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管理——与加里·哈默尔和洛威尔·布莱恩的对话

创新型管理——与加里·哈默尔和洛威尔·布莱恩的对话

对新的管理模式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富有远见的企业高管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2007年11月 • Joanna B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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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战略大师加里·哈默尔在他的新书The Future of Management 中警告说，“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你的企业将遭遇一种一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变革的挑战。”¹他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几十年来的传统管理决策方式、组织设计和处理员工关系的方法将使企业实际上难以避免步履维艰和遭遇痛苦的重组。

麦肯锡董事洛威尔·布莱恩和克罗蒂娅·乔伊丝在他们最近出版的新书Mobilizing Minds²中从略有不同的视角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二十世纪设计和管理企业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等级观念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输入的重要性）不仅落后于当今企业强调通过有才能的员工相互协作和创造财富的需要，而且实际上产生了不必要的复杂性，对企业实现关键目标起到了反作用。

这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富有远见的企业高管将通过把他们目前用于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相同精力投入到创新管理上来，对这种迫在眉睫的挑战做出回应。

机会是巨大的。在数字时代戏剧性的技术变革、持续进行的全球化和战略规划模型的可预测性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有那些能管理员工和组织人才最大化地创造财富的新方法才能为企业提供经久不衰的竞争优势。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企业抛弃沿用了几十年的管理习惯时，它们将不得不在革命性思维与实用性试验之间寻求平衡，以探索他们全新的创新型管理模式之路。

最近，哈默尔与布莱恩就管理创新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次对话。麦肯锡纽约分公司资深董事Joanna Barsh主持了他们的讨论。

Joanna Barsh：二位认定的机会是什么？你们是如何确定的？

哈默尔：我帮助大型企业进行创新已经有将近二十年。一路下来，尽管取得了很多成功，但我经常感到，我仿佛是在努力调教一条狗用它的后腿走路。确实，如果你找到了正确的人，建立了正确的激励机制并消除了各种干扰，你就可以激发出许多创新。但当你一转身的时候，那条狗又在用四条腿走路了，因为，它具有四足的DNA，而不是两足的DNA。

因此，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组织并不具有创新的DNA。它们不具备适应变化的DNA。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将我带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们创立管理学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当你阅读管理史和早期开拓者（如佛雷德里克•泰勒）的故事时，你会认识到，管理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如何以持续增长的规模和稳定提高的效率，采用十全十美的可重复性来做事情。

现在，管理世界中已出现一系列新的挑战。你如何建立与变化本身一样敏捷的组织？你如何每天都调动每个员工的想象力并将其货币化？你如何将组织创建成具有非凡魅力的工作场所？如果不彻底改造我们具有百年历史的管理模式，就简直无法战胜这些挑战。

布莱恩：我从略有不同的视角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大约在十二年前，麦肯锡请我去了解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对我们客户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力量正在形成一种根本性的突变。换句话说，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们观察到，企业正在为利用这些由数字化和全球化创造出来的机遇而苦苦挣扎，因为他们组织的设计并不适合这个新的世界。

Joanna Barsh：这是首席执行官们渴望听到的一个话题吗？

哈默尔：未必见得。互联网正在使以过去不可能的方式放大和集聚人的能力成为可能。但是，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尚未认识到，这些发展将会如何显著地改变企业组织、领导、资源分配、计划、雇工和激励的方式。换句话说，新技术将如何改变管理工作。

纵观历史，技术创新总是先于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回想一下十七世纪末期，当时步枪开始被引入欧洲战场。那时的战斗编队非常大，方方正正，位于编队中央的射手进行射击时，子弹从前面射手的头顶上飞过。

为了更好地发挥射手的能力，这些编队的规模大小和活动范围最终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花费了几乎100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几代将军都在军事计划者能够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之前就相继死去。

这次变革不会再花费100年时间了。尽管如此，借用洛威尔的说法，如果我们要全面调动人们的智慧，我们将不得不转变人们头脑中很多传统的管理信念。旧的模式是“你怎样使人们为组织的目标服务？”，而如今，我们要问的是，“你如何建立值得人们贡献获得创造力、热情和积极性的组织？” 人类的这些能力是不可能靠命令来控制的。人们每天都可以选择是否将想象力和责任心带到工作中去。

布莱恩：我认为，在过去十五年中发生的技术革命基本上相当于工业革命——是一次根本性的突变。就像各种技术都有S曲线一样，管理技术也有一个S曲线。

如果你考虑一下加里所谈到的从泰勒在19世纪90年代到[Alfred P.]Sloan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然后由[Peter F.]Drucker和[Marvin]Bower推广普及的重大管理创新，你就可以证明，20世纪的管理模式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才趋于成熟。直到那时，我们视为现代管理的方法才在全世界被普遍采用。换句话说，它花费了50～60年的时间。现代管理本身基本上是一种处理工厂“余震”的努力，工厂“余震”在佛雷德里克•泰勒出生前100年就已产生。

