。米德是社会心理学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美国学界的社会学习论、创新扩散论和意见领袖论，都脱胎于塔尔德“模仿理论”。 让我们从特里·N·克拉克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的长篇绪论中撷取三段话，从中管窥塔尔德对20世纪美国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詹姆斯·波尔德温认为，他是“在世学者中声誉最卓著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之一。”阿尔比昂·斯莫尔认为，“塔尔德目前是社会学这门新学科先驱里杰出的——也许是最杰出——的先驱。”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赞誉塔尔德是“当代领头的思想家之一”。富兰克林·吉丁斯在英文本《模仿律》的序言中也对他赞誉有加。” “他给美国第一位人类学系主任弗兰茨·博厄斯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通过博厄斯尔深深地影响了数以十计的美国人类学家”……奇怪的是，塔尔德可以给人类学界的论战双方提供灵感，既激励文化扩散说的干将，又激励独立发明说的学者，因为他给两种文化现象都提出了基本的原理。” “通过帕克，你可以在后来许多论公众、集体行为和大众传播的学者身上看见塔尔德思想的烙印。这些学者有：赫伯特·布鲁默、莫里斯·詹诺维茨、拉尔夫·H·特纳、路易斯·M·基利安、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恩格尔·兰。爱德华·西尔斯论中心和边缘的文章使塔尔德含笑九泉。” 中国学者对塔尔德的研究，也成为这第二个高潮中的一朵浪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传播学的“大师经典译丛”，收入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和《传播与社会影响》，这就是对中国学界研究塔尔德兴趣的呼应。中国的法学界、心理学界对塔尔德的研究早已开始，但仅限于几篇论文。 塔尔德在中国法学界和心理学界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传播学界对他的研究却刚刚开始。法学家推崇他的《刑法哲学》，对他的犯罪社会根源说深表赞同，心理学界推崇他的《模仿律》，尤其是他的模仿说和人格理论。我们希望，《传播与社会影响》和《模仿律》的出版，能够给中国学界提供一笔丰厚的遗产。 《传播与社会影响》的中文版是根据1969年美国的英文版翻译的。这本书的译者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 ）、国际社会学会会长。他为英文版做的几万字序文是献给塔尔德的一座丰碑，充分说明这个社会学先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的中文版是根据一百年前美国的英文版翻译的。这本书的译者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 [i] 和序文作者吉丁斯 [ii] 都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兹引用吉丁斯教授的几段话，以显示塔尔德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是他最有趣、最重要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美国学者早已熟知他意义隽永的著作。” “《模仿律》1890年出第一版，1895年出第二版。此时，塔尔德已经完成现象存在的哲学体系，而且迅速将自己的构想用文字表现出来。和一般的哲学家不一样，他风格紧凑，言简意赅，条理清晰。” 二．塔尔德为什么受到遮蔽？ 既然塔尔德是世界级的学术巨人，为什么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呢？既然他身居法国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之列，为什么他的思想长期受到遮蔽呢？世人对他的影响认识不足，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长期滞后，何以至此呢？这要从法国学界的门派之见和语言的隔阂说起。 先说法国学界的门派相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Marie Francis Copmte，1798-1857）、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塔尔德，同为法国社会学的先驱，三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孔德是法国社会学的老祖宗，孔德死后的两大主帅却势不两立。迪尔凯姆和塔尔德两人在世期间以及两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迪尔凯姆占了上风，塔尔德的思想却没有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让我们将他们两人门派相争的因果归纳如下： 1． 孔德的思想偏重实证主义哲学，塔尔德偏重抽象的哲学思辨，虽然他也借用统计学来阐述他《模仿律》和《刑法哲学》。迪尔凯姆得到孔德思想真传，把实证主义推向极端，塔尔德偏离孔德的传统，自然就享受不到他的荫庇。 2． 在法国的两股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中，他代表着弱势的一方。孔德去世之后，社会学两大流派的主帅分别是迪尔凯姆和塔尔德。他们代表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迪尔凯姆继承笛卡儿主义，塔尔德代表的是自发性思潮。迪尔凯姆倾向于极端的唯实论，塔尔德则自称是唯名论者。迪尔凯姆主张社会学与哲学、本体论、形而上学决裂，塔尔德主张开掘这些宝藏。 