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法国以当时欧洲头号陆军强国不到六个星期而败于德国之手,实在太出人意料之外,即使当时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包括丘吉尔和斯大林等人也为之惊谔不已.一国之突然失败,总有其比较深远的复杂的原因,多年来史学家和军事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去总结这场悲剧的教训,虽然已经作过比较详尽的探讨,但立场不同,角度不一,难免带有其片面性,即使当时的当时者,其评诉也并非完善.最荒谬的莫如投降派-维希政权头子贝当,,将战败之责委诸人民,说是:‘人们贪图安逸胜于牺牲精神,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尽义务.....我们战败的根源在于放纵了自己.‘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开脱之辞,不值一驳.但是关于法国败降的真正原因,在一些方面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诸如:军事,政治,意识形态诸因素在法国败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在诸原因中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又是什么?等等.本人对此谈些浅见,望有助于问题的探索。
一,一着失算 全局皆输;
军事上打了败仗是法国败降的直接原因,而它又是一系列政治,军事错误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史料看,战争开始时,交战双方在兵力和武器上的对比,即使不说优势在同盟国一方,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说远一点,德国在发动侵波战争时,动员98个师,其中52个是现役师,其余的46个师不是新兵就是已过中年的老兵,而且有36个师装备很差,简直没有受过训练;而法国有90个师,动员后三个星期内可以编成108个师,波兰有30个现役师,波,法合起来约达130个师,这还不算英国的四个师在内.当然也不能单从兵力的数量去看问题.问题是德国几乎集中其全部力量去打波兰,包括几乎所有的装甲兵团和摩托化部队,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空军力量,在西线只留下极其薄弱的兵力,而英法军队却按兵不动,坐失良机,造成东线德军对波军的巨大优势.这且不去说。
1940年5月,当希特勒掉头先打西欧时,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是德军136个师,英法加上荷,比的军队也达到135个师,兵力大致相等.
希特勒攻打西欧主要靠的是坦克,飞机,伞兵之力.但即使这些新型的兵种,德方也力量有限,并不拥有多少优势.以坦克而论,德方的坦克共2800 辆,多为轻型坦克,甚至没有重型坦克;而单单法国就有坦克三千多辆,装备比德国的强,装甲厚,火力猛,只是速度稍逊.伞兵作为当时新出现的兵种,德军的伞兵部队不过4500人而已.空军方面,德国虽然对法国拥有很大的优势,但对英国皇家空军并不占多少便宜,英国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战略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半,喷火式战斗机在性能和速度上都比德国梅式110战斗机好,无线电设备更为先进;在防空中已经使用雷达.如果英法合作得好,全力以赴,德国还是占不了便宜.至于海军,德国更远远不是英法的对手。
在战略资源方面,纳粹德国的弱点更加突出.于是它只能企求速战速决,时间越持久,矛盾越暴露,对它就越不利.这是它乞灵于‘闪击战‘的根源。
在双方旗鼓相当,兵力武器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战争一经打响,却完全是另一个局面,英法联军几乎是一触即溃,甚至没有经过一场梢具规模的决战,在比利时境内的80万大军就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在一个星期内,就决定了法兰西覆灭的命运.这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就在于用兵
1939年10月,德国陆军总部根据希特勒的要求制订了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使用总兵力是A,B,C三个集团军群.把主要兵力和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集中使用在右翼的B集团军群上,通过比利时企图击破预计将遭遇到的英法联军的主力,目标是海峡地带,‘以求为对英法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战争,创立有利的条件‘;A集团军群则以较弱的左翼兵力穿越阿登山脉向色当方向助攻,以掩护其侧面;C集团军群则防守从卢森堡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这个计划基本上是重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进攻法国的路线,其主要部分是施利芬计划翻版。
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飞行事故,德方估计泄露了这个作战计划.所以,1940年3月希特勒批准‘黄色方案‘为‘曼斯坦因‘计划.‘曼斯坦因‘计划不同于前者,他把原在比境的右翼兵力改为助攻,而将主攻方向放在左翼.将重兵集中在A集团军群,从那慕尔和色当之间的阿登山区来个中间突破,然后沿索姆河北岸急趋英吉利海峡,来个大迂回,使在比境的英法比军尽陷罗网.曼斯坦因说:‘只有用这个手段才能完全歼灭在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做一个准备.‘
在英法方面,也部署三个集团军群:第一集团军群连同英国远征军驻守法比边境直至海峡海岸;第二,第三集团军群在马其诺防线之后,从斯特拉斯堡至瑞士边境.1939年11月,盟国最高军事会议通过了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制订的D计划.计划规定,一旦发生德军入侵比利时的情况,法国第一集团军群就连同英国远征军一起立即驰入比境御敌.
