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之(1)蒲辅周

先师蒲辅周的治学精神与医学成就

高辉远

【蒲辅周小传】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先师蒲辅周，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七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现仅就个人从师学习的浅薄体会，简介其治学精神和主要经验如下：

治学谨严吾辈师表

先师治学的特点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首先，注重一个勤字。他在读书和思考方面是十分刻苦的。每当凌晨和夜静的时候，他书桌上的灯光总是准时拨亮，伏案阅读，孜孜不倦。并常说，一来这时头脑清爽，效力最高，二来没有白天的干扰，精力集中。就这样，他不论阴晴寒暑，每天早晚坚持学习四，五小时，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对所读之书，还要认真思考，深入领会，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丝毫也不马虎。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谆谆教导说：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基础知识书籍要勤读牢记。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

他一生不耻下问。在梓潼时，幕龚老名，谦恭追随数年不懈，龚老甚为感动，于临逝世前，授以内眼病秘方九子地黄丸。他广泛收集民间有效疗法，随闻随采。他交往医界名流，总是虚怀若谷，善以人之长补已之短，从不存门户之见，他经常说，学问学问，不但要勤学，而且要好问。只学不问，无以启思，只问不学，无以明理。要有每事问的精神，才能在学识上有所进益。

其次，坚持一个恒字。他认为，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和领会的。他每读一部中医文献，无论是巨著，还是中短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从头读起，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竭泽而渔，不使遗漏。即使读两遍、三遍，也不改易这种方法。我追随先师十七年，亲眼看到他系统阅读《内经》、《千金》、《外台》、《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寒温条辨》、《伤寒指掌》和《金匮冀》、《医学心悟》等两遍，没有持之以恒的顽强意志是办不到的。他常说：学无止境，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

其三，要求一个严字，他认为，治学严谨与否，不仅是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问题。他自己订立了三条：①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则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不作采菊东篱之陶渊明。②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要学传道解惑的韩昌黎。③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效法治医有素之孙思邈。记得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会诊讨论中，在座同道分析：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下之。他力排众议，指出虽有痞满而不坚，脉非沉实而两尺滑，苔非老黄而见厚腻，不待下，大便将自行，正当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土来报，溏粪已下。同座莫不叹服。并称赞他认证之真确，完全由于治医的严谨，分辨细微处，一症一脉从不轻易放过。这种高度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

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我曾施治一慢性肾炎患者，肾虚症候比较典型，用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菟丝子、枸杞子等。老师见后，作了严肃的批评：你只会用补法，竟忘了补而勿滞。这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在先师的直接指导下，我编写一部《温病述义》。动手写作前老师即告诫说：任何科学论著都要有继承性，也要有创造性。写温病学说，首先要继承温病学家已有的学术经验和理论体系，同时要吸取现代成就和自己的实践体会。书名可叫述义或辑义。在编写过程中，我查阅文献，选择素材，综合资料，一边撰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而每一章节，先师都要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细心切磋琢磨。比如论据是否正确，引书是否可靠，辨证是否合理，施治是否切病，文字用语是否通顺扼要，一一加以详尽的批改，鼓舞我不怕困难，不惜精力，通过六次修订，三易其稿，使我不但掌握了习作的基本技巧，提高了独立的治学能力，也提高了研究能力、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部著作，反映了先师温病学术思想的特点，倾注了他不少心血。

最后，落实一个用字。他认为，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如果只学不用，读书虽多，亦不过埋在故纸堆中，纵然发为议论，多是章句之学，作古人的注脚而已。所以，他极力倡导，学理论是为了用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精到之处。

理论精湛成一家言

周总理曾多次说过：蒲老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短短两句话，评价何其高!先师之所以高明，主要表现在他既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又是懂辩证唯物论的中医理论家。他称赞中国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精粹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反对那些认为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不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他还说，《内经》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伤寒论》遵循《内经》的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和提高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可见他对这两部典籍有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并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湛的阐发。

他珍视祖国医学经典，祟信其理论价值，又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对《内经》的解释，不落旧注家的窠臼。例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看法，摆脱了冬日受了寒邪至春病温的伏气论点，而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焉有寒邪伏藏如此之久而不病，由冬历春始发的道理；即使用潜伏期解释也属牵强。

对治病必求其本的认识。他作了深入发挥，提出处理辨证求本的几个关系：

(一)辨证求本，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认识疾病的本质，往往从整体较之从局部认识为准确。任何疾病的局部症状，都与整体密切相关，不能片面地只注意局部而忽视整体。他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从局部症状看是不同的，但从整体看均为中气不足，可见症状是现象，中气虚才是本质，故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而取得相同的效果。若只见尿闭则利，不禁则涩，而不求其本，则去经旨愈远。

(二)辨证求本，正确掌握正气与邪气的关系

《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邪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先师提出无病早防，保持正气;有病去邪，切勿伤正的观点，指示业医者必须注意正气这一根本，掌握扶正以祛邪，去邪以养正的辩证关系。若只见病不见人，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殊失治病求本的原意。

(三)辨证求本，正确区别内伤与外感不同重点的关系

八纲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纲领。先师则强调外感疾病，重点辨表里寒热。因为一切急性热病，无论温热，还是伤寒，初起邪均在表在卫，所以解表为第一要义。表寒者散以辛温，表热者透以辛凉。治疗及时，迎刃而解。若已传里，或传阳明，或入气分，则清气撤热自属正治。慢性内伤疾病，重点辨虚实寒热。一般认为七情内伤杂证多虚。但亦虚中央实，实中夹虚，或大虚似实，大实似虚，均应仔细辨别。不可一概作虚证论。同时内伤为病亦有寒热，如阳虚则寒，阴虚则热，与外感为病之寒热判然不同，亦应认真分清，不可一概论治。先师对八纲的运用，从理论上突出区分外感内伤的不同重点，完全符合治病必求其本的宗旨，并深得《内经》真谛而加以提高。

先师阐明经旨如是，阐明后世医家理论亦如是，每多创见。

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值得怀疑。阳为气、为火，气果有余吗?火果真有余吗?那么五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其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著书立说，教万世人，殊不知立论一锴，反而害人。但是丹溪创立一些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是他的重要贡献。

对八法的发挥。八法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战胜各种疾病必须掌握的不可移易的准则。但是，以他多年临床体会，逐步认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具体运用，还需注意分寸，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当用而用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这尚较易觉察；唯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病情往往不见改善，医家病家均认为用法无误，但终不解其何故。观《伤寒论》桂枝汤条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因为微似有汗为用法得当故益佳；如水流离为用法不当故病不除。先师由此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这是医学方面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疾病，能收到很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作用，但补之不当，则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他对补的意义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不用补药而达到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大备。

精通内科尤擅温病

先师治内科病，首崇仲景学说，常谓《金匮》、《伤寒论》二书，理详法备，为方书之祖，临床医疗的准绳。下遵历代各家流派，博采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冶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所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毫无偏见，集思广益，撷取精华，扬弃糟粕。大力倡导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不必斤斤于经方派、时方派之争。

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古时中医虽有十三科之分，而内科向称为大方脉，包括的范围很广，加之他所治内科的病例又多为疑难大症，欲获高效不易，但由于他理论精通，学识雄厚，经验丰富，故都能把握病机，得心应手。举例如下：

(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冠心病在他看来，其证心脏功能不足为虚，营卫阻滞作疼为实，但毕竟虚多实少，故治法当以补为主，通为用。自制益气和血之双和散，临床证实安全有效，是通补兼施的良方。不宜胶执活血化瘀一法，以免蹈虚虚之戒。此种创见，如同犀烛。

