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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一个未能忘情于政治的学者，他在政治“岐路”上的一些表演给他身前身后的评价造成了严重的误区。他的学术因而也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始终未能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呈现自身纯粹的价值。从政治的眼光批判胡适的人，往往在他的学术中过滤出许多政治的病毒，敏锐地发现他的学术动机很不可靠；从学术角度评说胡适的人，往往表现出一种经院式的大度，认定胡适的学术就是学术，一笔抹去了胡适学术中的政治意识，以便可以身心自由，轻松愉快地给他的学术做鉴定。今天的学者情愿这样故意地粗心，但胡适学术的文化质性似乎没有那么单纯，即便在他的国故整理、哲学研究等规范化作业里也都闪烁着鲜亮的观念形态的色彩，构成了他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风貌与社会期望。所谓“未能忘情”，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正是源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倘若完全忘情于政治，忘情于意识形态，那么他的理性情绪，他的判断力，甚至他的文化心态的健康倒真是值得怀疑的了。
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上海的那一场“新月人权”风波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胡适赤膊上阵，挺身而出带头向国民党政权索要思想自由、民主、法制与人权的壮烈举动。他当时的一些“偏激”的言论文字即使到今天来读，仍令许多人会眼热心惊。当然这场风波或者说冲突以胡适鼻青脸肿、大败而归而告终，胡适本人也只得“落花流水辞江南”，在国民党思想文化队伍的一片讨伐声中悄然举家搬回北平。正是在他败局已定的日子里，胡适坐在上海沪西越界筑路的寓所里发愤撰写了《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把潜伏下来的批判锋芒和政治理想藏进了学术著作里，借题发挥，“越界筑路”。《淮南王书》是《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只写了半个月。但胡适自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章，他曾专门抽出来于一九三一年由新月书店单独出版，一九三二年又专门郑重其事地送给蒋介石，要他“参考”，直至一九六二年他临终前还在撰写《淮南王书》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手稿本的序，写了几遍，都不满意，撒手人寰，终成残稿，而胡适对此书的重视与宝爱已可看出。 胡适认为淮南王刘安是“时时想要造反”的人，似根据司马迁《史记》里“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和王充《论衡》里“怀反逆之心，招会术人，欲为大事”两句话。当然刘安之最后被杀的罪名也是“谋反”。但据班固《汉书》，汉武帝对刘安是“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刘安又经常献文章给汉武帝，《淮南王书》的《内篇》刚写出就来呈献，深得汉武“爱秘”，汉武“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就是说汉武帝高度重视与刘安的关系。我们现在看淮南王这部后来被称为“子”书的哲学文综的内容，似乎找不到有谋反的痕迹，甚至很少思想不轨的言词(胡适说“洗刷得很干净”)，相反倒多的是汉武爱好的“神仙方术”与“漂亮词章”。刘安的最后以谋反被杀并株连数千人恐怕正如胡适所推测的那样借神仙方术号召革命之意吧，与《淮南王书》本身的哲学内蕴无关。 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汉书》列淮南为杂家，胡适则认作道家，所谓“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无非指道家是“一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有一个“大调和”、“大折衷”的思想体系(与杂家精神相通)，从司马谈、刘向、刘歆到班固都言之凿凿。《淮南王书》的自序(《要略》)也指出自己“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于物而不与世推移也”。——这个大混合的思想体系的核心便是“道”。显然，道家学者均把“道”看作是“实有的存在”，并先验地规定了它的三大特性：一，无往而不在；二，万物所以成的原因；三，纤微至于无形，柔弱至于无为，而无不为无不成。胡适根据实验主义思想哲学，认为这个道是“无法证明的”，只是一个“假设”。所有的道家学者包括刘安，“他们不但认定这个假设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相信这个假设是满意的，是真实的”，遂自以为寻得了宇宙万物的“最后原理”，所谓“万物各异理，而道总稽万物之理。”有了这个“总稽万物之理”的“终极真理”，便可以不必寻求那各个具体的理了——人人自谓认识了“道”，掌握了“道”，便无心去求知物物之理，也不屑对各个具体事物的认知过程、各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感兴趣了。