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之(31 )洪子云

满目青山夕照明湖
北中医学院院长、教授洪子云
【作者简介】洪子云(1916～)，湖北鄂城人。医学得自家传，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长于内科，尤长于伤寒、温病。一九六三年参与审订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上海科技出版社1964年版)。先后主编该院《伤寒论讲义》、《伤寒论教学参考数据》。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余幼读儒书，少年学医，侧身杏林，凡五十寒暑。虽学业渐进，然菲一帆风顺。对于迂回曲折之中，勉得一进，时于艰苦竭蹶之际，有所收获。是以每进一步，深知其难；愈知其难，愈以求进。余天资驽钝，学无妙法；医术不精，鲜有良方。今能告青年后学者惟「难」与「进」二字而已。
谨承庭训
余祖居湖北鄂城县洪家大垮，三世行医。先祖父坤臣公，精于《伤寒》。先君云卿公，承萁业而另谐于《温病》，中年以后，名重乡里。余以长子长孙地位，蠲家至爱，但爱而不溺，养而不矫，训导尤严。七岁进学，始诵三字经。稍长，即课以诸予之学，旁及诗词歌赋。初，先祖父在世，昼忙于诊务，夜诘余之学业，若能背诵当日课文，并能默写，则宣以抚慰。否则严加训斥，必令当晚完成，方许休息。后，先君督学，严过于前。家境虽寒，犹不惜膏油之资，故余常夜坐鸡鸣，朝读五更。如是者，十易春秋，略通文理。出学之日，年届弱冠，因受家学多年熏陶，而有志于医。先君授以医学经典，躬亲教诲，凡能由理求实者，则于字里行间，务使昭晰。凡有一己之心得，必贯串其中，而声情并茂。若夫晦涩难明，或有脱漏者，则不强为解释，而免引入歧途。其于《内经》，除要求通读明义之外，尚规定若干精读背诵之文。至于《伤寒》、《金匮》，则要求整本背诵，谓之「包本」。温病虽不在经典之列，以先君笃好之故，亦要求背叶氏《温热论》、吴氏《温病条辨》等书。另选若干精炼之歌括，务必能背。当时虽不胜其苦，迫至用时，方知其甜。盖人之生理规律，年龄随日月以逝，记忆伴年龄而衰，若非少壮苦读，并反复强化，时至今日，衰老临身，当是腹中空空，而一无所知也。或笑日：死背书本，乃旧时习俗，现已跨入电子时代，但需生动活泼，理解精神则可，背书不台时宜。答日：即如电子时代之电子学，不知多少公式、定律，多少理论、数据，既需理解，亦需熟记(背)。若开卷了然，捷卷漠漠，似有所知，而胸无定见，何能致用哉。因劝后之学者，仍需背诵(或称记忆)，阻背诵加深理解，以理解促进背诵。背而成诵，实非易事，若能知难而进，反复如兹，其乐无穷。
攻读之余，常侍诊于先君，得以理论联系实际。每诊一病，余先分析病机及所用方药，然后由先君一一评论，确定其正误，因而得益良多。侍诊三载，年满二十，许余单独应诊。初见疗效，余以为沾沾自喜。殊不知，余所诊之病，俱在先君心目之中，或明加指点，或暗中查访，未尝稍懈。忽一日，先君问：「某村之某病，疗效如何?」对曰；「已愈。」先君怒形于色日。「尔只知高热舌燥，便用寒凉，而不察全部病情之表里寒热。该腐虽高热而恶寒，不汗出而烦躁，已属大青龙证范畴，幸被我查觉，及时更换处方，病始告愈。尔阅历不深，读书不够，自即日起，停止应诊，专读医书。」此举对余不啻当头棒喝，虽在年轻气盛之时，亦未敢不从，而学习更加刻苦用功。如是两年之内，余之处方权，曾三夺三予。谓之「磨炼心志，而使斋纯也」。此法对今日之青年虽不适宜，但自觉磨炼，余以为应当提侣。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余以为青年医务工作者，应白日工作，夜。省吾身」。凡发觉不足处，应及时翻阅文献，加深理解。凡有心得，亦应及时总结，作为今后借鉴。医道虽难，但遇不屈不挠之有心人，定能步步攻克难关，步步前进。
先祖父及先君，积数十年医学经验，撰写不少文稿，医案尤多，余曾细细读过，视为珍宝。先君临终时，教余榻前，指点各种文稿曰：「昔韩愈有言，『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学业之道，未见有靠先辈而精而成者。故凡文稿，应尽行销毁，全赖尔之自立也。」余痛心倍至，欲求保留，先君又日：「儿孙有用，要它何用?儿孙无用，要它何用?」余含泪而遵其命，一一销毁。未几，先君弃世，余时年二十二岁。因知医道虽难，但奋发图强，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则更难。从而豁然有悟；先君焚稿，意在鞭策，用心良苦。每忆及此，心潮起伏。余常云，今日之青年，得天独厚，上有党无微不至之关怀，中有师长教育，下有同志帮助，学习条件，优胜于前，未可计算。故青年应必然胜过老年，使歧黄之术发扬光大。寄希望于青年矣
融会「寒」、「温」