换句话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漫长的组织设计创新的初级阶段，这种创新最终将走向何方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你能看到的已足以为企业确定巨大的机会，来利用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组织创新无处不在，但有很多这样的创新最终毫无结果。有很多试验正在进行中，但是，组织障碍妨碍了在整个企业内采用有益的创新。

哈默尔：有三个原因决定了管理技术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完全可能像上世纪的青春期那样发生根本性变革。第一个原因（正如洛威尔所说的）是新技术的影响。用于协调人们努力的强大新工具的有效性将在未来几年使管理工作发生深刻变革。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面临我在前面已提到的一系列新的挑战：要求企业成为适应性强、具有创新性和激动人心的工作场所的日益强烈的需求。第三种促进变革的力量是预期的革命。看一看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在网络上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基本设想是，你的贡献只应该根据你所做工作的指标来判断，而不是根据你的职位或资历、运气或任何其他东西。这是他们在经历了我称之为互联网的“思想领袖统治”后所汲取的教训。

Joanna Barsh：思维密集型行业正在促进加里所谈到的变革吗？

布莱恩：所有的行业都需要新的组织模式，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在从事思维密集型工作。传统的、基于等级观念的20世纪模式无法有效地组织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主观判断的自我管理者的思维密集型工作。这些人在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行业中工作，在数字时代，正是这些人创造着财富。我们需要一种针对这种工作方式的模式，一种只对需要那种权力的活动（如分配资源、任命人员的岗位或让人们承担责任）才使用等级决策的模式，但同时能够使自我管理型的专业人员不断地与他们的同级协作。这就是你需要适应新模式之处：通过建立能够使这种协作既有效又有效率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帮助组织既能横向运行又能纵向运行。

每一个大型企业，甚至一个零售商或一个矿业公司，都有数量众多需要相互协作的思维密集型员工，这就是当今的价值所在。成功者将是那些能够通过更好地发挥思维密集型员工的集体智慧力量，使其能创造更多效益的企业。

Joanna Barsh：你们两位都谈到，人才和人力资源是一个企业最大的资产。首席执行官们也认同这种观点吗？

布莱恩：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是关于人才的定义。每个人都说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才，因此，问人们他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几乎已成为一个乏味的问题，因为答案总是人才。但是，要搞清楚，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本质上有才能的人。你可以雇用所有你想要的人才。有一个人才市场，只要你愿意支付市场所要的价格，你就可以吸引人才。但真正的挑战是从那些人才身上赚取利润，那才是重大机遇之所在。当今的领先企业正在将人才、技术和组织设计结合起来，以创造比过去可能达到的更高的员工人均利润。因此，现在的诀窍变为：“我怎样才能雇用到我可以靠他获利的人才？”

哈默尔：在一个人才主要是一种商品并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的市场中，秘籍是营造一种你可以扩张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你可以稳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技术与人才的结合是价值创造的一种强力催化剂。但是，为了利用互联网的能力，以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集聚和放大人的潜力，我们首先必须抛弃某些传统的管理信条（如战略应由高层制定的观念）。因此，我认为，洛威尔的观点百分之百地正确：在管理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员方面，你必须将管理工作从管理者作为员工中独特而享有特权的阶层的所谓经理人的概念中分离出来。高级人才不需要（也不太可能容忍）一种明显的等级管理模式。

逐渐地，管理工作将不再由管理者来完成。它将被推到外围，将被整合到系统中。我认为，我们正在接近我所称为的后管理社会。通过监工、官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等级来调动人力的想法在10年或20年后将显得格外的陈旧过时。

布莱恩：这些思维密集型的人越来越趋向于自我管理。事实上，他们就像被主管管理那样，被同级所管理。这里的管理挑战类似于城市规划。其中的技巧是，你必须使人们能够对如何生活和工作做出无数个人决定，但是你必须建立基础设施，使人们能够容易地做出这些决定。你必须有下水道，你必须有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你必须有步行商业街，这是以一种使每个人都感觉到无论是自己独立工作还是与其他人一起工作都既自然又轻松的方式。

哈默尔：我认为，还存在一种创造性歧视的危险。有太多的高管似乎认为，企业中只有少数人可能确实既聪明又有创造性，而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如果你考察一下丰田公司这样的企业，你就会看到，他们有调动所谓普通工人的智慧的能力。展望未来，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负担得起浪费哪怕是一点点人的想像力和智力。