例一，张xx，男，年逾耳顺。体质素弱，头晕健忘，神怠思睡，胸膺闷胀，心区隐痛，气短懒言，自汗畏风，腿软作痛，不耐坐立，胃纳欠佳，口干欲饮，小便偏少，脉象两寸沉细，两关弦急左甚，两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师分析脉证，属心气不足，肾气亦衰，髓海渐虚，虚阳欲越，急用附子汤加减，强心益气，滋肾潜阳：西洋参、制川附于、云茯神、白芍药、制龟板、山萸肉，枸杞子、炒杜仲，怀牛膝。

阅三诊后，头晕、胸闷、隐痛、思睡、自汗等症皆明显减轻或消失，食欲略增，二便正常，脉转弦缓，左关亦不急，舌质正，苔白。原方加女贞子、五味子继续调理，日见功效。

例二，刘xx，男，花甲又二。因心肌梗塞合并心力衰竭住某医院，经抢救逐渐平稳，出院后一年中，三次发作心绞痛，常觉疲倦无力，四肢关节酸痛，心悸隐痛，足浮肿，脉象左沉细，右弦缓，舌质正，苔薄白，师诊为心气不足，兼见风湿。方用参麦散加远志，枣仁以益气养心，佐以天麻、桑枝，松节以祛风胜湿：北沙参、麦门冬、五味子、炙远志、炒枣仁、生龙骨、明天麻，嫩桑枝、干松节、化橘红、大红枣。

上方服后，患者云疗效很好，遂按此法出入，坚持服用较长时间，而病情日趋进步。

例三，于x，男，年过知非。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心电图检查：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陈旧性心肌梗塞。自觉症状，四年多来一直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彻背，向左腋下及臂部放散，每日发作频繁，隔十余天即有类似休克样发病，兼见头昏头痛，睡眠不佳，时短易醒，易汗出，下肢浮肿，心绞痛重时则胃纳亦差，曾服中药五百余剂，多为瓜蒌薤白半夏汤或炙甘草汤加减，以及西医长期心脏用药，诸症不见改善。诊其脉左关微弦，余均沉细，舌正唇紫，微有苔薄黄，此由营卫不调，心气不足、痰湿阻滞，治宜调营卫、通心气、化痰湿，方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西洋参、云茯神、炒枣仁，炙远志，九节菖蒲、法半夏、化橘红、炒枳实、淡竹茹、柏子仁、紫丹参、川芎、大红枣。

二诊：头昏痛减轻，饮食略改善，咯少量黄而灰痰。此痰湿欲化之征，仍睡眠不佳，并见耳鸣，左关微弦细数，余脉同前，原方去丹参加石决明、桑寄生。

三诊：诸症悉减，心前区疼痛亦大减，每日发作次数已不频，未再发生类似休克样的表现。睡眠不实，脉象沉细，舌中心有薄黄苔。原方去大枣加宣木瓜，琥珀粉(冲)。

四诊：一般情况很好心前区偶有闷痛，脉沉细，舌苔薄白，唇已不紫，属心气已通，营卫渐和，原方略予增损，除感冒外可常服。此后病情遂趋稳定。

先师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着眼于心脏功能不足。三例均属心气不足之证，但一见肾虚阳越，一兼风湿痹痛，一有痰湿阻滞，故又根据兼症不同决定治疗方法。或用经方附子汤，或用时方参麦散和十味温胆汤，加减进退各有法度，不能稍有迷惑。

(二)胃、十二指肠溃疡(简称溃疡病)先师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不单纯侧重在局部病变，而特别着眼于整体病情，往往按仲景随证治之的原则，屡获奇效。例如：

段xx，男，三十八岁。素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大便检验潜血阳性。近因过度劳累，加之公出途遇大雨受凉，饮冷葡萄酒一杯后，突然吐血不止，精神萎靡，急送某医院救治，诊断胃溃疡大出血，经对症处理两日，大吐血仍不止，恐导致胃穿孔，决定立即施行手术，迟则将失去手术机会，患者家属有顾虑，夜半要求处方止血。师曰：吐血虽已两昼夜，若未穿孔，尚可以服中药止之。询其原因，由劳累，受寒、冷饮致血上溢，未可以凉药止之，宜用《金匮》侧柏叶汤，温通胃阳，消瘀止血；侧柏叶、炮干姜、艾叶浓煎汁，兑童便频频服之。复诊：次晨吐血渐止，脉象沉细涩，舌质淡，无苔。原方加西洋参益气止血，三七和血消瘀，仍如前法。

三诊：止血奏效，神安欲寐，知饥思食，并转矢气，脉两寸微，关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此乃气弱血虚之象，但在大失血之后，脉证相符为吉。治宜温运脾阳，并养荣血，佐以消瘀，改用理中汤。加归、芍补血，佐三七消瘀。服后微觉头晕耳鸣,脉细数，为虚热上冲所致，于前方加地骨皮、生藕节，浓煎取汁，兑童便继服。

四诊；诸症悉平，脉亦和缓，渐能纳谷，但转矢气而大便不下，继宜益气补血，兼养阴润燥消瘀之品：白人参、柏子仁、肉苁蓉、火麻仁、全当归、生藕节、清阿胶(烊化)、新会皮、山楂肉，兑童便温服。

服后宿粪下。化验：潜血阴性，嘱停药，以饮食调摄，逐渐恢复健康，溃疡亦愈合，二十余年未再发。

吴xx，男，四十二岁。患十二指肠溃疡已十三年，秋、冬，春季节之交，易发胃脘疼痛，钡餐照片十二指肠球部有龛影，大便潜血阳性。近来脘腹疼痛，尤以空腹时加重，精神较差，小便黄，脉弦急，舌质红，苔亦黄，此属肝失疏泄，横逆犯胃，用四逆散合左金丸加味以疏肝和胃治之：北柴胡、白芍药、炒枳实、炙甘草、川黄连、吴茱萸、扣青皮,广木香、高良姜、大红枣。

二诊：脘痛减轻，睡眠仍差，大便不爽，小便稍黄，舌质红，苔转黄腻，脉仍弦数，乃肝胃未和，湿热渐露，改用越鞠加味，调肝胃，利湿热：炒苍术、制香附、焦栀子、川芎、建神曲、川厚朴、炒枳壳、绵茵陈、广郁金、干石斛、白通草、广木香、鸡内金。

三诊：脘腹痛消失，大便潜血阴性，食纳增加，脉缓不弦，舌质不红，苔薄黄微腻，议用散剂缓调以资巩固：赤石脂、乌贼骨、陈香橼、炙甘草、鸡内金。共为细末，每服1.5克，日两次，白开水送下。

两例溃疡病的冶则，是从病情需要决定的。当胃溃疡大出血时，急应止血，但考虑因为过劳、受寒、饮冷引起，不同于一般血热妄行，故不采用凉血止血的方法，而用温通胃阳，佐以消瘀，继之以理中温养脾阳以统其血。盖脾胃为中州之司，而甘温具固血之用。避免了一次手术，这种无创伤性医疗，给临床有所启示，无怪乎许多急腹症也用中医疗法取得成功。另一例十二指肠溃疡，由于肝胃不调，兼有湿热，故又直接以调肝胃，利湿热之法为治，与前例一温一清，形成对照，各有妙用。尤其值得探索的是先师在柏叶汤中以童便代马通，童便咸寒之性，不仅能制姜、艾之温燥，而且能止血以化瘀。在吴xx调理善后时，用赤石脂、乌贼骨于养胃中巩固收涩止血之功，并促进局部溃疡之修复，做到温而毋燥，止而不瘀，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局部，他技术娴热，运用灵活，实臻炉火纯青的高深境地。