医学之博，浩如烟海，文献之繁，汗牛充栋。而人之精力有限，欲求其博，不过相对而已，实难面面俱到，门门精通。由于先君通伤寒而谙温病，故余自幼对此二门，兴趣极浓。当余中医基础较为牢固之后，专攻伤寒、温病，并付诸实践。治学之法，先读伤寒，以明认识外感热病之源，后学温病，以知其流。读伤寒分作三步。①熟读熟背，领会大体精神，以成无已《批注伤寒论》为主要参考文献。不贪其多，但求其熟。②精读柯、尤、钱氏之三「集」、《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辑义》以及二张(张隐茬、张令韶)、陈修园之诠释，并浏览其余，以广见识。在博览群书基础上，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逐条体会，相互交融，分中有合，台而复分。例如心下痞一症，除五冯心汤证外，应遍搜有关条文，各个分析对勘，求出证治之异同，而了然予胸中，以便运用时提起一点，带动一串。多年实践证明，此步功夫，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大有裨益。③理论联系实际。此时应与书本保持若叩若离关系。「若即」是借助书本，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若离」是不受书本束缚，大胆独立思考，能动地认识疾病发展变化，及其诊疗规律，决不可限于条文字句之间。然后根据实践所得，以总结提高。要此不断往复，必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如157条(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之序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下同)十枣汤证，有「心下痞硬满，引l办下痛」句，历来注家多顺文演义，未加深究。余在临证中发现，病者主诉心下痛者甚多，而诉心下硬满者极少，对照批注，难明其故，然细查病体，则恍然有悟。即医者以手切按病人心下，觉抵抗力较强，若有硬满之状。同时病者称心下痛者极少，而称牵连嘲胁痛者多，若积饮较重者，或有窒息感。故知「硬满引胁下痛」是他觉证。由是应断句为「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这样不仅符合临床实际，而且便于教学。又如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历来对「脉促」见解不一，聚讼纷纭，有以「急促短促」为解者，有以「数中一止」为训者。据临床所见，「急促短促」者确有之，且为多数学者赞同。而「数中一止」者，亦时有所见。如病毒性心肌炎，初起酷似外感，或寒热未罢，而脉促(指「数中一止」，下同)已见，或外证已除，而脉促不休。其中有心阳虚劫者，投桂枝去芍药汤化裁，常获佳效。于是，以上两种意见，兼收并蓄可也，不必由理论而理论，辨其是非。
学习温病，仍需循序渐进，分步而行，兹不赘述。参考书籍先以《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为主，打下坚实基础，然后再及其余。关于融会「寒」、「温」问题，历来贤能倍出，著述颇众，互有发挥。．余不过身体力行而已，并无创建。余以为「寒」、「温」二派，从源流以观，恰有互补之妙，而绝无对峙之情。
因篇幅有限，难以尽意，仅以厥阴为例，略作说明。
《伤寒论》厥阴篇，寒证及寒热错杂证甚多，而热证极少。篇中虽有白虎、承气之属，终非厥阴本证。此非厥阴无热证，而是仲景所未及也。温病学家独擅其长，阐发热陷心包、痰热内闭心包、热盛动风，虚风内动等证，俱属厥阴无疑，足补仲景之不逮。从而观之，厥阴病应有寒、热、虚、实及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诸证。再从卫气营血辨证分析，则厥阴之气、营、血分证，必朗若列眉。若就三焦而论，热陷心包等证属上焦，热盛动风及厥阴寒证属下焦，有据可凭。故余主张，对外感热病辨证论治，应以六经为经，以卫气营血、三焦纬贯其间，实事求是认识疾病，摒却门户之见，方能窥见外感热病之全貌。
学理如此，实践亦然。例如大叶性肺炎，一般属温病范畴，多采取卫气营血辨证。然而亦有特殊情形，如严冬发病，常有里热虽重，但外寒柬缚不解，可仿太阳兼内热证治法，方用太青龙汤化裁}有初病之时内热潜伏不显，而见面色苍白、肢冷脉微、血压下降者，当急予回阳救逆，待阳回之后，再议其余；有在热炽过程中，或热灼之余，而阳气暴脱者，仍须当机立断,速投回阳之品。目前中药剂型改革已有苗头，遏此病情，常可采用清热解毒之注射剂与参附或四逆汤注射液，双管齐下，较诸口服药，又胜一筹。又如去年余曾治一例湿温(西医诊断「变应性亚急性败血症」)患者，身热不扬，发热呈间断性，间隔时间与发热时间，均在数日至一、二周不等，四肢微凉，病程长，难以告愈。初用宣透湿热之剂，疗效不显。因息其病，与厥热胜复相似，悟出湿热深伏厥阴之理，在前用方中，加入乌梅、草果、知母、柴胡之属，轻而取效。然患者病差之后，自汗盗汗不止，衣被常湿。诊知属营卫不和，故以桂枝汤加黄芪善后，精神饮食，一如常人，至今未见复发。可见一人或一病之中，在特殊情况下，寒热变化不一，虚实或在反掌之间，岂可因寒温学派不同而限定之。故业伤寒者，必熟温病；专温病者，必通伤寒。