3． 在两套敌对的学术体制中，迪尔凯姆处在强势的一方，塔尔德处于弱势的一方。迪尔凯姆的立场是教会、政府、军队和国立大学的立场；塔尔德抱定反资产阶级、反体制的姿态。塔尔德是自发性思潮的代表，反映破落贵族、乡村农夫、都市无产者的立场，从唯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 4． 迪尔凯姆在国立巴黎大学执教，垄断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塔尔德在私立大学任教，而且这些私立大学后来纷纷衰败，所以他只能够在国立大学之外享有盛名。 5． 巴黎大学授博士学位，所以迪尔凯姆有世代嫡传的弟子担任吹鼓手；塔尔德执教的法兰西公学是私立大学，不授博士学位，所以在法国的学术精英中，他没有多少嫡传弟子，也没有多少人继承、弘扬和鼓吹他的学术成就。 6． 塔尔德的大多数著作没有即时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故而不能够在英语世界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 7． 塔尔德的“模仿说”可以比较完美地解释心理现象和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学与心理学密不可分；迪尔凯姆拒绝这样的观点，认为社会学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本之上。 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术巨匠在中国不太为人所知，原因很简单，他的十几部社会科学著作，只有人零零星星地提及，没有人动手翻译。他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2005年，离他去世已经101年了。 由此可见，《传播与社会影响》和《模仿律》的中文版问世有利于中国学界“再发现”塔尔德，有利于我们对他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刑法学、犯罪心理学、统计学、传播学、经济学、哲学界的朋友们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三．塔尔德在传播学中的地位 塔尔德是社会科学巨匠，他当然可以进入“社会学大师”、“法学大师”的行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放进“传播学经典”之中呢？要而言之，有以下几个理由： 1．传播学滥觞于20世纪前夕，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定型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塔尔德的学术思想活跃于20世纪前后的40年，那是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各门学科互相渗透，难解难分，所以他横跨当时最重要的几门学科，是非常自然的。20世纪传播学诞生之后，人们到此前的学者和学科中去寻找它的根基、胚胎、萌芽，是理所当然的。传播学的源头不仅可以追溯到塔尔德，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欧洲传统，甚至是古希腊的学术传统。 2．传播学是一门大杂烩，直到今天，围绕它的学科地位、源头、奠基人、主帅，对于它的学科范围和前景，还存在不少争论，传播学要在学科内外寻找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笔者2003年为华夏出版社翻译《交流的无奈》、随即又为人民大学出版社译介塔尔德的著作，也是这种寻求的一个折射吧。 3．学界公认的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提出的“两步流程传播说”（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民意测验和市场调查，其实和塔尔德的思想，就有先后的继承关系。 4．他关于“群众”、“公众”、“舆论”、“传统”、“理性”、“报纸”、“书籍”、“模仿”、“发明”、“信念”、“欲望”、“时尚”、“传统”、“宗教”、“崇拜”、“对立”的论述，仍然极具震撼力。一百年后，其中的一些精华仍然使人觉得难以超越，你不得不佩服他这样先知先觉的天才。所有这些观念和思想无不成为美国传播学界长期使用的有力工具。 5． “模仿即是传播”——这是我对塔尔德模仿观念的理解、翻译和表述。塔尔德的“模仿”（imitation），其实就是“传播”（communication）。今天的传播学家把“传播”一词无限泛化，这和塔尔德泛化“模仿”是一回事。我们把上文里的关键词语做一点置换，不就得到了今天传播学的关键词语吗？“模仿”＝传播；“从内到外的模仿”＝从内到外的传播；“从上到下”模仿＝从上到下的传播；“从下到上的模仿”＝从下到上的传播；“双向流动的模仿”＝双向流动的传播。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6．本书第五章“逻辑模仿律”中论述的各种模仿规律也就是传播规律，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可以从他这里学习到方法论和分析框架。 7．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超逻辑模仿律”详细论述了“模仿律”本身的演进规律，又将其用来分析和描述语言、宗教、政治、立法、经济、道德和艺术等领域里的文化演进、变迁和传播。这里的许多闪光思想仍然可以照亮我们今天传播学的研究道路。 四．本书精要 在塔尔德的十余部社科著作里，“模仿律”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把这些模仿规律细分为“逻辑模仿律”和“超逻辑模仿律”，“从内心到外表”和“从上到下”扩散的模仿律，还有双向互动中必然包含的“从下到上”流动的模仿律。 请容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塔尔德“模仿律”的几个核心概念和首要规律概括如下： 1． “模仿”。