《蒲辅周医案》中内科案例，尽皆准此。以《内经》、《金匮》为理论基础，渗透历代各家之长，善用经方，又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往往经方时方并用，又不失配伍的准绳。认为临床治病，总是有常有变。一般是治常易，治变难，其实善治常者，亦善治其变。他所诊疗的病人，变证较多，面对疑难症候，总是细心观察，周密思考，甚至查阅文献，务求至当，故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医律愈细，疗效愈高，形成有创造性的医疗特色。

先师对于温病的经验是：

①屏弃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他说，伤寒、温病首见于《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先师则极力屏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

②辨清伤寒与温病的同异。前人有始异终同之说，先师则谓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

③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治疗根本。因为伤寒、温病，皆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吴鞠通说得好，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说明表与透是伤寒、温病的两大法门，是临床的第一要义。前贤还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的存亡，关系温病的安危。保存一分津液，即增加一分生机。由于先师理论汇集伤寒、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温病之区别，论治注意表与透和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临床实例，以辨证较多。

例如：

朱xx，男，二十九岁。某医院确诊：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寸尺弱，关沉弦，属湿温。分析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

服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内瞤，肢厥汗清，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

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浙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

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敕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非先师胆识过人，曷克臻此。

高xx，男，七岁。住某医院已三日，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高烧躁扰，腹满下利，呕恶，予水则拒，爪甲青，面青，日夜不安睡，时而狂叫，亦不食，苔黄少津，唇干，脉象沉数弦急，昏用寒凉重剂及犀羚、牛黄、至宝等病势不减，乃热邪内陷阴中，从太阴寒化，厥阴蛔欲动之象。予以椒梅汤去黄芩、法夏:台党参，川黄连、白芍药、乌梅肉、川花椒、炮干姜，炒枳实。

浓煎温服，一剂热退，睡安躁减。再剂利止，胀消烦除，并下蛔虫一条。续以温脾和胃调治以竟其功。

此亦因服用寒凉太早、太过，已成寒中变证，而苔黄、唇干，脉弦数且急，仍与热中相似，其间仅爪甲青、面青、拒水之差。在疏方时去黄芩、半夏，原因曾服苦寒重坠之剂过多，故减其制，有枳实之苦降，黄连之苦泄，已适中病机。不执成方不变。且椒梅汤系仲景乌梅汤化裁而来，与前例寒中之见证不同，故选方亦异。

梁xx，男，二十八岁。住某医院，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已六日，曾连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而病势有增无减，体温高达40．3摄氏度，脉象沉数有力，腹满微硬，哕声连续，目赤不闭，无汗，神昏谵语，烦躁不宁，四肢妄动，有欲狂之势，手足微厥，昨日已见下利纯青黑水，此属热邪羁于阳明、热结旁流之证，但未至大实满，且苔秽腻，色不老黄，未可与大承气汤，乃以小承气汤微和之。服后，哕止便通，汗出厥回，神清热退，改用生津益胃，续清余邪之剂以资恢复。

一般认为乙型脑炎，多属暑温范畴，清热、解毒、养阴，是正治法，何以本例用之无效?盖因患者已见阳明里热，谵语欲狂，身热无汗，目赤肢厥，脉沉数有力，此乃里闭表郁之征，而且热结旁流，非清热，解毒、养阴所能解，必须下之，下之则里通而表自和。若泥于温病忌下之禁，当下不下，里愈结，表愈郁，热炽津伤，造成内闭外脱者有之。先师对用下法极端审慎，但只要病情急需，又毫不犹疑，非独具匠心，处重果断，岂足望其端倪。

先师既精内科，尤擅温病，已散见于《蒲辅周医案》等书中。其不传之秘，完全自勤奋治医得来。以《内经》、《伤寒论》的理论为经，以刘河间、叶天土、吴鞠通、王孟英各家学说为纬。并对余师愚、杨栗山等有关瘟疫论著，亦悉得其奥。同时，还重视中西医结合，从西医的学术中吸取营养，促成了他在温病学方面的创造和发展。

兼长妇儿独具特点

先师非止精内科，还兼长妇、儿。对昔贤宁医十男子，毋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毋医一小儿之说，认为不切实际。似乎妇、儿较内科难，其实只有见证的异同，并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科有经、带、胎、产，儿科有麻、痘、惊、疳等证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同。他不囿于分科的局限，而是综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既有区别，又有同一，形成与内科并行不悖，独具特点的妇、儿医疗经验。

他对妇科疾病的诊治，颇多独到之处。积累的心得体会主要有三点：

(一)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乃生理之常。生理失常则月事不以时下，故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瘀者行之，滞者通之)等原则，亦治疗的常法。但是，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通血和则诸病不起。故治血必须理气。所以，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

(二)妇女病以舒肝和脾为重要环节《内经》指出，百病皆生于气。尤其妇女在中年时期，由于各种因素，情志怫郁为多，往往肝气郁结，气郁则血滞，而致月经不调、痛经和经闭等症。《内经》又说，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这又说明了月经病与脾的关系密切。脾不统血则可引起崩漏，脾湿下困则可导致带下，妊娠脾气不足而食减则胎失所养，产后脾阳不振则影响乳汁分泌等，莫不与脾有关。故舒肝和脾是治疗妇人病的重要环节。

(三)妇人杂病仍以辨证论治为根本原则《金匮》论妇人病凡三篇，除妊娠、产后外，则以杂病目之。所谓杂病，即其证情比较错综复杂，又与妇科有联系，如中风、伤寒而月经适来，热入血室者，可与小柴胡汤和之，亦可以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有与妇科无联系而属内科的，如喉间炙脔之梅核气者，可用半夏厚朴汤调之，证夹虚寒而腹中痛者，可用小建中汤温之，有与外科相似的，如阴中蚀疮烂者，则以狼牙汤外洗之，等等。诸凡妇人杂病，总离不开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

他的妇科治验，不越这三条心得体会。

徐xx，女，二十九岁。多年来月经愆期，每次经行时间长而量多，有黑色血块，小腹凉痛，脉象沉迟微涩，舌质稍暗，苔薄白，属气血不调，肝郁夹瘀。治宜调理气血为主，佐以舒肝化瘀，全当归、川芎、官桂、吴茱萸、荆三棱、蓬莪术、制香附、川楝子、延胡索、大茴香。水煎服，日两次。香附丸，每晚睡前白开水送服6克。

阅二月余，月经略有改善，虽仍有小黑血块，小腹已无不适。脉象沉缓不清，舌正，苔薄白。

首次汤方，经期继服。经过后，临睡前服定坤丹9克，化症回生丹(梧桐子大)1～2丸。

又半年后，月经周期较准，量不多，血块很少，经行五天即净。脉沉缓，舌正苔白，仍宗前法，继进一月，以资巩固。

李xx，女，三十八岁。半年来经水零星不断，上半月较多，下半月较少，色紫，时有小块。小腹痛，恶凉喜热，月前于某医院行刮宫术治疗，仍不断流血，血色时紫时红，腰及小腹疼痛，口干喜大量热饮，食纳极差，胃脘堵塞，大便秘，三、四日一行，小便正常，心慌，眠差，多恶梦，疲乏无力，曾服中药和蜂王浆等，效不显，脉象两寸尺弱，两关革，舌质淡微暗，无苔，此属经漏，由气血损伤，兼瘀结。治宜调补气血，温化窃结：炒艾叶、清阿胶(烊化)、全当归、川芎，白芍药、干地黄、川续断、炮干姜，海螵蛸、嫩桂枝、炒白术、柏子仁、茜草。

