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实业报国 中外有别

高超群：实业报国 中外有别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日期：2006年08月29日 13:37 http://www.

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资本家在最初兴起的时候，都曾经长期面对上流社会的鄙视。甚至到了一战前后，在老派的欧洲大家族里经商也不是什么十分体面的职业。彼得·德鲁克出身于奥地利一个有点地位的犹太家族，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家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没有英国士绅看不起‘下层社会’那种狭隘的偏见。我们家族成员中就有一个是生意人，也就是姑姑的第二任丈夫。她的前夫是个心脏科医师，在大战中阵亡。她后来嫁给一个匈牙利人，一家非常大的木业公司的老板。然而，我们在谈到这位姑夫时，措辞还是尽可能谨慎，说他曾是非常专业的军官，还是位将军呢，到了1918年匈牙利军队解散了，才不得不进入家族企业。我的父母有一个好友是经营纺织厂的企业家，但是在介绍他或他的子女给我们玩伴时，我们总是强调，他本来是个风景画家，在他父亲死前曾开过画展，但父亲早逝，只好担起经营家族产业的重任。银行业呢，还可以，只要他们有大学文凭，但是工厂或商行的‘练习生’就会让人说：‘很好，不过嘛……’” 　　因此，欧洲的资本家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不得不用民族主义来武装自己。他们辩解说自己是通过经商来报效国家的，用新教伦理作为道德依据，向主流社会宣示自己也是一个正派人。中国最早的新式企业家是买办和洋务运动中的官商，但很快他们就被出身士绅的企业家取代。这些新式的士绅并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正派，他们本来就是精英，国家本来就是他们的。只是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改变国家的统治方式。因此他们举起了商战和实业救国的大旗。 　　不过，对于近代企业家的民族主义主张，我们切不可做过分浪漫主义的想象。当时的人就曾经批评他们：“每次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见之于形式的时候，每次中国对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经济绝交的时候，却每次没有见商业资本家有抵制外货的决心，却每次没有看见工业资本家有增加生产的企图，却足以给予商业资本家莫大的机会，都充分表现了商业资本家阶级十足的投机精神。” 　　对于这种指责，虽然很少见到中国的企业家公开的辩白，但是在他们的内心，他们并不感到恐惧，甚至没有自责。1917年英美烟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商谈合并事宜。在当时国货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凭借民族企业的背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当家人之间发生了分歧，简玉阶认为如果南洋与英美烟公司合并，利润将会缩减，因为简氏会失去他们作为国货运动领袖赢得的所有信誉，国人会指责简氏虚伪甚至卖国，甚至对其产品采取敌视态度。与此相反，简照南则更多从经济上考虑南洋的发展前途，认为生意来往与爱国没有关系，他指出：“试问争气，争气为人所败，国人亦能争气补我损失否？” 　　事实上，他们认为没有比自己公司的壮大更好的报效国家的方式了。这种潜意识再加上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混乱，使商人们更加坚信自己没有必要参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争斗，更不用提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运动。因此，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正派的商人在政治上越来越边缘化，他们对于国民党政权并没有信心，也缺乏好感；对于底层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更加敌视。只有那个实业救国的口号可以安慰他们的心灵，给他们道德支撑。 　　1907年美国面临一场严峻的金融信用危机，为了帮助政府渡过难关，洛克菲勒拿出了巨资。要知道，这个时候执政的老罗斯福政府却是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害的，可以说老洛克菲勒对他简直恨之入骨。事后，老洛克菲勒得意地写信给儿子：“这让我非常高兴，比赚多少钱都让我高兴。”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公民，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报效国家了。两相比较，实在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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