塔尔德主张泛模仿说，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模仿。在本书第二版序中，他给模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我所谓模仿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如果我们说，凡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关系，两者之间就存在着这个意义上的模仿。” 他把模仿的重要性推到极端。他说：“模仿是不可抗拒的：社会是模仿（Society is imitation），模仿仿佛是梦游症。”（74页，以下页码均英译本页码）他又说：“一切或几乎一切社会相似性都来自于模仿，正如一切或几乎一切生物相似性都是靠遗传获得的。” （98页）他分别各种各样的模仿：“模仿有风俗模仿或时尚模仿、同感模仿或服从模仿、感知模仿或教育模仿、不知不觉的模仿、有意识的模仿，如此等等”。但是他强调无意识的模仿：“模仿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自发、自愿或无意的……许多模仿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无意识的、无意为之的。口音和举止的模仿就是无意识的，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的理性和情感的模仿行为，常常是无意识的、无意为之的。”（192－193页） 2． “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这是他在第二版序中提出的一个新观点：“实际上，模仿有两种，一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象，一种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由一群人组成，他们表现出来的许多相似性，是模仿或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造成的。人们经常进行着反模仿，尤其是在不虚心向别人学习或没有能力搞发明的时候。在反模仿的时候，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刚好是相反的。”他又说：“我不是说，反模仿一无是处。虽然反模仿培养党派精神，也就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平和与好斗的分裂，但是它使争鸣的人享受到探讨问题的纯社会性的乐趣。” 3． “非模仿（non-imitation）”。所谓非模仿就是无模仿。他说：“我们不能够把反模仿和系统的非模仿混为一谈……非模仿并非总是一个简单的否定的事实。由于不可能接触而没有社会接触，没有接触就没有模仿。”纵向的非模仿就是斩断传统，横向的非模仿就是拒绝模仿邻居、异族，拒绝屈从于外来压力。非模仿的思想曾经在博物学派中所向披靡，一个“最卖劲的一种论证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远东民族将一切欧洲文化堵在门外。”同时他又认为，“非模仿”是正常的情况，他告诫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下决心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比她强，她也会最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文化。不过为她自己的好处起见，我希望她承认，我们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她。” 4． “逻辑模仿律”。这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内在逻辑规律。和传统越接近的发明越容易成为模仿对象，与先进技术越接近的发明越容易成为模仿对象；地位最高、距离最近的人最容易成为模仿的对象——这就是“逻辑模仿律”。 5．“超逻辑模仿律”。这是范本成为模仿对象的外在社会规律。越是满足主导文化的发明，越可能被模仿——这就是“超逻辑模仿律”。 6．“风俗”与“时尚”。风俗是强劲的大潮，时尚是流行的小溪：“如果和风俗的大潮相比，对时尚之潮的模仿仅仅是一股孱弱的小溪而已。这必然是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141页）“优势常常站在新颖、奇异的模式一边时，那就是时尚的时代。”（140页）“古老的模式占压倒优势的时代，是风俗的时代。”（140页）“风俗——时尚——风俗”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循环圈。时尚扎根而成为风俗。“风俗向时尚过渡，然后又回归更加广泛的风俗。”（140页）“在风俗呈上升趋势的时期，人们热恋自己的国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因为它们讴歌的对象首先是过去。相反，在时尚主导的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时代感到骄傲，而不是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142页） 7．“从内心到外表”扩散的模仿律。这是“超逻辑模仿律”之一。任何模仿行为都是先有思想上的模仿，后有物质上的模仿。换句话说，思想的传播走在表达的传播之前；目的的传播走在手段的传播之前。换言之，模仿的社会行为一定要思想先行。他从大尺度的历史现象中举出一些例子，其中之一是：“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现是从内心走向外表的……16世纪，西班牙的时装之所以进入法国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西班牙文学的杰出成就已经压在我们头上。