复诊：前方服三剂，心慌减轻，胃脘胀塞亦轻，食纳见增，阴道流血似多些，有黑色血块，余症同前，脉象舌苔亦无变化，原方去柏子仁加杜仲、黑豆继服。

三诊、四诊；仍加减施治，而病情小有进步。

五诊：因劳累阴道流血又稍多，脉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

六诊：加地榆。七诊：流血已基本停止，尚有少量粉色液体，胃纳仍欠佳，偶有心悸，余症均消失，脉寸尺弱，两关沉细，据病程长，流血多，心肝脾俱虚，以人参归脾丸缓缓补益，继服一月，血止经调。

黄xx，女，三十岁。半年前曾因月经流血过多，施行刮宫术一次，术后又因淋漓不止，住院治疗两月之久。以后每次经行，仍然大量出血，常致休克，必须至医院进行急救，注射止血针等。月经周期不准，有时为半年一次，有时二十多天，来时有鲜红血块，四肢酸痛难移，头痛，头眩，耳鸣，心慌，面色苍白，食欲不振。诊其脉象右微左涩，舌中心裂如镜。由去血过多，气血两亏，而止之过急，络中瘀滞，因而脉证虚实互见。但毕竟虚多实少，虚者当补，实者当消，拟益血养荣为主，消瘀为佐；鹿角霜、制龟板、红人参、川续断，炒白术、补骨脂、海螵蛸、炒杜仲、龙眼肉。每晨并服化瘀回生丹20丸。

复诊，服后腰痛、腹痛均见减轻，精神亦转佳，因其经前心中紧张喜哭，脉沉迟无力，有脏燥现象，原方参入甘麦大枣汤意：制龟板、川附于、巴戟天、补骨脂、炙甘草、浮小麦、炒杜仲、炒白术、大红枣。

三诊：因其腰痛月半未愈，自腰部至两大腿中部有时酸痛，有时刺痛，改进温补肾阳而强腰膂之法：黄附片，炒白术，炒杜仲、补骨脂、大熟地、枸杞子、桑寄生，川牛膝、鹿角胶(烊化)。

四诊：症状虽有好转，但尚未见显著进步，总由失血过多，气亦大伤，内不足荣脏腑，外不足濡筋骨而利关节，继宜培气血，强心肾，建中气：西洋参，炙甘草、广陈皮、炒白术、云茯神、龙眼肉、淮山药、淡苁蓉、制龟板、阳春砂仁，加姜、枣煎服。

连服十剂，症状大好，全身亦不感太累，又按原方再进，另用参茸卫生丸，每日2丸，分早晚两次开水送下。四十日后，月经来潮五日，血量仅较一般略多，腰腿痛均减大半，并能停止一切西药，给予黄芪建中汤加术、附，早晚另服右归丸。经过两个月，经行已趋正常，月经逾期十六天未来，青蛙试验阳性，已怀孕矣。

以上三例，不难看出，妇人之病，大要以气血为主。徐案月经愆期，故直接调和气血，佐以化瘀而收效甚速。李案经漏半载，除调气、化瘀结外，又继以强肝肾而固冲任，终则心肝脾并调而竟其功。黄案为血崩大症，甚则休克，其气血两亏可知。但止之过急，往往留血成瘀，故第一步以益气补血为主，消瘀为佐，血虚则肝失所养，欲作脏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第二步参入甘麦大枣，气为血帅，血虚则气无所附，故第三步建立中气以统血，则气血调而月事以时下，二五媾精而孕以成。

至若虽属月经为病，而病因不同，有从内科角度辨证论治的，如：

何xx，女，二十一岁，未婚。三年前因寒夜室外大便，感受寒风晕倒，此后每次月经来潮时，即发生麻木抽摘，经后始平。经行腹痛，量多，有紫血块。曾经各医院治疗二年余，未见显效。诊其脉象弦虚，舌正无苔，乃本体血虚，风冷之气乘虚自于户而入，邪气附着，营卫失和，以致经期抽搐。治宜调和营卫，祛风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全当归、桂枝尖，吴茱萸、北细辛、生黄芪，白芍药，北防风，川芎、桑寄生，加姜、枣。

下月行经，即无抽搐，但觉麻木未除，仍用前法。经净后，即停汤剂，早晚各眼十全大补丸6克。再至下月经期，麻木亦微，唯腹部仍有不适感，已不似从前疼痛，经期仍服汤剂，经后早晚各服十全大补丸6克，晚服虎骨木瓜丸6克。数月后诸症平，经期已复正常。

此例某医院检查，血中之磷、钙均较正常人减少，自服中药后，不仅症状逐渐消失，且血中磷，钙亦转正常，这里是由病愈而磷，钙自动恢复，抑药物有促进磷，钙之增长作用，是值得探索的。

吕xx，女，成年，已婚。月经不准已十余年，周期或早或迟，血量亦或多或少，平时小腹重坠作痛，经前半月即痛渐加剧，既行痛止，经后流黄水十余天。结婚十年，从未孕育。近三个月月经未行，按脉沉数，舌苔黄腻，面色不泽。曾用温脾化湿、和血调经法治疗两次，未见疗效，因之仔细询其病因：冬令严寒，适逢经期，又遇大惊恐，黑夜外出，避居风雪野地，致经水突然停止，从此月经不调，或数月一行，血色带黑，常患腰痛、四肢关节痛、白带多等症。据此由内外二因成病，受恐怖而气乱，感严寒而血凝，治法亦宜内调气血。外去风寒。遂予虎骨木瓜丸，早晚各服6克，不数日月经见而色淡挟块，小腹觉胀，脉象沉迟，汤用；金铃子散、四物去地黄加桂枝、吴萸、藁本、细辛。经净后仍予虎骨木瓜丸，经行时再予金钤子散和四物汤加减。如此更迭使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经行而色正常，量亦较多，改用桂枝汤加味调和营卫。因病情基本好转，一段时间用八珍丸调补。

此后或因劳动，或其他因紊，仍有痛经症状。治法不离调经和血，平时又兼见胃痛、腰痛和腹泻等症，则另用温中化浊、活络等法，随证施治。由于病史较长，症状复杂，经过一年多诊治，逐渐平静，并获妊娠，足月顺产。

本例病程历十二年之久，经中西医治疗，恒以神经衰弱、气血两虚进行调理，但始终未中病机，卒无成效。先师初诊，亦以温脾化湿，和血调经，不见改善。乃详溯病因，得知由经期突遭大恐，受严寒冰雪侵袭，因而经乱渐停，诸症丛生。《内经》：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正在经期，气乱血亦乱，兼受严寒，以致血涩气滞。明其所因后，改用内调气血、外祛风寒之法，病情逐渐好转，调理一年，而十二年之沉痼，竟获根除，婚后九年不孕，终得有子。病家传颂先师为妇科大师，回春有术，诚非过誉。

儿科昔称小方脉，又曰哑科。先师则谓儿科应学居首位，不可目之为小方脉，且婴儿包括儿童不能主诉病苦，或述之不详不确，全赖医者之细心体察，分析病家代诉，方能做到辨证论治精确无误。由于他深明儿科的重要性，加之临床阅历深，见识广，经验丰富，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心得良多。

先师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本属稚阳稚阴，原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充分运用四诊、八纲的辨证法则，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凡观乎外，可知其内。比如，眉颦多啼者为腹痛，睡卧不安者为胃不和，大便酸臭者多食伤，爱吃泥土者有虫积，坐卧爱冷定生烦热，伸缩就暖知畏风寒。借先贤识病之法，作自己辨证之据。判断宜准，治疗须慎，不可苦寒以伤阳，亦勿温燥以灼阴，这就是稚阳稚阴之体不任攻伐的道理。千万勿谓体属纯阳，恣用苦寒滋腻，戕其生机。

