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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的陈胜、吴广均为饥寒交迫的“瓮牖绳枢之子”，虽常年与人佣耕，但又胸怀“鸿鹄之志”，无时不在渴望着一个有意义的“富贵”人生。即使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怅然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事情的发展倒恰好证明，因为陈胜胸怀“鸿鹄之志”，后来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动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伐无道，诛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发起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全面进攻。虽然他们在举义后不久相继牺牲，但他们表现出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的气节却永垂青史。
诸葛亮是在汉末群雄角逐的乱世走上政坛的。当时，他身在隆中“躬耕垄亩”，却心系天下风云，立志像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那样，把自己的文韬武略献给统一天下的大业。正是因为他有“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才会为汉室后裔刘备筹画“当世之事”，和盘托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机谋取中原的《隆中对》，并在后来与刘备和衷共济，按照《隆中对》的总战略联吴抗魏，夺取荆益，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诸葛亮后来数次北伐虽然都无功而返，最后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让后人无限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他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为后世士林塑造了一个千古忠臣的榜样，其人格魅力、其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北宋的范仲淹是历代儒宦中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心忧天下的又一典型。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一生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他协助宋仁宗进行的改革。他建议从整顿吏治入手，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具体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宋史·范仲淹传》），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改革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群起而攻，甚至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政，致使范仲淹被迫离京外任，但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至死不悔。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警世名言，早已成为其后有建树的从政者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在中国历史上，像身处垄亩而心怀“鸿鹄之志”的陈胜、“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等这样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但就上述三例而言，也足以说明，历来成大事、立大业者，通常都是对处境的顺逆不管不顾，也不管在朝在野，心中都长存一种浩然正气，因而不管遭遇任何挫折，都能不坠青云之志、坚守人生大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在仁人志士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对气节特别重视，气节观被从圣贤到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广泛接受，作为人生的准则，并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它总是让人感觉到正气满宇宙，大节镇乾坤。而一个人只要养得浩然之气，其一生就必然充满活力，充满精气神。
气节的升华：“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抗清义士夏完淳，十七岁血洒刑场。他在狱中书赠难友诗中的名句“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毫无疑问是对气节的升华。气节的升华极为严峻，一般要通过生死考验来进行最后提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历史上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忠诚与奸佞的矛盾冲突中，永远是鉴别光荣与耻辱、勇士与懦夫、英雄与叛逆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勿庸讳言，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中国古代社会精英的气节难免醇疵粘连（譬如他们身上同时留有“爱国”与“忠君”、慷慨就义与民族仇恨的印记等），但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剥离，去芜存菁，就应该承认他们表现出的气节还是瑕不掩瑜的。下面再举几例，权作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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