Joanna Barsh：让我们讨论一下管理创新会是什么样子。加里，你在书中谈到试验是关键。洛威尔，你有很多与当今企业实施的方法截然不同的创意。当你们开始创新时，什么东西真正令你们兴奋？

布莱恩：我发现，令人兴奋的东西是已经存在于实践中的创意，这些创意在过去10～15年已被小规模地创新应用，但尚未大规模地整合到一起。必要的创新是去适应能够使各个企业表现更好的具体的组织设计创意。

因此，有可能把人才或知识市场引入一个企业的内部，或在一个企业建立正规的网络或引入动态管理原则。所有这些创意都已经在一些地方尝试过，只不过它们还没有在很多企业中以一定规模被整合到一起。

哈默尔：21世纪管理模式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决策将更多地以同级为基础；创新工具将在组织中广泛分配。各种创意将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战略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权力将是一种表明能力而非地位的职能。就管理的未来而言，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的起点。你可以看到有些零碎的东西正开始聚集到一起，但我们尚未到达目的地。

为了成为富有灵感的管理创新者，当今的高管们必须学习如何对束缚他们思想的管理传统（习惯、教条和他们从未不怕麻烦去挑战的观念）进行清晰的思考。例如，很多人认为，对一个大型组织进行变革会引起一场危机。，当我们寻找证据时，这种认识似乎不无道理。

然而，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一下这种观念，并且问一问：“这是一条物理定律吗？危机驱动型变革是改变一个大型组织的唯一方式吗？或者这种现实正是我们100多年前设计的管理体系中某些东西所带来的后果？”我认为，答案是后者。对一个组织进行变革经常会引起危机，因为，在大多数企业中，制定战略和方向的权力都高度集中于企业高层。其后果是，位居高层、相对较小的一组人根据他们自己对适应还是变革的个人意愿而扣押着一个组织变革的能量。

因此，正统的说法是，要变革就会经历一场危机。这没有问题，但是为了改变这种现实，你就必须改变大型组织中的权力分配。而这种事情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的。

Richard Florida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名为“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³。他认为，在未来15～20年里，组织的力量与创新的力量将要在一些最激烈的斗争中相互对立与竞争。一种模式不会轻易向另一种模式投降。让我们回到洛威尔有关S曲线的观点上，我认为，你不可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从一条S曲线走到另一条S曲线。你必须跳跃。

佛雷德里克•泰勒经常谈到，在他试图把组织从基于手艺的模式向工厂模式转换时，需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如今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精神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有些企业将一马当先，有些企业则亦步亦趋。但是，如果不付出一些代价和冒一些风险，我们将不可能为这个新世纪重新创造管理模式。

Joanna Barsh：那么，当企业向另一条S曲线跳跃时，它们应如何变革呢？

布莱恩：我喜欢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为每个企业设计一个管理概念或主计划（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主结构）。这个主计划应为你的组织能以不同方式运行配置重大的基本要素，例如，其中包括基本业绩指标是什么？应该是资本回报率还是员工人均利润？

一旦你设计出了主计划，你就可以推出一系列以达到你的目标为目的的举措。这个流程的一部分是为这些举措设定阶段关卡，以控制创新的风险。真正能阻止创新的事就是风险。首席执行官害怕组织崩溃，因为它可以使一个企业达到季度收益目标的能力处于风险之中，这反过来又经常会导致首席执行官丢掉饭碗。因此，你需要的一部分是一座桥梁，以便使他们既可以创新又可以保住饭碗。

我认为，如果你采用私募基金、风险资本和研发的原则，并将它们引入企业内部，用来对组织创新的投入设定阶段关卡，你可以首先弄清楚什么东西有效，然后再扩大规模，而不必承担过大的风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聪明到能事先看到最终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在于发现使新创意在实践中有效的操作细节。你可以看到广阔的方向，但你不可能看到它将如何真正地有效运作。你甚至不可能了解你所做决策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后果。那些后果必须通过反复试验才能发现。

哈默尔：在重新创造管理模式时，你必须有勇气设定看起来咄咄逼人的目标（就像GE设定的收购净利润增长目标是GDP增长的两倍）。但是，重新设计我们落后陈旧的管理方法的实际工作应更具有渐进性而不是革命性。你不能接过一个复杂的大型企业，然后马上把所有的流程轨迹都打乱。这样做将会使企业面临过大的运营风险。但是，企业在考虑它们的管理体系和流程时，必须像他们在考虑研发或新产品开发时已做到的那样，目的明确、富于创意，并勇于试验。