小儿另一特点，是天真、单纯、活泼，无七情内伤为病，发病主要因素，多是六淫外邪或非时疫疠之气。加之小儿肌肤娇嫩，腠理不密，卫外之力不强。一般易感风寒咳嗽，尤其对急性烈性传染病，小儿最易受病。若见小儿精神不振，畏寒发热，就应注意是否属伤寒还是温病，总以透邪解表为第一。若为急性传染病更应如此。因为小儿经络脏腑之气未充，最易传变。即使神昏谵语，热入心包，亦宜透营转气，清热开窍。治疗随病情之变化而变化，则胸中有主，病无遁形。

小儿肠胃脆弱，加之父母溺爱，饮食自倍，故伤食、伤冷之症居多。尝见骤然发热，而无流涕、咳嗽等症候，则宜询问饮食情况，有无嗳腐厌食，以区别是伤食发热，还是外痞发热，不可混淆。还有低热不退，食欲不振，日见消瘦，面色萎黄，则为伤食成积。最常见的是小儿开始食欲很好，发育胖白可爱，由于不知节制，肠胃渐伤，吸收功能减退，由消化不良，造成营养不良之症。俗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这是小儿保健的又一特点。

麻疹是小儿最常见的病症。《幼幼集成》说：麻虽胎毒，多带时行，气候寒温非令，男女传染而成。治法以宣透为先，使疹毒外出，故有疹宜发表透为先，形出毒解即无忧之说。先师治疗麻疹之法，亦以此为准。但对特殊情况，则又不拘守成法。一九四五年暑季，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时至立秋，小儿率皆发热，麻疹隐伏于皮下不出，医用宣透卒不奏效，先师默思良久，恍然大悟，乃暑令多雨，热从湿化，宜按湿温论治，改用通阳利湿之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他见用之获效，急告诸同道，试用皆应手。问其故，师曰：此本《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旨。麻疹发于暑湿时令，理应如此，其他温病，亦莫不如此。

先师来京后，医望甚高，求治者多疑难大症，尤其是急性病之变症，往往因寒凉太过，造成寒中者不少，他果断地用温法以挽救之，屡建奇效。因而有谓先师为辛温派、经方派，其实是一种错觉。他所以用温法以治急性热病，皆为救逆应变而施。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中医暑温、湿温范畴。患儿张xx，女，4岁。发病七日，曾服中药寒凉之剂和西医冬眠疗法、冰降温等。夜半延师会诊，患儿前三日有汗，后四日无汗，测体温仍在39摄氏度以上，但肤冷，肢凉，呼吸微弱，呈深度昏迷状态，大便近日未解，脉伏，舌正红，苔隐伏。先师云：现正气微弱，病邪内陷，为内闭外脱危象，急宜扶正开闭，温清合用：西洋参(另煎)、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各1丸，共磨成汁，分十次服，洋参水送下，每小时服一次，俟病情有转机再议。

复诊；上药服后，胸前及两臂有微汗出，皮肤微回温，四肢仍清冷，呼吸稍好，痰见多，面青黄，眼睑水肿，脉略现，危象减一分，生机即增一分。原法继进，改为二小时一次，观察体温、血压、脉象和汗出等情况，以后原法改三小时一次，四小时一次，连续十五日，而内闭渐开，白痞方出。其后或宣痹解毒息风，或通阳利湿通络，或养血舒筋活络，最终佐以大活络丹日一丸。共历五十天冶疗而内闭开，外脱回，正气徐复，病邪日退，神识始清，不仅挽救病儿生命，而且未留任何后遗症。

苏合香丸为辛温开闭之法，尽人皆知。本例因冰伏热邪而成内闭外脱，非温开不足以启其闭，但乙脑本为热病，邪热虽伏，仍需牛黄清心丸凉开之法以助之。相反相成，且借西洋参补益正气之力，何患外脱不固，内闭不开，病气不服!

另有三岁女孩，患腺病毒肺炎，中医属冬温范畴。亦因寒凉过量，肺阳大伤，气弱息微，喘嗽不已，体温尚高而汗冷肢凉，胃阳亦败，大便泄下清水，脉象细微，舌不红，苔薄白。先师诊为寒凉伤阳，肺冷金寒，用甘温之甘草干姜汤，救胃阳以复肺阳。小量频服，犹如旭日临空，阳气渐苏，而泄利止，汗不冷，肢不凉，呼吸匀静，喘嗽有力，脉象渐起，舌质红润，病势转危为安。可见治热不远热，知权达变，又何惧用温热法于温热病?

先师对儿科辨证论治有鲜明的独创性。他既继承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又饱读北宋以来儿科学家如钱乙、陈文中、陈复正等人的著作，择善而从，并科学地对待从钱乙，陈文中开始的寒温对立的两大学派。尝谓善用寒凉的诋毁温热，固属偏见习用温热的非议寒凉，亦失全面。他一贯主张吸取各派的优点，当清则清，当温则温，不存私念，运用自如，方为上工。上述案例，由于病情所需，不得已而用温开启闭，沮热复阳，只是他儿科治验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就不一一例举了。

处方用药轻灵纯正

清代温病学派代表之一叶天士，处方用药以轻灵擅长，已为医林所眼膺和称颂。先师效法叶氏，不但擅长轻灵，而且力求纯正。他说；轻灵是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之意，纯正是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之谓。当然，这个轻，不是十剂中轻可去实和用药剂量轻重的轻，这个纯，也不是一意求稳，只用平安药品的纯。而是在处方时于清淡处见神奇，用药上从简练里收效果，是通过他数十年的实践，几经千锤百炼而得来的举重若轻，深思熟虑而达到的炉火纯青。

先师每处一方，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也不是弃古法立奇炫异以制方。他在四十余岁时自制二鲜饮(即鲜芦根、鲜竹叶)，凡外感热病，肺胃津伤，不能达热外出，烧热不退，烦渴，不能再用表剂，亦不可用下法，唯此方生津退热，轻宣透达引邪出表，譬若久早得甘雨，烦热顿消。如热及血分见鼻衄者，加鲜茅根，酌用童便为引亦佳。此方意仿白虎而法清新。他临重症恒以轻灵取胜。一九五六年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因呼吸障碍置铁肺内，当时凡用此类人工呼吸器者多难得救。先师细察病情，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之桑菊饮，终于挽回危局。一老前辈见之，心服先师之善用轻灵，屡兴望尘莫及之叹。他尝论白虎汤方义，谓此方虽是辛凉重剂，但清凉甘润，凉而不凝，清而能达。作用虽宏，仍不失轻清举气分热邪而出于外。若妄加苦寒，则成为毫无生机之死虎，安望有清气透邪之功。此乃广轻灵之义而大之。他所以教人不要妄加苦寒，亦于轻灵中求纯正，即便加味，也要避免庞杂，辛凉平剂银翘散，他加葱白一味，即复一葱豉汤，透发之力倍加，而纯正之义无损。

