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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街痞意识”“讼棍意识”都是我的原创造品牌，但经斟酌，我还是把街痞意识改为“市痞意识”，这样更有利于各位联想到它与“市场意识”的对立性。
开题之先，我想让朋友们先感受一下以下词汇之间的区别。 1、粗口谩骂 谩骂 骂人 讥笑、嘲弄挖苦 讽刺 2、斥责 指责 批评（含中肯评价、错评或苛评等） 这个没有别的意思，论坛已经给安了一个帽子“粗口谩骂”我也不追究了，只是提供一种比较模式以便以后准确执罚。相信我在《街痞意识或讼棍意识小解》一文中说有刀有市痞意识或街痞意识，按以上所列，顶多是列入批评、错评或苛评。如果是当事者夹较浓主观情绪的斥责可直呼“市痞”。稍轻一点的指责，称“市痞行为”，如果是再客观温和一点的批评，更宜称“市痞意识”。我没有称有刀街痞讼棍，也没说他街痞或讼棍行为，而只是说他有那个意识。轻重之别，岂可不察。 论中国人的市痞意识 痞，原义人体内郁结阻塞不通的痞块。引伸义为流氓无赖恶棍，如地痞，街痞、兵痞、官痞、文痞、学痞。市，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公共市场、人力资本市场，思想文化市场等等。市痞，字面义阻碍“市场”的“痞块”，包括上述各种痞子，他们散布社会各阶层之中，在官为官痞，在村为村痞，在街为街痞，在学为学痞。市痞意识，引伸义为妨碍市场与自由的意识障碍。 事实上，尽管市痞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但市痞行为或由此抽象出的“市痞意识”，却是广泛存在于政治界、生意界、学术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存在这样的意识。用柏杨或鲁迅的逻辑，也可以说就是国民意识中的一种劣根性。我归纳抽象出这样一种意识类型，是因为我认为它比李大苗周泽雄那一头雾水的“农民意识”更适宜作为市场意识的反面来研究。因为它可以有明确的指称，同时不仅存在于农民当中，也更广泛地存在于官僚和其它各阶层。而且不用担心群体岐视问题，因为市痞不是社会分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市痞，大家生活更和平安定。 市痞意识不仅有缺少诚信或耍赖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为双重或多重标准，以及聚众暴寡意识等方面。市痞阶层还普遍有垄断市场获取收益的倾向，很多地方市痞向经商的农民索取保护费。市痞有垄断市场的本能，在我家乡，一位初中同学当了市痞，他和一伙人垄断了乡里的木材生意。另外一伙市痞则垄断了中巴生意。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市痞阶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民间纠纷的裁决者、和“官”接近，我记得就有这样的事例，某些纠纷农民或市民不找官府或法院，会去找市痞或由市痞演化来的“黑帮老大”来摆平。所以市痞意识实际上与官僚意识一脉相通。 从市痞意识的这些基本特征，我们不难理解我们这个被称为“汉”的民族与市痞意识的渊源了。因为“汉”王朝的开创者，正好就是一个市痞，甚至可以说是市痞意识的集大成者，刘邦就是天生的街痞种子，年幼时候，不喜读书，也讨厌种地，他爹对他整天无所事事十分不满，训之为“无赖”。这些意识刚好是和农民意识主流特征相反的，传统农民意识受以下四大职业分工方向影响，读书，种地，学手艺、做生意。农民学手艺指向“工”，"做生意"则指向“商”.而“痞”是游离于“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之外的群体、他们和“士”一样都是最有可能转化为管理层——“官”的一个阶层，只不过前者靠读书后者靠暴力，总之都是不喜欢干实际工作的一群，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他们轮流执政。作为一个痞子，往往八面玲珑善于察颜观色，不象一般农民憨厚固执，所以痞子刘邦的专长就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能耕读，却和当地衙门官员打得火热，后来，通过门路弄了个“亭长”当。市痞没有伦理承担，痞子伦理就是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所以他可以不按常理出牌，项羽输给刘邦，就是贵族意识输给了市痞意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市痞意识对汉民族文化的强力渗透。市痞也有市痞的理性，吴思研究历史，发现强盗还知道“杀鸡取卵”的坏处、收保护费要有松有紧。文景之治，休生养息、民间商业繁荣，体现为“市痞理性”；汉武时代，是市痞意识的暴发，市痞意识中的市霸精神、垄断意识抬头。 实际上农民意识是天然倾向于商业文明和市场精神的，正是其职业特点使得农民非常重视信用、厚道、公正等德性。农民或者从农民中分工出来的手工业者、小商贩，他们善良、朴实，总想赚点本份钱，他们走村串巷，入乡随俗，总是放低自己的身段，以获得别人的认可，闹什么纠纷扯什么矛盾，都不敢靠强蛮解决，而是尽量协商妥协。对这些人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农民，农民和农民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自己也往往是双重身份，农忙时是农民，闲时就是打短工或者做手艺，贩卖小东小西，总是笑咪咪、和蔼可亲。小时候我们常常朝着大路张望，竖起耳朵聆听，希望看到货郎担的身影，希望听到拔浪鼓的声音。