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今中国经济的迅捷发展，社会意识形态也在随之发生改变，当代艺术作为当今商品化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渐渐在中国社会生根繁衍。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反映，中国尚未对当代艺术有一个系统、客观和严肃的认知，致使眼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处于无序的混乱发展状态，对此若不加以即时梳理和准确的社会定位，中国的当代艺术不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相反，则会在浑浊的商业大潮中被冲撞变形，或成为商业文化的牺牲品，或成为损害人心智的负面产品。
中国当代艺术目前已出现诸多症状，如艺术是“无足轻重”的，是可以放心大胆的“胡作非为”的，以及“艺术走向终结”、“人人都是艺术家”等，这些思想的泛滥和流行，无非都是在脆弱的精神者中间造成混乱和设置障碍。对于今天中国的大众媒体和大众而言，当代艺术已成为一种另类的游戏和娱乐。由此可见，当代艺术不但脱离了大众，而且给社会带来了系列的负面影响，这是艺术家们所料不及的。无视中国当代艺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亟需解决的迫切性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这是因为在高速变化的商品化社会中生存的人的精神，难以逃脱来自多方的生存压力，精神脆弱、空虚已不再是当下人的个别少数现象，处于抑制和寂寞状态的人的精神必然要寻找其释放和伸展的出路。不受工艺性技术限制的当代艺术，为追求精神的人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寻求精神发展空间的出路，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一种进步，但不负任何责任的任意表达当冠以“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名誉之后，似乎就可以畅通无阻，那么，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旗帜下，人人似乎都可以纵情随意的渲泄，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美术，它不是赏心悦目、休身养性的间接滋补品，当代艺术散发出的力量往往是直接的、颠覆性的以及在充满张力和冲击力中显现出来的。所以，当代艺术在能量释放的当下时效性要远远大于传统艺术。正因为此，我们更应该深入地研究、慎重地对待。重塑中国当代艺术的神圣严肃形象已迫在眉睫。
我认为，当代艺术必须具有高尚的精神内涵和知识背景。之所以强调“高尚”的精神内涵，这是因为当代艺术应当担负起关心当代人精神和人性安危的使命，艺术家可以揭示、批判人性和社会现实，但“关心”的前提不能丧失，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对“结果”加以评判，“结果”是实现了“关心”的目的，还是违背了这一目的，以及检验受益者是谁，或有没有受害者等等都需要“关心”这个前提。因为艺术不象使用化学药物那样便于控制，与化学药物不同的是，艺术的传播和受众都是开放的，社会化的。所以，对文化艺术这样的“精神药物”（广义的）生产和传播需要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方法。
参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政府对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和义务。这是因为当代艺术的创作通常是反异化、反物质化的，因此大多数当代艺术家都是生存在物质经济利益的边缘地带，以致他们的压抑通常是多重的。为了有效地管理，西方国家通常会制定相应的文化、税收政策，如国家直接参与投资，或鼓励企业家赞助等，以确保艺术家们的基本生存空间（这一点与宗教的处境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当代艺术就是崇尚精神和生命的宗教），展览交流场馆的建设和设立艺术基金会等都是常见的方式。这些措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当代艺术的非理性无序发展，同时也可以对艺术家的精神财富加以有效的利用，以确保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更具活力。在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增强科学理性管理已是现代城市、国家管理者们的普遍选择。
今天，艺术家、批评家和政府应当对中国当代艺术社会功能给予正确的定位，这将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机制的确立，同时也是为发展和繁荣中国当代艺术创造基本的条件。对于今天现代化的国家和城市而言，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在上海、广州、北京、成都，当代艺术都逐渐开始享有自己的合法居所，中国政府也开始在圣保罗双年展及准备在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展示身姿。此时此刻，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前进历程已经开始从地下转向了地上，中国当代艺术已开始了新的历程。无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在中国今天的物质文明建设中，中国人同样需要大量有助于解决精神问题的精神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