其在用药方面，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讲求配伍，稳妥之下寓变化。他说：一病有一病之特征，尤要辨药，才能药与证合，丝丝入扣。大凡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他用药很简练，通常六、七味，少则二、三味，至多不越十一、二味，反对杂乱无章，甚则相互抵消。一次，我们同学治一流感，辛凉辛温并投，他批评说；寒邪宜辛温，温邪宜辛凉，今不分寒温，二者同用，则寒者自寒，温者犹温，病焉能解。他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相反，如果用量太大，药过病所，不唯无益，反而有害。张仲景五苓散，亦只以钱匕计。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则悦脾化湿，醒胃理气，大量则燥胃伤津而耗气。目前存在一种倾向，用量以大为快，无效则再倍之，而不考虑究竟是用药不当，还是用量不足?倍之仍无效，则归咎病重，而不悟是用药失误。他选药极慎，无太过不及。宗《内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不仅毒大毒小不可滥用，即苦寒温燥之品亦有节制。当然，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有病则病受之，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但一般情况下，中药品种丰富，何患不能选择安全有效者而用之。他强调病愈杂，药愈精，吃紧的是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诸如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参麦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不过三味。药不在贵在中病，药之贵贱，不能决定疗效之高低。即使需用贵重药物，亦可找代替之品。《本经逢原》载：羧（伇）羊角与羚羊角性味稍殊，但与羚羊角功效大致相似。他在农村也曾用水牛角代犀牛角，其效亦不低。另外，处方书写，字迹清晰工整，生熟炮炙，不令遗漏，先煎后下，一一注明，便于药房辨认，病家注意，不出差错，其纯正之风，处处可见。

总之，先师处方用药的特点，轻灵有法而不失之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智圆行方，灵活简便。待病人，胜亲人，体贴入微，先议病，后议药，一丝不苟。做到轻剂能医重症，小方可治大病，逐步形成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

小结

先师生于清末。民国建立后，中医一度遭到废弃。全国解放，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虚无主义态度，中医药学这支东方文化的独秀得到新生。先生慨然以继承发扬、培育人才为己志，努力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取得巨大成就。

先师治学的特点是勤、恒、严、用。他热爱中医事业，勤奋发掘这个伟大宝库，但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对古代的医学理论，他始终十分重视，又能信而有疑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许多理论阐述精辟，有其鲜明的独创性。他赞成中西医结合，主张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充实、发展和创新中国医药学。

他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溯源内难，师承仲景，博采历代各家学说，坚持辨证论治为临床的根本原则，提出内伤杂病重点辨虚实寒热，外感时病重点辨表里寒热的不同重点，使八纲具体化。精内科，尤擅温病，屏弃伤寒与温病的学派之争，分析温病与伤寒的异同，阐明表与透两大法门和存津液三字的意义，明白晓畅。兼擅妇科、儿科，注意妇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妇科以调气和血，疏肝理脾为主，儿科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以御外邪、防伤食为要。

先师治疗疾病方法是全面，灵活、广阔的。特别是处方用药，轻灵纯正，看似平淡，恰到好处，达到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辨证准，选方当，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具有独特的、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他晚年声望日隆，求治者，往往辗转多时，病情多危重或为逆证变证，救之之法，恒以温阳固脱、补益扶正为多。他经方时方并重、温补清泻咸宜，从不偏颇。真读书认真实践的一生

忆先父蒲辅周先生的治学经验

蒲志孝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先父于光绪十四年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北约五里的西溪沟。弟兄姊妹七人，父亲居长。当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仅靠祖父行医供给，家境比较贫寒。先父幼时上私塾，就不得不依靠祖母娘家(何家)负担。十五岁时，他开始随祖父学医，三年后而为开业医生。

先父早年在行医的同时，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梓瞳地瘠民贫，老百姓一旦有了疾病，更是没奈何。于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主办了让无钱的病者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济施医药社，后来又倡办了平民教养工厂。同济施医药社一直办至解放，平民教养工厂因故中途倒闭。此外，乡里间凡修桥补路诸事他也慷慨解囊，乐于承头，至今犹为人所称道。与他同时代尚存的薛老先生说：蒲老一生乐善好施，兴办慈善事业不少而又不居名位。

但是，在旧社会里，单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能拯救广大人民的。先父曾经有过许多实干计划，如将西溪沟改旱地为水田，变荒山为果园等等，虽经多方努力，仍不得实现。特别是当时征收烂粮一事，使他猛醒。所谓烂粮即无法征收的公粮，年复一年，数字也就越拖越大。原以为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无力交纳，结果经他组织人力多方核查，才知大部分皆地主谎报，借以损公肥私，他决心秉公办理。不料此举竟遭仕绅群起反对，威胁讹诈，不一而足。先父乃深深感到时政的腐朽黑暗，于是闭门读书，专心治医，一九五五年春，先父返梓时曾说：早年我摹范文正公，想为社会尽匹夫之力，谁知能行者，仅医学之一道尔！这就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

勤奋学习，专心治医

早年的清贫生活，促使他奋发学习，而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为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在青年时期，只要一有空就看书，行医之暇也抓紧阅读，晚上读书至深夜，几十年都是这样。以前买书哪里有现在这样容易，只好向别人借如期归还，丝毫不敢失信，失信就难再借了。有一次听说别人有一部《皇汉医学》，书主珍藏，周折再三才借到手，约期一月归还。于是，白天诊病，晚上读书，每晚读到四更。到期虽未读完，亦只好如期归还，而人也瘦得脱形。稍作间隔，又厚颜再借。

对于好书，在买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动手抄录，日积月累，盈箱，盈筐。我家中原来保存了不少他早年的抄本，可惜现已十不存一。如侥幸留下的《疫痉疗集》，《白喉自治》、《验方选编》等，字迹工整、清晰，一丝不苟；每当我看到这些厚厚的抄本，就想到这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

先父七旬以后，仍然是起床洗漱后，喝上几口茶，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看书。上班后只要稍有空闲也是手不释卷。在他八十高龄，身体明显衰老的情况下，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把书拿上手了。家里除了组织上发的学习资料外，全部都是医书，我从没看见其他书籍。我曾因此问过先父，他说：学业贵专，人的精力有限，我的智力也仅中人而已。如果忽而学这，忽而看那，分散精力，终竟一事无成。是以几十年来，他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从不一顾。平生嗜于医，专于医而精于医。

一九六八年，师弟何绍奇从北京回来对我说过：蒲伯的学习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左眼患白内障，就用右眼看书，眼和书的距离仅一寸左右，不是看书，简直象在吃书啊!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

熟读、精思是先父的读书方法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

先父非常尊重古人的经验，但也反对泥古不化，照搬照抬。他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说：书中列上品一百二十多种，云多服久服不伤人，轻身延年不老。历代帝王眼食丹药者不少，能长寿者究竟几人?谁敢把丹砂、云母、朴硝之类矿物药长服久服?此类金石之品其性最烈，其质最重，毒发为害最烈。即使不中毒，重坠之质亦足以伤人脾胃。这些都是《神农本草经》的糟粕。本草书是愈到后世愈精细，周详。

先父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加眉批，每次给我的书也加上按语。这些内容，有些东西真是画龙点睛。如上海锦章图书局影印的《幼幼集成》，纸色暗，字迹细小，无标点符号，阅读起来相当吃力。先父在每篇都加了标点、厘定错讹，重要的地方，结合他的实践都加了批语。如对《神奇外治法》的批语是外治九法皆良，对《治病端本澄源至要口诀》的批语是：举例甚佳；对《瘰疬证治》的批语是各方甚妙，可用。在《医林改错》一书上，他写道；王清任先生苦心医学，究有心得，值得向他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十数具不完整之尸体而确定古人皆非，殊属太过。以绘图立论证之于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且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只论瘀血气滞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全书理论虽个人理想，但亦有可贵之处，所创之方法深得古人之义，有临床参考价值，亦可作研究之参考。所制诸方，余采用多年，有效者，有不效者，未为所言之神也。