到了17世纪，法国的优势地位得以确立。法国文学君临欧洲，随后法国艺术和时装就走遍天下。15世纪，意大利虽然被征服并遭到蹂躏，可是它却用艺术和时装侵略我们，不过打头阵的还是他们令人惊叹的诗歌。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它的诗歌挖掘和转化了罗马帝国的文明，那是因为罗马文明是更加高雅、更有威望的文明，所以意大利征服了征服者。此外，法国人的住宅、服装和家具被意大利化之前，他们的习惯早就屈从于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罗马教廷，他们的良心早就意大利化了。”（199页）随后他又举了一个习以为常的例子：“如果儿童不是从里到外地模仿成人，他们怎么能够先听懂话然后才说出来话来的呢？”（205页） 8．“从上到下”辐射的模仿，也就是“下对上”的模仿。这是“超逻辑模仿律”之二。地位低的阶层和个人总是模仿地位高的阶层和个人，这是从高位到低位辐射的模仿。这个规律一般人很容易理解，因为它最普遍。我们随意举几个例子吧。“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模仿总是从高到低、从高位人到低位人。”（232页）“巴黎是法国的喜马拉雅山；毫无疑问，它凌驾于外省的气势很有一种帝王的霸气，很有一丝东方的迷人色彩，比昔日宫廷凌驾于它头上的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韵味无穷、使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刹那之间就可以传遍辽阔的国土，它的影响如此深刻、完全而持久，谁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乡下农夫佩服和钦佩的那种贵族。他们与城市劳工的关系就像劳工与雇主的关系。这就是乡下人往城里移民的原因。”（226页）“一个首都、一个现代大都会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是所谓精华……城市把四面八方头脑最活跃的人、最不安分的人、最适合利用现代发明的人吸引到自己的麾下。这就是城市组建自己现代贵族的方式，这是百里挑一、不能世袭的贵族，实际上是像士兵一样应召组成的群体。”（227－228页） 9．“从下到上”辐射的模仿律，也就是“上对下”的模仿。这是社会上层对下层社会模仿的规律。这和笔者曾经提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在1997年《东方》杂志的创刊号上撰文《水向高处流》探讨的，也就是这个规律，这就是低文化对高文化的影响。我举了一些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例子。塔尔德举的日常例子有：“即使在口音上，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城里人对乡下人、白种殖民者对黑人土著、成人对儿童、上层人对下层人的影响；因此在书写、手势、表情、衣饰和风俗上，高位人对低位人的影响就更加强大了，就不容置疑了。”（217－218页）他举了历史上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例子，从他们关系来看“上对下”的模仿：“有时甚至经常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征服者模仿被征服者，借用其习惯、法律和语言。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被拉丁化了，他们不得不改用罗曼语。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征服俄罗斯的瓦兰吉人等等都遭遇到同样的下场。”（221－222页注释） 10．“模仿的双向流动”。这是一般人最容易理解的规律，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所以只需要举几个例子。“互相模仿是人的普遍天性。”（242页）“事事处处都被人模仿的个人已经不复存在。在诸多方面受到别人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由此可见，在普及的过程中，模仿变成了相互的模仿，形成了特化的倾向。”（232－233页）“现代大都会的特征是内部事物大量地互相模仿；这个互相模仿的强度与人口的密度成正比，和居民的多样性、多重性成正比。”（239页） 五．欧洲汉风 从启蒙时代到19世纪，欧洲吹拂着一股强劲的“汉风”，这是钦佩、学习中华文明的思想潮流。启蒙时代的思想巨人及稍后的许多思想家，都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甚至把中国思想作为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到了19世纪末，虽然这股汉风已经成强弩之末，但是它对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们能够接受并宣扬双向互动、文化多元的思想。塔尔德的著作中就有不少仰视中国文化的言论。我们略举一二，以飨读者。 “每一种古老的文明比如埃及、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曾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气势恢弘，然而在后辈对长辈孝敬的刺激之下，它们都开始退守内敛；在享受一套思想和制度的好处而完成一些变化之后，它们长期将自己闭锁在这一套思想和体制之中。我经常以中国为例来说明问题。”（307页） “文明到达顶点之后，终将走向内敛，这一天终将到来；在历史长河里，它已经无数次走向内敛的道路：在埃及、中国、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历史已经说明了未来的走向。到了高峰之后，道德在许多方面又将显示其庄严与逻辑。良心上的是非判断将要在更加理性的环境中再次兴起。”（360页）这不是凤凰涅槃吗？ 