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人牛逼成不了大气候（一）

读史随笔●真文人难成大气候（一）

文/王成海

落笔成题之时，面耳为之一红，觉得自己未免妄自尊大。你是何方来的妖怪？竟敢放出口吞日月之词，未免关公面前玩大刀，鲁班门下弄利斧，有点不自量力了吧！但静心而思，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既不伤害邻邦，又不涂炭百姓；既不关乎领导，也不诋毁同事。其谁奈我何？

中国的文人从古至今，何止成千上万。但真正能活的扬眉吐气，有点人样的，大概除了宋代，其它朝代寥寥可数。宋代文人的人生之所以能大放光彩，缘于宋太祖赵匡胤立在太庙的誓约，据史书记载：北宋建立的第三年，宋太祖悄悄让人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太庙的隐蔽处，名字就叫誓碑。平时就用黄缎子蒙蔽，钥匙由专人掌管，一般根本不轻易开启，只有四季祭祀和新皇帝即位时才拜谒太庙然后新皇帝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皇帝，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皇帝行至碑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占开封，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此外，赵匡胤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宰相须用读书人”。从此这成为宋代历任皇帝遵循的金科玉律，慢慢变成了行事作风，政府鼓励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文人也毫不谦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把皇帝弄得苦不堪言，但也得硬着头皮去听，即使惹的皇帝龙颜大怒，对这些文人最多也是贬职，决不敢轻易伤害其性命。甚至后代皇帝为了发扬光大祖先的遗志，还进一步激励人们读书，参与政治，宋真宗还亲笔写诗鼓励读书人：“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因而宋代文风大盛，出了许多成气候的大文人，诸如：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苏轼等等，不一而足。没过文人也有许多臭毛病，因为许多小事，口舌笔墨官司打的不亦乐乎，你长我短，你拉帮我结派，你倾我我轧你，今天东风压倒西风，明天西风压倒东风，光顾了窝里斗，光顾了逞口舌之快，不注重国防力量的建设，屈服了辽，又屈服夏，结果丢了中原又失江南。最后消失在了浩瀚历史长河的烟雾中……

除了宋代，无论从前数还是从后阅，文人除极少数变节蜕化者生活得如三月的春花外，剩余的几乎是在死胡同中夹着尾巴求生。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路诸侯坐大，用孔子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毁”的时代，本来这是一个英雄用武的好日子，可儒家、道家这两个算作正统文人的派系，活的最没出息，人家诸侯用兵家，用法家，用纵横家，用农家，甚至用阴阳家，就是不用他们。孔子坐着牛车，领着一大帮七大八小、五高六低的学生，周游天下，大做广告，可几乎没人搭理他们，到头来“累累如丧家之犬”，只能回家编书；孟子更不着调，动辄“仁政”“保民”，可这对于那些时不我待急着发展国力，开疆拓土，争夺霸权的诸侯岂不是“天方夜谭”？就连后来的荀子不也屈居陋室，大谈人性的善恶，谈学习对人品德的重要性，他倒是带出了一个很有成就的学生，那就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的首任宰相李斯，可人家早就中道易辙，修枝剪叶，摇身一变成了法家的中坚分子。至于道家，从老子到庄子，无非就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让人们不思进取，屈从命运，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气日子，你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离开了社会还算什么？最后他们的徒子徒孙只能遁离现实，与野兽为伍，去过原始人的生活了。至于庄子曾说楚王想让其当相国，而他钓鱼“执竿不顾”，我看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硬的。没过这个时候文人们物质生活是清贫的，仕途基本与他们无关，但精神思想是绝对的洒脱自在，在人格上能保留住自己的一点独立和尊严，他们甚至可以信口雌黄地来全方位立体式阐述自己的主张，学派之间也经常互相论战，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繁荣景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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