这些书评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古代某一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而且对于我们以较为正确的态度接受前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也有很大的帮助。

重视基本功，强调实践，严格掌握辨证论治原则

先父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所在，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经常向我和他的学生们强调；要热练地掌握辨证论治技巧，首先就必须苦练基本功。他认为，从基础理沦说，对《内经》的基本内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等，必须吃透；从临床角度说，对四诊、八纲、八法、药物、方剂，必须牢固掌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仲景著作和各家流派之说，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脚踏实地，得心应手。

他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的学生高辉远大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蒲老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他重视学生自己多临床实践。他授徒的方法是，在学生有了一定中医基础后，最初安排跟他抄方，继而由学生预诊，他审方指正。这样学生们既易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又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这些思想和经验。先父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相应地作出具体处理。他曾对何绍奇同学说过：要当一个好医生，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

我保留着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的《健康报》报道：北京地区该年八月，乙型脑炎患者骤然加多，北京地区有人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清热、解毒、养阴三原则，效果较差，有的不仅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因而束手无策。中医研究院脑炎治疗组(先父在内)在研究了有关情况后，认为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问题在于温病有不同类型，病人体质也不同，气候季节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同。由于该年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温热，因而大多数患者偏湿，如果不加辨别，过早地沿用清凉苦寒，就会出现湿遏热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荷叶等)，结果效果很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最初连服大剂石膏、犀角、羚羊角而高热不退，改用上述方药后，危急的病势就及时好转了。

先父这样的见解决非偶然。早在一九四五年，全川大雨，成都家家进水，秋后麻疹流行。患儿发病，每每麻疹隐伏，用一般常法辛凉宣透无效。先父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改用温化，立见透发，就是一例。病虽不同，治法亦异，但基本精神都是要严格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从具体情况出发，灵活地考虑问题，不能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死搬硬套。

以保胃气为施治中心

强调保胃气，是先父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他认为：在患病之初，体尚壮实，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邪气一除，胃气自能通畅。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如《蒲辅周医案》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始终用辛凉宣透，剂剂有石膏，而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先父又主张祛邪用小剂量，如轻舟之速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流连不愈。

对于久病正衰，主张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则止。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至。他曾举仅用茶叶一味，治一热病伤阴的老年患者为例。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躁、失眠、不思食，大便七日未行，进而发生呕吐，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服药吐药。病者系高年之人，病程缠绵日久，子女以为已无生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询问先父尚可救否。先父询问病情之后，特意询问病者想吃什么，待得知病者仅想喝茶后，即取龙井茶6克，嘱待水煮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即少少与病者饮，他特别强调了少少二字。第二天病家惊喜来告：茶刚刚煮好，母亲闻见茶香就索饮，缓缓喝了几口未吐，心中顿觉舒畅，随即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两个屁，并解燥粪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早晨醒后知饥索食。看还用什么药?先父云：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极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胃阴和胃气。如此饮食调养月余，垂危之人竞得康复。先父回忆说：愈后同道颇以为奇，以为茶叶一味竟能起如许沉疴。其实何奇之有，彼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虽有虚热内蕴，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立竭。故用茶叶之微苦、微甘、微寒，芳香辛开不伤阴，苦降不伤阳，苦兼甘味，可醒胃悦脾。茶后得矢气，解燥粪，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能入睡，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的明证。而少少与之，又是给药的关键。如贪功冒进，势必毁于一旦。

我曾治一暑温后期、正虚邪恋病人。病者合目则谵语，面垢不仁，发热不退，渴不思饮，自汗呕逆，六脉沉细，病程已半月左右，由于服药太多，患者一闻药味则呕，以致给药十分困难。在先父的食疗思想启发下，用西瓜少少与之，患者竟得在一夜之内热退身和。事后先父来信说：能知此者，可以为医矣。五谷、瓜果、蔬莱，《内经》云为养，为充、为助，其所以最为宜人者，不伤脾胃最为可贵耳。

他也反对病后过服营养之品。他曾治一乙脑患者，在恢复期由于机械搬用加强营养的原则，牛奶、

豆浆日进五餐，以至病者颊频反胃，腹泻。先父见其舌苔厚腻秽浊，劝其将饮食逐渐减少为每日三餐，不但反胃腹泻好转，健康恢复反而加快。

先父多次讲，不要认为药物能治万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他以一九五九年在广东休养时，给原国家科委某负责同志治病为例。当时病者问先父；近年来每天中、西药不断，但反觉精神萎顿，胃口不好，自汗，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求妙方。先父详细询问了病情，服药情况，认为是服药过多，反而打乱了自身阴阳的平衡，劝其停药调养。病者谓：天天药不离，尚且不适，如停药恐有他变!后来在先父反复劝导下开始停半天、一天、两天……停药半月后初觉不适，后来反日见好转。愈后这位同志到处讲：是蒲老把我从药堆中拔出来了。

先父常说：胃气的存亡是病者生死的关键，而在治疗中能否保住胃气，是衡量一个医生优劣的标准。

如常达变，贵在多思

先父多次强调，作一个医生，必须知常知变。要知常知变，必须把理论弄清楚，胸有成竹，谨守病机，就不致阴阳混淆，表里不分，寒热颠倒，虚实莫辨，临证仓惶。如高血压病，一般多以清，润、潜、降为大法，很怕用桂附参芪，畏其助阳动风，升高血压。先父曾治一女同志，四十八岁，血压190~150／120~100毫米汞柱，头晕、心慌、心前区发闷，体胖而面白，喜睡，身沉腿软，白带多，苔腻，脉沉迟，据此断为阳虚湿盛而用附子汤温阳益气，血压渐次恢复正常。由此可知，高血压病未见得都是阴虚阳亢，亦有阳虚者，这就是个体差异。需要脉证合参，综合分析，有的放矢，始可中的。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先父生前常用这句话告诫我。

先父认为肝炎多由过度劳累、情志失调引起，这与肝为罢极之本有关。以脾阳不运为本，湿热则为其标。热重于湿者，其治在胃；湿重于热者，其治在脾。治湿热着重在疏利气机，用苦寒不可过剂，因苦寒易损中阳，中阳伤反使本病加重，出现呕逆、便溏，甚者浮肿。他说：我曾以甘草干姜汤为主，治一小儿肝炎即是这类例子。也有气血两伤用金水六君煎者，亦有用加味甘麦大枣汤者，总要依据病机，不可死守清利一法。

先父曾治一慢性肝炎患者，服苦寒重剂后，不思饮食，肢软神倦，便溏，谷丙转氨酶300~400单位，麝絮(++)，为肝病及脾，脾胃虚寒，用理中汤加吴萸、草果，一月而肝功恢复。先父亦曾治一胃溃疡病人，住院二日仍大口吐血不止。询其原因由受寒饮酒致血上溢。用金匮侧柏叶汤(柏叶、炮干姜、艾叶、童便)温通胃阳，消瘀止血，收到捷效。若不知其所因，误用寒凉，必致胃阳更伤，危殆立至。又如先父治沈x发热一案，午后身热，身倦纳少无汗，自服辛凉清解，不惟热不退，反致便溏、尿少、不思食。其脉弦滑，舌质暗而苔稍腻。虽其发病于四月，而时值气候反常，阴雨绵绵，断为寒湿困于中焦，用通阳利湿、芳香化浊，其效甚捷。先父曾经指出：外感六淫皆能化热，治当辨何邪而祛之，不可胶执于季节一端。如乙脑本是热证，清热亦是常法，但不可过剂。临床有服寒凉太早、太过，转为寒中，不得不用参附救逆。老父屡诫：凡用清法，便须考虑胃气，体弱者宁可再剂，不可重剂，否则热病未已，寒证即起，变证百出。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二叔患感冒，头痛，周身骨节痛，脉紧，苔白，我用麻黄汤一剂而愈。事后颇为自得，函告先父，以为必得褒奖。谁知先父来信说；你二叔生平嗜酒，湿热素重，但心中烧灼痛数日方缓解，是一险兆。桂枝汤有若病酒客不可与的告诫，你只注意了桂枝汤的汤而忽略了桂枝，此物用内热之人当先考虑动血之弊。寒热外束身痛者可去桂枝加羌活3克。这是只知读死书缺乏思考之过，而缺乏思考是医生的不治之病。

