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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有个著名的状元名叫张謇，他办的大生企业集团，几乎改造了整个南通城，鼎盛时期资产曾经高达白银2483万多两，（191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才大约2万万两），从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生产算起，到20年代中期大生企业没落，大约25年时间。 这25年时间里，大生最辉煌的时代大约是1910年代，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机遇。当时欧洲列强忙于打仗，给了中国的棉纺织业一个时间窗口去发展。“大生”处于良棉产区，有交通便利，又有大量廉价且熟练的劳工。稍加经营，在一个市场需求旺盛，外来商品倾销还未形成的时候，发展起来是一件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 鼎盛时期的1918年，大生的驻沪办事处在上海闹市中心的九江路买了块地皮，后又花了18万两，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风头一时无两。 那段时间，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名的“南四行”、“北四行”外，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多时就有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 然而，到了20年代，日本的棉纱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而且一去不返。从1922年起，大生档案里，各银行、钱庄催款的电、函猛增。 这个时期的大生，借钱就难了， 张謇曾先后向日本和美国资本家借款，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只好做抵押贷款。 大生一厂先于1922年10月25日以全部固定资产500万两做抵押向中南、盐业、金城、大陆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借款70万两，条件极为苛刻，张詧在写给吴寄尘的信里抱怨：“苛虐束缚，孰甚于此”。 1923年，张謇又以大生副厂全部地产、房屋、机器等财产为抵押，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40万两，以后两年又借了5笔近100万两（分别是22.96万两、21万多两、13.6561万两、21万两、22万两），加上其他钱庄、银行的借款，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 后来，张謇在一次会议上说：“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固由时局所涉，亦为天时所致。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为之补助，为十年、八年之长期借款。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然亦无法。” 看起来，金融与实业的矛盾自从中国近代工商业肇始就是这样：资本总是逐利的，对于“低风险”的借贷方总是无限宽容，有利就好。对于“高风险”的企业，则是捂紧钱袋子，宁可不挣钱，也要保证本金安全。 最近流行资本寒冬说，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银行的钱去哪了？据说都贷给了“安全”的房地产业，PE们的钱去哪了？据说都投给了“安全”的滴滴，蚂蚁，美团，乐视了。 然而，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从“安全”到“高风险”的时间又有多久呢？百年前的商业环境下，大生这样的行业翘楚，由盛而衰也只需几年时间，更不要说互联网时代的当下了。 于是资本家们，只得做短期打算。贷款做短期的，投资款通常只够你烧1-1.5年的，不行就算了，不值得冒险去赌博。 张謇说的好：“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 企业家和资本家，永远只有一种“纯洁”的金钱关系，资本家需要借企业家之手生利，而企业家需要借资本家之钱加速扩张。除此之外，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 全球化和信息化给大部分行业带来的跨地域无差别竞争，已经把企业家的获利空间压缩到极小，而资本家仍然需要找到相对安全的高回报投资标的。于是，资金的马太化集中几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全球流行病。 在这样的“资本寒冬”，做企业似乎只有一种选择：牺牲扩张速度，先把自己做“安全”，从自己的客户那里积累“长期资金”，当你足够“安全”的时候，钱就会闻着味道来找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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