一九五五年余受聘于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八年任教于湖北中医学院，虽始终担任《伤寒论》教学工作，但对温病之学习，及临床运用，未敢松懈，然以体会肤浅为憾。年近黄昏，而难题甚多，愿竭绵力，以迎青年学者之发明创造。
处处留心
俗语云：「事怕有心人」。余本此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学习与工作中，多多留心观察。尤其碰到棘手之病症，则尽力搜罗古今治法，经过思索，便于运用。如此坚持下去，则处处留心皆学问。如治一青光眼患者，男五十余岁，双目失明，其女扶持来诊。病程既久，肝实而脾虚，饮食少进。检索前方，俱是滋肾柔肝之品，效果渺然。忆及《本草纲目》弓l《医余录》云：「有人患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虚，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以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仿其意，拟方如下；桂枝、白芍、生地、炙草、菟丝子、复盆子、夜明砂、谷精珠、破故纸。经治月余，患者不需人扶持，而行走自如，一寸以上大字，可以辨识，竞获理想效果。后带处方返里自服，未曾追访。可见学问之道，一般应从大处着眼，然临床经验之积累，亦常需于小处留心，一点一滴，年深日久，虽涓涓细流，而可成其大也。
即以李氏之《纲目》为例，它不独是一部中药学，而且是一部涉及临床辨证，处方用药，经验成方，生物、矿物等多学科之巨著，内藏珍宝，难以统计。因而应为医家必读之书。读则需精，切不可于性味功能间知其梗概，而应于「发明」、「附方」中探索宝藏。不过其书卷帙浩繁，读来不易，所以应一则利用闲暇，留心阅读，虽不能记忆，但可留印象于头脑。一斑应用时，根据平昔之印象，有目的地翻阅，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而解决疑难问题。

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红斑。患者，青年女性。红色斑块遍及全身，高热持续月余，而病情愈重，红斑此起彼伏，渐有水泡形成。初按温病发斑治法，全无效果。故知常法难以奏效，而虑及变法。察患者红斑满布，而痛痒明显；高烧月余而无舌绛、神昏，痉厥等情。知热毒郁怫于血络之中，既不能从外透解，亦不能内陷脏腑，故凉血化斑无功，而清络宣透或许有效。治以《串雅内编》之治火丹(丝瓜予、玄参、当归、升麻、柴胡)为主，加重清热宣透之品，如银花、连翘之类。果收热静身凉，斑退瘴止之功。后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顺利痊愈。说明医学经验，有时藏于小书杂说之中。俗语云，「小小单方，气死名医」，不为无据。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练就坚实之基本功，然后处处留心，方能相得益彰。反之，不论基础，而一味东寻西觅，以图巧遇良方，则常常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
勇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欲证实或发展医学理论，必须认真实践。欲丰富临床经验，亦须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余年轻时，常对自己所开处方发生怀疑，欲往病家观察，又受「医不扣门」之旧思想束缚，而踌躇不前。因而多方侧面打听，甚至暗自立于病者窗外，昕其动静。后被病家发觉，非但不以医术低而嗤之，相反，表示感激之情。从此经常深入病家，观察病情变化，不觉有碍情面，反认为是临床工作之重要环节，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自参加国家中医教育工作以后，临床诊疗，在医院进行，为随时观察病情，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不论当班与否，对重痖患者，一日多次观察，有时在深夜亦然。有些经验的取得，正是在此艰苦细致的观察之中。
抗日时期，「登革热」流行，其病憎寒牡热，重者亦有生命危险。若按外感热病之一般规律辨证论治，疗效甚差。查阅文献，一无先例可循，而发病之多，几乎沿门圆境。病家急如星火，医者并无良策，因而不得不仔细思考。自忖病发于日寇统治时期，人民饱尝战乱饥馑之苦，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故其病因有类瘴气、疫疠。其症憎寒壮热，，起伏不定，似疟非疟。