何道宽 2006年1月30日 中译者后记 在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中的译者后记里，我说翻译塔尔德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历程。这使我“恍然大悟：原来社会科学是相通的，许多社会科学都享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源头”。 《模仿律》是塔尔德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统计学和哲学的学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为什么要把这位社会学先驱的代表作放进我们的“传播学”经典译丛？请读者先看看我为《模仿律》写的“中译者前言”，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塔尔德文笔平易流畅，全然没有古板的学究腔，一般的读者会感到非常亲切。 本书的英译者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教授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她的译文之准确备受赞赏。 书中注释一共有三种：英译者注、中译者注和作者注。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宝贵支持。法语难题承深圳大学文学院段映虹博士帮助解决，拉丁语和德语的理解和翻译承深圳大学文学院赵东明先生惠助，法律难题承深圳大学法学院叶兴平教授指教，特此深表谢忱。 何道宽 2006年1月30日
注：《模仿律》2007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i] 埃尔希·克鲁斯·帕森斯 （Elsie Clews Parsons，1874 - 1941）——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社会批评家， 曾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民俗学会会长、民族学会会长，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和美国黑人的民俗研究中成就杰出、 贡献卓著，著《宗教纯洁》、《恐惧与常规》、《家庭》、《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宗教》、《社会自由》、《社会规则》、《守旧的妇 女》等——中译者。 [ii] 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先驱，以“类群意识”说闻 名，代表作为《社会学原理》、《人类社会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中译者。 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 塔尔德先生的极具说明性的假设竟然与西奇威克先生提出的假设一致。西奇 威克先生①假定宇宙中只有一种有感觉意识的生物...次对历史的调查研究,而对纯社会理论的目的来说这是不必要的。传播学的诞生 杜威深为关注"大众"社会的现象，特别大众对媒介的一窝蜂反应。杜威希望媒介能"重组大众社会中的群体"。如果工业革命已经引起个人社会关系的转变——将他们由比较亲近的村庄关系推向工业化大都市里契约式的关系——那么，媒介也许可以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来弥补这样的缺损。 库利在密歇根大学时，曾在杜威的指导下研究社会问题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为揭示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文化，他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帕克是最先将报业当成社会与文化机构来研究的。在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中，他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 米德深受杜威的影响，他是社会心理学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对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与发展有许多贡献。 这些卓越的思想家开创了一条与欧洲传统学派迥然不同的路线；接下来的几代学者继续拓展他们的工作，并将其发展为经验主义的传播学体系。 当然，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并非完全独创的，其部分传统与欧洲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美国从事媒介研究的许多学者曾在欧洲的大学里受过教育，并且深受塔尔德（Gabriel Tarde）与齐美尔（Georg Simmel）等欧洲思想家的影响。 塔尔德是法国人，也是一位法官，他的许多社会学理论是通过观察法庭行为形成的。1903年他提出了"模仿理论"，现在看来这一理论对美国的社会学习论、创新扩散论以及意见领袖理论有重大影响。 齐美尔是德国人，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其著作对大众媒介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他于1922年著的《群体关系网》（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将有关"个人之间以模式化的信息流动相互联系"的传播网络理论引入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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