于是,当1940年5月10日德军进攻开始,联军总司令甘末林立即将D计划付诸实施.法军将其精锐的三个机械化师,五个骑兵师中的四个,三个装甲师中的一个悉数划归第一集团军群指挥,尽快开入比利时并要求尽量向东推进,会同英军一起,要在数量上造成对德军的优势.
从双方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看,可见英法联军统帅部对德军的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错误,一布局就错,在比利时的兵力使用得越多,越往前推进,就越中德军的圈套,一方面使防守主攻方向色当一线的兵力薄弱;另一方面,使其主力尽陷入德军的罗网.未经战斗而败局已定.
I事实的经过比纸面的计划发展还迅速.还顺利.这是因为:第一,法军在色当一线,恰好是最薄弱的一环.他们根本不相信山峦起伏丛林密布的阿登山脉有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德军装甲部队。因此驻防兵力也薄弱得出奇，工事草率，装备很差。第二，难民和败军混在一起，谣言动摇军心，人心惶惶，加速了败势。第三，在色当突破之后，法军统帅部一时还摸不着头脑，以为只是一个小突破口，不明敌军主攻方向，没有及时组织反击。甚至负责该地带防卫的法国第二集团军也“并没有一下子投入激烈战斗的准备”，直至5月15日，法军统帅部终于有所察觉，才命令在比利时的军队停止前进。反之，德军则目标明确，速度惊人，不忙于抓俘虏，不急于攻占巴黎，日夜兼程，急趋海边，以切断英法军后退之路。他们甚至向被追上的法国败军说：“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要其防下武器，往南逃命，免得挡路。如果不是希特勒突然命令古德里安坦克军停止前进三天，敦刻尔克唯一的退路也保不住，几十万英法联军将成为瓮中之鳖，难逃全军覆灭之险。所以“敦刻尔克奇迹”虽然英法军丢尽装备，狼狈逃命，但是英国人已经如释重负，“几乎令人认为是胜利了”。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虽然法军还有65个师，1200辆坦克的兵力，似还可以抵挡一阵，但技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在法国北部大平原，德军坦克横冲直撞，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使人胆战心惊，号称“不可逾越”的马其诺防线从背后被迂回，已经失去作用，人心惶惶，一片败乱溃退的景象，已难于组织有效的抵抗。所以雷诺在5月15日一早就打电话给丘吉尔，沮丧地说“我们被打败了！”这场败局就始于色当突破。连甘末林也不得不承认， “这真是一奇着！”这一仗“后来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仗”。
法国可以说是“一着失算，全盘皆输”。
西方不少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虽然高度评价了这场战役是“参谋工作的一项非凡绝技。”但认为德军只是“险胜”而已，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说：“如果不是同盟军犯下大错.....德军本来是难以取胜的。”有的说：“如果比利时能多坚持几天，如果一些桥梁能够及时破坏，如果在色当地段有更精锐的军队和更好的指挥官，历史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不能否认法军统帅部在这一役的“失算”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从双方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去考察，德军的战胜就有其必然性，而绝非偶然的侥幸了。
首先，在这一役德军攻敌之不备，出奇制胜，善于用兵，而法军被困于陈旧的军事思想，顽固的认为“坦克，飞机并不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要素，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还是以要塞加固的连绵防线”（贝当语）。只想到马其诺防线之固若金汤，根本梦想不到德国大军会飞跃阿登天险。德军用兵的基础恰恰就在于奇袭。
其次，德军大胆出色的奇袭完全是建立在对敌情充分了解的可靠基础上，真正作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争开始之前，德军将领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对法军作过透辟而精确的分析，他们认为法军战略思想保守，墨守陈规，困于一战时阵地战的经验，而完全不重视运动战的原则，未重视坦克出现后所引起的战术变革；德国从对敌情的了解上，知道英法军主力集中在佛兰德平原，而蒙梅迪到色当一线却防卫薄弱，因而“明了敌方是预料德国人又会再度使用施利芬计划”，“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个整军团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再则，法国领导人缺乏战备观念，但求避战，于是未战而已知“此战必胜”。