Joanna Barsh：在企业中，谁应该负责酝酿洛威尔提到的那些试验组合？

哈默尔：负责重大管理流程的人，如负责人力资源的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规划主任等。

布莱恩：在正在真正推动创新和调动智慧的企业方面，一些最好的例子是私募基金公司。利用私募基金，你有积极进取的委托人，他们确实正在使很多行业活跃起来。

Joanna Barsh：好，我已经有了勇气，我也有了架构，但我不可能认为那就是一个企业所需要的全部。

哈默尔：最重要的是，需要将很多规则和工作从一种管理模式转向另一种管理模式。我认为，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进行管理模式试验的实际可能性尚不明确。

正如在任何科学实验中一样，你必须围绕你愿意承担的风险类型设定一些非常清晰的边界，然后激励人们在这些边界之内试验新的创意。这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是一种新的技能。很多灵感将来自于观察大型组织和管理的整个外部世界——了解在科学中如何利用实验来形成新的洞见以使风险最小化。

布莱恩：当今企业拥有的真正机会是控制它们自己的目标和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创新。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需要同时具有战略举措和组织举措。如今在任何企业中，选择性支出、人才和聚焦的能力都是稀缺资源。你需要这种聚焦能力以便能够分配资源。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真正建立任何创新并使之规模化，你必须配置某些资源。你怎样做呢？问题不仅仅是不成熟的创新；它实际上能够在一个大型企业内使创新规模化。那才是将要创造财富的地方。

哈默尔：在这种试验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我所说的来自一线和中心的“用户的声音”——那些在整个组织中、其工作受到企业核心管理流程巨大影响的那些个人。这些人了解哪些流程会扼杀创新、妨碍适应性和使员工产生挫败感。

Joanna Barsh：那么，假如我是首席执行官，我该做什么呢？我既有勇气，也有大胆创新的目标。

布莱恩：假定你很有条理，大多数企业需要努力的方向是，通过大幅度削减无收益的研究和协调成本来改进使它们的员工能以更低的成本相互协作的方法。那意味着妥善配置人才市场、知识市场和正规网络这类要素，以使无形资产在整个企业内流动，这与上下运动的垂直指挥链截然不同。

我想说，有关如何为21世纪建立组织的创意现在已经到了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能够有意识地进行创新。它不像十年前那样，那时我们还在努力琢磨数字化和全球化。

哈默尔：我认为，目前能使创新真正成为组织中每个人的责任的企业还不到所有企业的千分之一。

首席执行官们告诉我，“加里，我们对创新确实很认真”——那么，眼下，首席执行官还有对什么不认真呢？我的回应是，深入到一线员工中，并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被培训为一个业务创新者的？企业在教你如何进行创新上做了什么投入？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新创意，为了获得一小笔试验资金，你必须通过多少官僚的审批？为了获准用你20％的时间和5，000美元来测试你的创意，将会花费你多长时间？那是一件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的事，还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

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现实中，是根据你的创新业绩还是你所在团队的创新来衡量你？它对你的报酬有影响吗？

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你评估你所在企业的管理流程时，你觉得那些流程是有助于你作为一个创新者的工作还是在妨碍你的创新工作？”当你向一线员工提出这些问题时，你很快就会发现，大多数企业在创新的口号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Joanna Barsh：最后还有哪些想法？

哈默尔：在人类奋斗的任何领域，你最终要达到一个可以使用旧原理解决新问题的点。我想，我们在管理领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那个点。当你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建立现代化企业所依据的那些原理（标准化、专业化、等级制，等等），你会意识到那些原理并非是不好的原理，只是它们不能充分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而已。

布莱恩：可以认为，在过去三十年里所发生的经济整合超过了此前一万年人类历史中的经济整合。正如加里所说，企业的组织正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变革。但我认为，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个难以置信地令人兴奋的机遇，因为这是第一次把创造财富的能力从劳动力的输入和资本的输入中解放出来。

创意正以过去从不可能的方式被货币化，世界变得更加富有。我并不是仅仅在谈论创造金融财富；我谈论的是更具刺激性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员工们有更有趣的工作，可以为全球消费者创造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人类生活中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代。

作者简介：

Joanna Barsh是麦肯锡纽约分公司资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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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¹加里·哈默尔和Bill Breen所著The Future of Management，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7年。

²洛威尔·布莱恩和克罗蒂娅·乔伊丝合著Mobilizing Minds: Creating Wealth from Talent in the 21st-Century Organization，纽约：麦格罗·希尔国际出版公司，2007年。

³Richard Florida所著“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纽约：Basic Books出版公司，2002年。

本文译自： “Innovative management: A conversation with Gary Hamel and Lowell Br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