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的青铜器并非是日常生活的用具,而是作为礼器使用的。所谓礼器,主要是用来祭祀或是重大礼仪时用的器皿。古人祭祀祖先时要用牺牲,《周礼》规定:“凡祭祀,共其牺牲。”“牺牲”二字全是牛偏旁,最早只是指牛。“牲”指毛色纯正的牛,《说文》注:“牲,牛完全。”又说:“牲,宗庙之牲也。”牺牲以后扩大到猪、牛、羊三牲,但以牛的级别最高,被称为是太宰,用羊则为少宰。天子和诸侯的祭祀才能用太宰,大夫只能用少宰,一般百姓的祭祀则完全不能用牛。祭祀时有牛的级别高,无牛则级别低。
受到如此之隆遇的牛从此进入了中国礼仪的最高殿堂,三千年来一直而未绝。牛的进入礼仪和人类进入农耕有关,中国的牛不同于西方的野牛或食用之牛,中国的牛主要是用作农耕。猪、牛、羊都是人类豢养的家畜,都是人类定居的产物,是人类农耕的产物,用它们来作祭祀的牺牲,是为了感激上苍的赐予。所以牛的形象在青铜器中除了作为纹饰出现,也作为器物的造型而出现。以牛形的礼器来盛放牺牲,更为虔诚。
祭祀要用酒,所以酒具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一大宗。在这其中,牛形的酒具不胜其数,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的牺尊,就是牛形,应是镇馆之宝。这件春秋时的重器虽然已残,但仍不失威风,它四蹄直立,俯首垂角,鼻上缀有一环,满身布满了繁复的蟠螭纹。它的背上留有三只空洞,可能上面原是三只壶,是装酒的,而中空的牛腹里可以装入热水,供温酒用。这样的一件珍品,与其说是一件器皿,毋宁说是一件艺术品,仅从它那准确生动的造型和精致繁缛的纹饰来看就令人爱不释手,而巨大的体积和悠久的历史又增加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它一些器物,虽未做成牛的象形,但有的将器下的足也做成蹄形,多是偶蹄,以作牛的象征,以表示以牺牲献祭的庄严。因为牛,进而演变出一种名叫兕的猛兽,其实也是牛。
先秦时的青铜器牛并不仅仅用一般的黄牛和水牛,有时也会选用犀牛来造型。犀牛的原产地不在中国,但从远古时就有人从南方进贡,少有人见,被视为珍稀,也会被做成礼器供祭祀。中国人把犀牛夸大成了灵异的神兽,说它可以避水,可以避疫,它的角可以治百病,皮做成盔甲后可以刀枪不入,犀角做成灯罩可以不被火燃。因此吴王夫差有犀甲军,民间也有犀角灯。
汉代以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宗旨,非常重视农耕,耕牛被提高到了无尚的地位,政府用“盗牛者死”的严峻法律来保护耕牛,牛的形象也屡屡被搬上了艺术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首次以绘画的形式来描绘牛,一幅人牛相斗的画面虎虎生动,叱咤有神。睢宁和绥德都出土有《牛耕图》,农民驱牛耕地的图景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画面上,从而体现了汉代扶持农耕的政策。中国流传久远的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实则上也体现了这一农耕的理想。
错银铜牛灯
扬州邗江曾出土了一具汉代的错银铜牛灯,它造型非常精彩,一只羝角扬尾的牛,身上缀满了流畅舒卷的纹饰,背上有一只带罩开格的铜灯,最为奇特之处在灯罩上有一只大的灯盖,盖顶上连有一根长长的烟囱,烟囱连在牛头上。当背上的灯点燃后,烧出的烟会顺着烟囱进入装了水的牛腹里去,不会熏着人的眼睛,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环保型灯具。更妙的是,牛背上的灯只有一侧开口,可以任意调整角度,这样可以让光线按照人的意志来集中投射,可保证一旁睡觉的人不至被灯光照亮。这尊铜牛身上遍饰图案,全用错银的工艺来完成,足见其珍贵,非王者不能享受。
早期青铜器上的牛都是作为神的象征物而存在的,它们显示了一种神秘的威严,这是为了服从礼器的特殊功能。到了汉代,这些青铜器的祭祀功能已经渐而失却,转而作为生活器皿而用了,因此它们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贴近审美功能,不再具有那种威慑作用。汉代还有一些同类的牛灯,都是以牛为造型,有的也是那种环保型的,但却以这具错银铜牛的美学价值最高。
把牛作为绘画对象
汉代之后,牛又具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拉车。牛车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道风景,一直沿续到近代才消失。中国古人以牛车代步,正是文人士大夫温和平稳人格的体现,也是对农业社会慢节奏的一种适应。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壁画或是浮雕上,都曾出现过牛车。这种车并不简陋,有的还是油壁香车,彩饰华盖,拉车的牛也是昂首奋蹄,一派精神。洛阳有一幅著名的《礼佛图》,在贵族供养人仪仗队的后面,居然也跟着一辆牛车,该是那时的奔驰车了,并不觉寒碜。有一件北齐出土的陶牛,非常出色,或许是北朝的秋高草茂,拉车的牛也长得膘肥体壮,显现出一股慓悍霸蛮之劲。
自从唐代出现卷轴画之后,历代的画家还是乐意把牛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因为牛是农耕之本,士大夫要标榜自己是清贫布衣,便屡屡取牛而入画。中国第一幅纸本的画就是韩滉的《五牛图》,这位晚唐时宰相级的画家用他的出色技艺为牛这种世界之兽作了非凡的写照。.从商至清,牛蹄击地的荦荦之声不绝于耳,一直响彻了三千年。
(作者:王 川 编辑:谭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