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兵力上的优势，在迂回运动中围歼敌军主力。摸准了情况，就敢使用重兵，德军在其主要的突击方向上的A集团军群，统辖 3个集团军（45个师）和一个坦克集团军群，几乎集中了其进犯西欧的总兵力的近半数；飞机，坦克的使用尤为突出，动用了其全部十个装甲师中的七个师，把其中五个师用在色当地带。在兵种的配合作战上也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将坦克集中编成威力强大机动快速的装甲军（师），以飞机配合作战，用伞兵夺取关键要地，形成一套新型的“闪击战”战术，提高了奇袭的突然性和快速性。两军相比，法军的战术更显得呆板落后，虽坦克不少于德军，却分散使用于各步兵师，以步兵为主体，坐在堡垒和铁丝网后面挨打。
最后，德军善于布置疑阵，调虎离山，用佯攻来迷惑对方，使其摸不清主攻方向。德军是以右翼的助攻兵力提前两天发动袭击开始这一场战斗的，一时比荷告急，坦克，伞兵齐进，来势汹汹，使盟军统帅部误为是施里芬计划之重演，完全忽略了左翼德军的主攻方向，趋兵直入比利时，这就正好中计，自投罗网。
综上所述，可见德军之胜并非偶然，法军之败根源在于其落后的军事思想和错误的军事路线。利德尔-哈特说：“法国军事思想落后二十年”这话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这种落后的军事思想不能单纯以一些军事将领（甘末林，魏刚等）的思想老化，死抱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经验不愿革新来解释，其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绥靖战略。
二，醉心绥靖 自食其果
军事路线总是服从于政治路线的。军事战略也总是受政略的影响和制约。一个政治上处于守势，力求避战的国家，其军事战略当然不会以进攻为主；反过来，一个奉行扩张侵略的国家，其战略方针也不可能偏重于防御。法国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侧重于防御，正是它推行的绥靖政策在军事上的反映。
不少二战史指出，在希特勒突然挥戈西向进攻西欧之时，英法（尤其是法国）在军事上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
说当时法国在军事上缺乏准备的根据，综合起来包括三种情况：其一，军事工业没跟上，甚至经济上没有转入战时轨道，物质上缺乏准备；其二，按法国的计划，要到1942年才能打仗，所以一切慢腾腾地按部就班去做，可是1940年就打仗了，思想上缺乏准备。其三，军民上下的和平主义幻想，都不愿打仗，似乎师出无名，不知为何而战，思想上缺乏准备。
这些都有事实为据。请看，法国在1937年每月只生产飞机三十八架，而德国月产已超过一千架。1939年开战时，法国前线的反坦克炮，高射炮，轻机枪都很缺乏，甚至将官们佩带的手枪也难买到。大敌当前，很多军火工厂的熟练工人却被调离公厂“去打扫花园或剥山芋”干些杂工；在工厂里的也照样“按和平时期的速度去进行工作”并不加班生产。一切军火定货和建立新厂都按1942年才打仗的计划去做。但是战争终于不按其主观愿望提早爆发了，军民勉强被拉进战争，然而却缺乏战斗激情，有的人甚至连但泽在那里都不知道，更感到没有必要去“为但泽而死”。上述这些乱糟糟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既参战而又在物质上，精神上缺乏准备的现实。
对于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呢？是由于一些当权人物的不负责任，溺于私欲私利，勾心斗角而贻误戎机；抑或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以至于谁都缺乏长远之念，而只作一时权宜之计；或者是由于法郎不稳，财政困难，而影响军备建设？这些都不乏事例，可以举得出一些事实来。但是这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原因是，这种物质上，精神上的缺乏准备，正是几年来政治上推行绥靖政策所种下的恶果。
说法国对德国的侵略完全缺乏思想准备是说不过去的。这完全可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法国的历史去证明。对于德国的崛起，法国本能上就能感受此威胁。一战后，法国在巴黎和会上力主支解德国，主张以非常苛刻的赔款和军备限制等条款以削弱德国，目的是防范东山再起。三十年代希特勒德国出现之后，从巴尔都的“东方洛加诺”计划，以至于赖伐尔的联意政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德国。甚至从二十年代末起，不惜耗时费资，投下大量人力物力去修建马其诺防线，难道不正是为了防范德国的入侵。所以，思想准备还是有的，只是在于对强邻这个明显迅速壮大的敌对力量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法国在达拉第上台执政之前，甚至在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期，就开始追逐英国，对法西斯侵略日益采取绥靖的态度。这条基本的政策路线并没有因为内阁短命，政府更迭而变更，不管是激进党还是社会党当政，都始终没有改变这条政策路线。其根本原因只能从整个国际阶级斗争的格局以及英法所处的地位去考察。最根本的是，一战后英法是既得利益的国家，它的愿望是维持状态，但求相安，尽量避免战争。为此不惜牺牲次要利益，尤其是其他民族的利益，只要事情不是和自己生死攸关，可让则让；当然，出自阶级本性，它们更希望法西斯这股侵略的祸水能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那是求之不得，一箭双雕的美事。在法西斯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这条但求妥协的绥靖路线在政略，战略上处于守势。这在军事上就表现为不做主动进攻求战的准备，而作避战防御的打算。