日日幻想一个一蹴而就的“根本解决”，一朝醒来便解决了现实世界的一切问题，因为他们掌握了统摄宇宙、总稽万物的“最后之因”。——胡适认为这是道家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的最危险的遗产之一：思想激进者会胜券稳操，异想天开一副牌便统吃世界；思想懒惰者则踌躇满志，以为一把钥匙能开万把锁。其实，“根本解决”带来的是什么都没解决，什么都解决不了，倒为后人为解决这个“根本解决”的思维化费大量的智识精力与理论耐心，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而这些精力与时间在一点一滴的改革中，在一寸一尺的前进里原本是可以做许许多多事的。 胡适认为道家的另一个危险的思想遗产便是清虚无为、柔弱守雌的所谓“道的特别属性”。“道”的假设尚没有得到证实，便被道家学者以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移植到人生观与政治观上去了。“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而无不治”——《淮南王书》里《原道训》的“无为”固然有尊重自然演化，与化推移，应物变化的含义，其根本意义在随化而不在造化，所谓“跟着时变走”，不为物先，不易自然，“推而后行，曳而后往”，“感而后应，攻而后动”。——所谓“托于后位”，移植到人生行为上就是“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应采取的人生策略是“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SPS=0975>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胡适不由发生感慨： 这是很老实的自认不敢犯难冒险，情愿“托于后位”；前面的人上去了，我可以攀援上去；前面的人跌下坑了，我可以不上当；前面的人失败了，我可以学点乖。这真是“抱雌节”的人生观！老子所谓“守其雌”，正是此意。二千五百年的“雌”哲学，养成了一国的“雌”民族，岂是偶然的事吗？ “雌民族”行为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让别人冒险犯难，让别人冲在前面造时势。时势成熟了，我来顺水推船，所谓“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得大便宜。不过这种虚静柔弱、托于后位的平头百姓的人生观一旦移位到南面而王的人君的政治观，其无为哲学的底蕴则又发生异变，落到了虚君的“俨然玄默”上，尸位的“无智无能”上，值得我们后人细细玩味。 胡适发现《淮南王书》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它告诫人君的《主术训》包含有四个方面的精义：一，虚君哲学，“处尊位者为尸”，奉行“寂然无为”哲学。君王不但不轻易为暴，并且不轻易施惠，所谓“重为惠，若重为暴”。轻易施惠，“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必生奸；轻易施暴，则“无罪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必生乱。奸乱一生，亡国之兆。君主只须树起一个“法”的准绳来，自己完全“以无为为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里便引入了一个依法而治的概念：“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治”的结果：“国有诛者而主无怨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贵贱贤不肖在“法”的面前都受绝对平等的待遇，诛赏予夺不从君心出，皆依客观的标准。胡适认为，这种完全排除了人治的法治乃是“明主之治”，而明主本人则“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佚而事愈少”，他的职能愈来愈虚。 二，君王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也便是“民治”的意义了。《主术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胡适指出这两句话便是民治主义的基本理论，君心虚退一步，民意挺进一步。人主听治，虚心而弱志，“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这样一来，人主清虚，群臣辐辏，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因此“民治”也必将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本保证。 第三，“乘众势”、“御众智”、“用众力”又必然牵涉到一个尊重和听从人民舆论的问题。“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能做到这四条则民意能上达、君令能中式，所谓“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这已经是自由舆论的光照了，胡适说这便是“言论的自由”的题中之义。 