查《本草纲目》，有瘴疟寒热，用常山、革果治疗之记载，又访得民闻有类似验方，用治本病，尚有·定作用。综合各方面情况，余拟订四昧药之处方(田茶，乌梅、草果、常山)，随证略加一、二味，果然收到理想效果。一般服药二、三剂告愈，治验颇多。从而受到启发，中医所论疟疾，是依据临床症候诊断，并非依据疟原虫之病原诊断，故类其证者，可酌用其方。
一九六四年，余参与中医治疗「甲亢」和「急性菌痢」的科研工作。此二病，就西医学来说，有确定的诊断标准及特效疗法，而采用中医治疗，能与比肩否，是个严肃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其中「甲亢」病组，共系统观察十五例，先由西医明确诊断，详细记录各项客观指针，后由中医辨证治疗。据其病机，主要由于五志过急，肝失调达，风木化火，上而震撼心包，下而消灼阳明，旁及少阳经脉，致经气郁结，津液凝结为痰。故舒郁平肝，清降相火，软坚消痰，养阴滋燥，是其主治之法。自拟「舒肝消瘿饮」(柴胡、生地玄参、知母、花粉、当归、白芍、昆布、海藻、牡蛎、黄药子、香附、柏子仁)为基本方。服至症状消失，基础代谢及甲状腺吸z3l碘率正常后，改服消摩丸(昆布、海藻、荔枝核、川楝、玄参、香附、浙贝、柴胡、黄药子、牡蛎、桔核、皂角刺)，以巩固疗效。十五倒中有十四例服药后七至十五天内出现疗效，症状逐渐减轻，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一般在二至三月内症状全部消失。体重平均增加四公斤，最高达九公斤。基础代谢率有十例降至正常，一例接近正常，二侧改善。服药后有十二例作吸，钉碘率对比测定，其中九例恢复正常，三例无明显改善。
「急性菌痢」组系统观察一百例。全部根据一九五九年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拟订标准进行诊断。中医辨证属湿热蕴结者三十七倒，主方为当归、白芍、黄连、黄芩、槟榔、枳壳、木香；湿热兼表者三十六倒，主方为葛根、黄芩、黄连、银花、连翘、焦植、厚朴，术香；湿热挟滞者十八例，主方为藿香、：苏叶、法半夏、竹茹、枳壳、黄连、焦棱、神曲、大腹皮、茯苓}湿热化风者九例，主方为银花、连翘、黄芩、黄连、钩藤、茯神、鲜荷叶、木香。治愈率87．87％，进步3％，未愈lO％。一百僦中，大便培养阳性者九十二倒，治疗后三次培养阴转率为78．26％。从以上两组病例之疗效来看，不亚于西药治疗结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优胜。
一九六六年武汉地区「流脑」大流行，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余受组织派遣，参加中医治疗流脑工作，共收治二百八十七例(多属轻型、普通型，亦有少数重型)。入院时，多有明显的发热、恶寒、头痛，或鼻塞流涕，或兼咳嗽等表证。但因其传变迅速，甚至发热伊始而斑疹显露，恶寒未罢而神昏痉厥已成，若循「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之常规论治，必延误病机，甚则奠救。余师愚云，温疫病「颇类伤寒」，是说明温疫初起，有类似伤寒表证者，「误用辛凉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疫毒深入营血之病理特性，不论表证有无，概以大剂清热解毒，凉血化斑，或兼熄风，或兼开窍为治，竞能收里和表自解之效。自拟「流脑】号方」(银花、连翘、生地、丹皮、赤芍、大青叶、生石膏、知母、殭蚕、蝉衣、黄芩、菊花、玄参，芦根)，「流啮号方」(银花、连翘、生地，花粉，钩藤、生石膏、地龙、殭蚕、玄参、丹皮、黄芩、蝉衣、大青叶)，必要时配合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之类。通过四个月左右的悉心治疗治愈率达78．41％(其余病人转西医治疗)。工作中发现病者呕吐严重，服药困难，影响疗效，因而积极赞助中药剂型改革。余拟订「流脑注射液」之处方(十味中药组成)，当时制成肌肉注射液，在少数病人中试用，初见疗效。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余被迫停止工作。而「流脑注射液」之研制任务，及临床观察，在许多同志努力下，得以继续进行，并制成300％之静脉注射液。通过几年临床实践，治疗各型流脑(配合西药对症处理)，大大提高了疗效，同时用于多种感染性疾病，亦有满意效果。
余虽未能参加其后之工作，但看到此项课题有所进展，亦以自慰。
十年浩劫中，余被贬入深山数年，除随身衣物外，书无一卷，文具尚且困难，自知钻研医学理论无望，而以医疗实际，补其不足之想犹存。故不畏山高水险，走村串户，为群众防病治病，从中学到不少草药知识。如熊黄连之治湿热、温热，朱砂莲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减少等等。当地干部群众不因余之被贬见疑，使余看到献身中医事业之希望。
