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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在看去年特行的那部《乔家大院》，才翻了三分之一不到，虽然很钦佩主人公乔致庸的有勇有谋和雄才大略，但同时也觉得整部小说对文人从商的经历写得有些过于理想化。
我应该也算是半个文人吧，中文专业出身，做过几年语文教师，后来一直从事网站编辑工作。有句俗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对文人有些贬得过分，但却有几分道理。作为文人，虽说乱时或许能“口诛笔伐”，可是能做此类文人者又有几人呢？酸臭如孔乙己者也不多，毕竟识时务者为俊杰。而能做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了，因为如今写书的人远如看书的人多。所以，大部分人也许象我这样，或转了行，或和原专业还沾了点边，反正中文专业让我们象万精油似地油滑到了别的行当。想“酸腐”的时候看点闲书，或者在博客上随意挥洒几句。 文人从商，不是不可以，我觉得有几大弊端。第一，是太仁意。文人若从商，总想进入一种儒商的境界，在跻身于铜臭之气时还不忘儒雅之风，谦让一番。象乔致庸，赢了高梁霸台盘却放了对方一手，因而对方感激之余，来了个握手言和。其实在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以情感人，以榜样示人，并不见得一定有好结果。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颇有些愤愤然。前一阵子，家中一处旧房出租，一对年轻人应了租，我不但租金上给了实惠，而且平时他们有了困难也都找我。我这样做，全以为想到自己当年孤身来沪，也是没人照应，所以很想多帮帮别人。结果，他们搬离了也未告诉我一声，所有钥匙扔在信箱里，欠了八百多水电费什么的，到现在也催不回来。所以，也不知道这算是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太相信人。 第二，文人太理想化。文人往往最喜欢的是柏拉图，因为理想主义胜于一切。象乔致庸，第一个在山西商界建立了养老措施，在其商号服务４０年以上的可以辞号后领一半俸碌直到终老。并且，他还在山西商界建立商会，还破格将一伙计提拔成了大掌柜，允其拥有股份。这些破天荒之举都获得了成功。而在现实当中，建立行业协会或商会并不那么简单，民营企业更是在夹缝中生存。员工薪酬及养老制度，能严格遵循劳动合同法就不错了，就算是遵循了，养老金的基数和缴纳比例也是弹性的。至于员工利益，虽说现在好多了，但要想切实保障还是很难。至于老板主动要把这块做得很好的是少之又少。最近在看湖南台的《汇通天下》，里边的伙计当学徒都十分苦，每日“五壶四把”不离手，而且珠算、外语等要样样精通，一个差错就要逐出商户。似乎这里表现的情况才更真实。 第三，文人或许相轻。书中的乔致庸信奉老庄，因此放浪形骸倒情有可原。可他的“军师”孙先生，行为古怪，恃才放旷，却远不为当世所容。后来，真是这个孙先生辅佐乔致庸成为一代巨商。这倒让我有些不明白了，照理来说，这孙某个性怪僻，与人难处。而其胸中志向，又一直难抒，屡次赶考均已落第告终，见旁人奚落往往感慨自身。为何他后来又能有如此的气魄和雄才伟略呢。 所以我以为，文人经商，不是不可，而是很少能成大气候。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可我在现实生活中却发现，书读多了往往会理想化，所思所想易与社会脱节。做文人，幸与不幸？幸则，一身清高；不幸，仅以糊口，难成大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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