向民间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先父在其《介寿堂随笔》中录有不少民间老医口述方。如治关节痛方，先父注明；此系张东友老友得自民间草药医口述方，遍传亲友，愈治甚众，故录之以作参考。在他离开梓潼多年后，尚有病者来我处专索此方。他自创的二鲜饮(鲜芦根、鲜竹叶)加鲜茅根、童便名三鲜饮，就是根据梓潼的特点在临床中自创的专治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既不可表，亦不可下，唯宜生津退热的良方，而动血者宜三鲜饮。先父说：单方、验方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因为有一个验字。既然有效亦必有理。我们在：临床上就应通过实践加以总结，不要动辄开贵药、补药，因为药无贵贱。这样就能有所进益。

先父相当重视病人的客观反映，从中积累知识，他曾举一脾胃患者，腹胀，胸闷，不思饮食一个多月，形容消瘦，身倦。治疗多次无效，求他诊治。他套用古人消食导滞药如山楂、谷麦芽、鸡内金合阿魏丸，一剂后，病者未再求诊。一个月后在路上碰见，病人面色红润，形体也较前丰满。病者笑着说：上次您那剂药服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别人说伤了什么食物就用什么食物烧焦来吃，可以化积。我是吃海参得病的，因此我买了大海参，烧焦服后泻下粘挺不少，胸膈顿觉宽敞，没再服药就好了。先父说；此事对我深有教益。病人讲真话可察知我们治疗上的正确与否。如果病者碍于情面，不讲真话，我们则以非为是，必然不能得到提高。伤于某种食物即以某食物炭为引，大约是同气相求之理，几十年中我用此法确有效果。

我一九六四年侍诊时曾见他治一消渴患者，男性，口渴引饮，饮而复渴，前后半年，服滋阴清热药如六味地黄，玄麦甘桔等五十余剂无寸效。舌苔黄腻，脉沉弱。先父改用茵陈四逆汤，一剂而渴止大半，三剂而基本痊愈，后用参苓白术散小剂煮服以资巩固。事后先父说：虽舌苔口渴属热象，但服滋阴清热药五十余剂无寸效，加之脉象沉弱，显见阳衰不能蒸腾水气，若果系阴亏五十余剂虽不能全好，亦必有所进展；前治者虽未见效，都是我的老师，所谓后车之鉴。放胆用茵陈四逆汤是背水一战，既温中又化湿，湿去热必孤。即使热不去，亦可转属阳明，但实者易治，虚者难为也。

为医者必须重视医德医风

先父不仅毕生勤于医学，精于医学，尤重医德。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道、对病人极度负责，不徇情，不逢迎，事败不推卸责任，功成不掠人之美。他的许多言行堪作典范。

早年先父悬壶成都时，梓潼黄某病重，夤夜迎他返梓诊治。其时已先延名医郭代兴先生，郭先生断为阳明腑实，议急下之，而富贵之家畏硝黄如虎狼。不敢服药。先父诊断后，又索郭先生处方，细加推敲，认为药证相符，他说：方药对证，何必犹豫彷徨，如昨日进药，今日病已解大半。如此兴师动众，真是枉费人力。病家经他解说，将郭先生方煎取半杯，服后半日大便解，尽剂后好转十之八九。事隔多年，先父还经常提及，要注意不要掩人之美，夺人之功。他给我寄《余氏父子经验集》时，信中亦明白指出：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凌养吾先生之誉确非太过。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而著书立说不仰权贵鼻息，不求达官贵人笔墨以沽名钓誉，确为世风日下之中流砥柱！其中病家隐弊说、尽性篇尤为可贵，临证若不予此处时时留意，往往劳而无功。

在我刚开始行医之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他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已六旬时，尚无分寒暑，足蹬芒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地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在成都行医近五十年，未穿过一件料子衣服。医生衣著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业师陈新三老中医说：我在蒲老面前拜门时，蒲老反复告诫，不管病人有钱无钱都应尽心治疗。事隔几十年了，我一直设有违背他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先父提倡对病者认真负责，他也痛恨一味逢迎病人的不正医风。他常常批评那些开贵药、蛮补药以惊世骇俗的作法。尤其鄙薄那些为迎合某些病者，把营养物品都开在处方上的医生。他曾经说；有人把排骨都开到处方上去了，病家拿去报账，这搞成什么风气了！以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为迎合某些病者而不择手段！

先父尝谓；读古人书宜严，而对时贤宜宽。他很推祟张山雷所著《中风斟诠》一书，在该书不少地方批道：至精至当，至理明言……惜乎他目空四海，言之不逊，语之太过，为其美中不足之处。他又说：张君之国医无一人悟到此理，此非神而明之，别有会心者万不能悟彻此中真理，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等说法未免骄矜太甚。医者宜惜口德，何况十室之邑有忠信，当虚怀若谷才是。

先父早年在梓潼就兴了会诊磋商之风。梓漳的中医界是伤寒学派占主要地位，涉及温病者尚少。仅有郝氏与薛氏在温病方面颇有心得，先父经常与他们磋商。他认为《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已经包括了温病在内。用《伤寒论》的许多方药，也可以治温病，而明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治法基础上的发展。从而打破了两个学派互立门户、势同水火的对立态度。业师陈新三老中医曾说：蒲老早年在棒潼就开创了会诊之风，为融合伤寒与温病学派作了不懈的努力，在消除门户之见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父在给我的信中，以及与我的日常谈话中，多次谈到关于门户之见的看法。他说：由于时代关系，中医的门户之见根深蒂固。现在时代不同了，年轻一辈应该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些教导，至今言犹在耳。

他在北京工作近廿年，医德风范，至今仍为同道赞许。在他誉满全国之时，犹谓；如果把医生分作三等，我只能算中等者。我经常翻阅如《中医杂志》之类医学杂志，发现有些公社医院的中医，业务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基层大有人才！对于同道中人，如章次公、冉雪峰，秦伯未、岳美中、任应秋，李翰卿等诸先生，他认为他们各有所长，风雨一堂，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其乐何如。岳美中前辈曾手书一律赠我父亲，我爱其文词佳丽带回梓潼，可惜被毁，我仅能记得其中几句：爱怜真至友兼师，得相追随遂所私。削吾点垩常挥斧，青囊乏术负深期……由此可见友谊之深。记得我和兄长志忠，都曾要求能在他身边学习，他说：易子而教最好。志忠跟李老(斯炽)，你跟陈新三，都不错。李老系四川名手，陈新三有多年临床经验，跟他们同跟我学习一样。他对于子女从不偏爱。

先父对病人，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他曾批评一见高干来诊，就是人参、鹿茸的作法，认为这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是害人害已。他说干部、平民都是人，干部之病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有一次他给周总理看病，药费仅几分钱而疗效很好，周总理十分欣赏这类便宜而有效的方药。

一九七五年四月，先父临终前对我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紧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先父逝世已经五年多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爰作此文，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