最后，民治主义政治思想的第四要义是“承认统治者与被治者是对等的，只有相互的报施，而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主术训》云：“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它的基本原则是：“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这种对等相报的原则出于孟子“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臣、君民的地位对等是绝对的，君主如压迫臣民、藐视臣民，臣民可以起来反压迫，臣民可以理直气壮赶走他，胡适说：“这就是承认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 毋庸讳言，胡适在写《淮南王书》这些段落时，心中不由自主地会涌起波澜，他在概括《淮南王书》“无为”的政治思想的“大要精义”时显然融注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让民主在古老中国的土壤里生根，让法治在社会政治的操作层面上尝试，阐扬民主，推进法治实际上成了他的骨<SPS=1923>之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胡适在汉口将《淮南王书》送给蒋介石，意思十分清楚，要他想想这本书尤其是《主术训》里的主要思想，“寂然无为”，“守法守宪”。此后胡适在他主办的《独立评论》上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无为政治”的问题反复加以纵深阐述，如《从农村经济谈到无为的政治》、《再论无为的政治》、《建设与无为》等，从“无为”的政治论到“建设与无为”，从“建设与无为”又论到“建国与专制”，论到“民治与独裁”，论到广开言路、政制改革。就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写的《政制改革的大路》(载《独立评论》第一六三号)一文中，他还奉劝蒋“自居于无知而以众人之所知为知，自处于无能而以众人之所能为能，自安于无为而以众人之所为为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胡适对当时困民、劳民、敝民的一系列好大喜功的“建设事业”还抬出“无为”主张加以劝诫，强调与民休息、恢复民生为当务之急。当时《独立评论》登载大量的农村破产、民生凋敝的报导似乎也不是无意的。这当然不只是胡适与《独立评论》同人的一般看法，实际上也是当时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痛切的感受。如熊十力先生在《英雄造时势》一文(载《独立评论》一○四号)中便有代表性的言论： 今日根本危险则莫如政治全失信用。略言其故，则欺骗、贪污、淫侈，是谓三大亡徵。一切标语，一切宣言，一切议案，皆尽极好的说，而观其行事，则全不相应。其出诸口与笔时，绝不经心而出，绝不欲见之施为。甚至因一好名目而立一机关，召一会议则又利益许多私人或闲人。耗费许多民脂民膏，而此外绝无所事事。又如飞行考察(如考察西北)，一个或几个阔官飞动一下，总是几多万，报纸不得已而恭维，民众不得已而欢迎。其结果亦不过耗费人民脂膏几多万。胡适之先生的“无为”主张，于此时真是对症药。 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六年，胡适在一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中又再作冯妇，重新拿《淮南王书》的“虚君”主张来奉劝蒋介石，重弹“无智无能无为”的尸位哲学，要他努力去做到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他叙述的两个关于艾克的“含有讥笑意味”的故事正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的样板注脚。我们固然不能排除胡适阴含“借题发挥”的讥弹之意，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当局也已明晰地听出了胡适反弹琵琶的弦外之音：“要总统不做事，把总统冻结起来。”于是一本代表当局舆论导向的批判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便几乎是指着胡适的鼻子猛烈反击了，劝诫已脱去学术的外衣，暴力便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了。胡适的帽子主要有两项，一是“到处乱讲乱说”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二是“假借民主自由美名”散<SPS=0017>毒素的“思想上的敌人。”——这两项帽子的形制尺寸与我们五十年代批胡时缝制的十分相似。胡适当然明白，要尸位蒋总统，要他寂静无为，要他无智无能，颇有与虎谋皮的意味，既是与虎谋皮，自然要有被老虎咬伤的准备。咬得多了，不免伤痕斑斓、痛及心骨，而事实上胡适也正是伤痛发作而遽归道山的。胡适自称是国民党的诤友诤臣，我们细检从三十年代起胡适对国民党的规箴与劝诫确有露骨的谋“虎皮”的心迹，并非一味“爱惜羽毛”。有人可以说这是小骂大帮忙，像天津《大公报》那样。“骂”的大小且不去细称了，对这样的“帮忙”能否辨认与容忍倒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当然谁也不会抱有“受纳”的幻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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