他们最讨厌的是市痞、村痞，勒索要挟敲竹杠、不讲道理，精通辩证法、横竖有理，货郎碰到痞，有理也没理。小时候曾看到一个街痞，逼着一货郎倌脱裤子下跪，真恨不得上去和他打架。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的元素和“痞”的元素都会同步增长，在城镇，市场发展起来了，市痞的油水也跟着多起来了。有了大商人，也就一定有大黑帮。商人和市痞，在中国社会是历史性的冤家，有时候市痞也经起商来，有时候商人也摇身变成黑帮头子。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共同的源头，从本质上他们是对立的，真正的商人，永远痛恨市痞和由市痞发展起来的黑帮。市痞精神和商人精神或市民精神是绝对对立的，作为两种意识元素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但具体到每个意识主体后黑白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经过长期的互相渗透后，混合在市民和市痞的意识之中，同一个商人，当他追求公平竞争、体现协商伦理、重视诚信和服务质量时，体现为市民意识或商人精神；当他追求垄断暴利、欺行霸市时，表现为市痞意识。中国当今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垄断、政府垄断、基层市痞流氓垄断，都是市痞意识的不同层面，所以市民意识还很薄，市痞精神还很重。 有人说毛的骨子里有农民意识，其实错，农民意识安份守己，勤奋诚实、守规矩讲信用，天然倾向于农工商，而市痞和传统书生有最大的共性，就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区别。毛的骨子里既是一个书生，又是一个市痞，但不是一个农民。他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他这句话的立场就是站在城市街痞一边，毛虽然也打击书生，但那是书生和书生的恶性竞争，内部矛盾，和农民才是阶级矛盾。毛和蒋，是刘项故事新编，贵族意识再次输给市痞意识。文化大革命，是市痞意识的大爆炸，市痞像蝗虫一样繁殖，大街小巷无所不在，城市受灾首当其冲，农村也不能幸免，市痞意识在城市是无孔不入，在乡村则主要渗透于党员干部意识和村痞地痞意识之中。 改革，是农民意识中重新酝酿市民意识、商人精神。农民重诚信、重伦理，其实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诚信”的伦理法则，是中国古人根据“天”的“信”，如日月星辰朝暮春夏运行规律，日复一日看日升月落，年复一年看冬去春来，正所谓天地有情，四时有信，农民的生产活动严重依赖于自然规律，依赖于天地之信，试想四季无常，朝暮无序，农业生产何以成为可能？所以农民感念上苍，悟天德立人伦。康德也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作为一个在城市和农村都有生活经验的农民，我深刻感受到农民和市民的最大差异是前者有太多机会观察星空和神奇自然。我一直认为，农民身上的某种伦理品质，才是市场精神的根源所在。
李大苗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研究农民意识，然后又整出一个农民的身份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区别，一面从农民在社会中的职业分工来归纳农民意识，一方面又想笼统地以“农民”包容社会各个阶层，整出一个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社会人格”，这在西方学术界压根没有的术语。只是摆起来是“社会人格”，自己也装在其中以示公正；用起来就是身份人格，自己置之度外。而且内容似是非是，似指非指，渺兮茫兮，莫名其妙。这种自创一说的干活，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不遵守最基本的“澄清概念设立判准建构理论”的规则。试想，“农民意识”、“小农意识”，在西方学术术语里有这玩意吗？不妨给我翻译一下先？所以我谈农民意识，都是指“农民的意识”，根本不敢说这是一个什么可以上升为“社会人格”的学术概念。 不是说不能玩中国特色，要玩就玩最纯正的中国特色，什么农民意识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哪有“市痞意识”这一概念好，燕谈始出，星球原创，百度狗狗绝无仅有。 真正对市场经济构成巨大阻力的社会人格不是什么“农民意识”，而是与农民和市民敌对的、夹在农民和市民之间，阻碍着农民向市民角色转换的市痞意识。这种意识是汉民族的创始人遗留下来的，在村为村痞，在街为街痞，在官为官痞在学为学痞，在商为奸商，官僚意识学阀意识莫不得其精髓，无人可以逃得过，没有哪个躲得了。哪怕一个人再儒雅、再玉树临风、再风度翩翩、再学养渊博、再才华横溢，都难逃其痞。菜农有、有刀有、大苗有、周泽雄有、歪弟有、本次形名之争，我猛攻周泽雄的那个铁和评论有刀的铁，都是指向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归根结底都是批评市痞意识。不过，惭愧得狠，我其实比你们更严重，虽然我反对市痞意识，结果却发现我的骨子里就是有市痞意识。我是农民意识、书生意识、市痞意识都有，只是比你们多了一点农民意识。所以我的意识特征更丰富一点，本人知耻而后勇，以后要努力克服市痞意识，发扬农民意识和提升市民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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