当1939年希特勒连续早中欧制造德奥合并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法国不是不知道其中欧盟国逐个被吃掉是最终是造成对自己的威胁。当时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早在1937年就指出德国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问题之后很可能进攻法国。达拉第在1938年4月的一篇声明中也流露这中担心，认为“德国既已占领中欧，很可能会掉过头来转向西方大国。”但是法军最高司令部对德军实力估计过高，存在畏战厌战心理空军参谋长维耶曼在1938年2月就指出：“德国空军四倍于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也多认为“法国空军当时处于绝对劣势”，对于德国在1936年才动工建造，号称“西部壁垒”的齐格菲防线，估计尤高，认为“德国人已经筑成了一个十分可观的防御工事体系，法国如发动进攻，势在必败。”（这些当然不符事实，其实，德国将领对这道仓促筑成的防线非常担心）。椐此，1938年3月甘末林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够在中欧和德国人交战。他向达拉第提出“只要不进行任何敌对行动，即不宣战，法国政府就能始终控制局势。”
是军事上的悲观估计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呢；还是政府的态度决定了军方的态度？这当然是互相影响。因为政府的决策要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军方也要服从政府的决定。达拉第是绥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如果考虑到他从1936年6月以后一直担任国防部长这一要职，1938年4月他担任总理以后还自兼国防部长（后曾短时间改任外交部长），几乎一直到法国投降之前都把持着国防和军备的要务，那么，他所执行的这条绥靖路线对军队和战备的影响恐怕是相当深远的。更何况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主张和总司令甘末林非常吻合，都主张对德作战只能是以防御为主，并且要极力避战。雷诺虽然对此表示反对，说过：“一个主张守势的将军，必将大遭失败。”但是但他想撤换甘末林时，达拉第就以辞职相威胁，结果还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正是这条绥靖路线使法国坐视其夙敌德国的力量日益壮大而终于不可收拾，自己却迷信马其诺防线万无一失，迟迟不做迎战准备，到一旦被迫应战，就显得极其被动，物质上，精神上都准备不足。
1938年时，法国已经为德军的优势兵力发愁，不敢轻易和它在中欧较量。1939年宣战后，面对德军在波兰的凶猛攻势，而自身缺乏进行一场大战的准备，更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只在萨尔地区虚张一下声势，以履行对波兰的盟约，然后就按兵不动，以110个师之众面对德军在西线的46个师（其中只有11个正规师），而不敢有所动作，坐失良机，变主动为被动。当时巡视过德军在西部防务情况的德军将领冯.梅林津说：“我越看越不理解法国的那种全然消极的态度。”
有人认为，法国之所以对德绥靖妥协，消极避战是由于其人民在一战时消耗过大，因而特别酷爱和平，厌恶战争，其当政的人物也多受此影响。法国的乔尔.罗曼就说过：“达拉第对于战争，可说根本是厌恶的。原来他在一战时，曾参加过战争，所以现实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便是固执厌恶战争的成见。他主张现在法兰西万不能卷入战争，弄得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问题当然不是在于哪个民族特别酷爱和平或哪个当政人物的格外厌恶战争。而是由于它在这场要求重分世界的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要不然何以解释它对德国就如此忍让避战，而对苏联则相当凶狠，主动出击？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法国决策者不顾德军压境，本身兵力武器有限，自身难保的情况，慷慨支援芬兰175架飞机，500门大炮，5000挺机枪和一百万发炮弹。并拟由魏刚将军亲率十五万英法两军以志愿军形式开赴芬兰作战。此外，1940年1月，在切断德军战略物资和燃料供应线的借口下，还拟订过一个轰炸苏联高加索油田的冒险计划。这些决定都是在同一个执政者——达拉第的领导下干的。可见，这完全决定于仇恨共产主义的阶级本性，完全驳倒了说他“根本厌恶战争”的说法。
也有人认为法国长期以来财政困难，法郎不稳以致影响了军备建设的速度。这话也似是而非。以为法国财政部虽然有削减国防经费预算的情况，但是国防部却经常没有将拨给它的款项用完，“以至1935年年度拨款的60%不得不转入1936年度。”而且财政困难，能够不惜耗费巨资，已每英里一百万美圆的代价去建造“马其诺防线”，却没有钱去制造飞机，大炮？连德国将领古德里安都说：“为什么有用来构筑要塞的那么多金钱，不把它用在机动兵力的加强和近代化的工作方面去呢？”
可见，问题并非出自法国人民的“特别酷爱和平”或者财政格外困难，而在于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守势战略，这条纵容侵略的政策路线到头来还是害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