现在党为每个科技工作者创造了优越条件，开拓了光明前最，余虽老朽，但觉」满目青山夕照明」。故愿竭尽愚诚，与后学诸君共同奋斗，携手前进。
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
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副研究员祝谌予
【作者简分】祝谌予(1914～)，北京市人。早年师事名医施今；墨先生，深得其传；一九三七年曾开业于天津。毕生力倡中西医结合，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并潜心研究糖屎病的中医疗法。解放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要著作有《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等。
我既学过中医，又学过西医，从事临床与教学四十余载，切身感到中国医药学确是一个伟大宝库，有待于我们努力挖掘，更有待于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整理提高，发扬光大，从而建树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兹就我数十年学医、行医、治学的经历，粗浅地谈一下在这方面的体会认识。
发愤学医勤钻博采
古来不少医家，其学医著书之动机，或因自己质弱多病、求医至准，或因家人婴疾遭厄而为庸医所误，于是究心医道，恨世著书，以拯疾扶弱，疔己活人。如张仲景感宗族之丧，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后人尊之为医圣}孙思邈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于是悉心歧黄，精勤不倦而着《备急千金要方》，集晋唐验方之大成，李东垣痛悼母病死于医者盲治，投业于易水，独刨脾胃论，开「补土派」之先河……凡此等等，旧时社会条件与某些医者医疗态度略见一斑，故古人有言：「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医。」「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一九一四年冬，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大家族中。相传我家原是米商，闺族百余人居一宅中，然无人业医。我十九岁那年，母亲不幸卧病于榻，壮热神昏，狂躁谵语，遍请北京中西名医救治，皆无效验。惟有后服施今墨先生的中药方见转机，但因不久施先生即去南京等地出诊，重延他医，其征增剧，以致无救而逝。我哀痛万分，深感家中无人知医，殊为不便。所以，我在汇文中学毕业后，即笃志医学，开始了医林生涯。
学医有中西之分。我看到为母亲治病的某些医生，态度傲慢，诊费昂贵，尽管诊断极为明确，道理无可非议，但一提治疗则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只有在施今墨先生的治疗期间有效。因此，我就拜投施先生为师，学习中医。
施先生当时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博学多闻，医术精湛，且医疗态度端正，不问病者贵贱贫富，皆极力救治，故每日求治者充塞门庭，延诊者接踵而至，极为繁忙。最初，我与师兄弟李介鸣、张遂初、张宗毅四人上午在华北国医学院侍诊于先生，抄写方书，每日接诊百余人。下午随他外出诊病，约有七、八家。晚间，先生聘请了一位中医理论造诣较深的周介人老先生为我们讲授《黄帝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风雨鸡鸣，寒暑六载，从未间断。同时，在施先生指导下，我们自己先后涉猎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赤水玄珠》、《景岳全书》、《医贯》、「张氏医通》、《医林改错》、《中西汇通》等历代名著。

在这些书籍中，《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但其侧重于理论阐发，而备方药甚少(如《内经》仅备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难经》则一方未备)且篇幅错见杂出，文字晦滞难明，注家各执己见。我学习仅取其重点，提纲挈领，作为奠定中医基础之用。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至于他书，作为一般泛览，贝宜各取所长，择善从之。如《千金》，《外台》集验方宏富，足补仲景方之不逮；赵献可命门说议论精辟，独具一格；王清任辨气血及所制血瘀诸方，发前人之未发；唐宗海论脏腑，张锡纯治气陷等，均能启迪后学。
施先生反对把中医分为「温补派」、「寒凉派」等门派，治学务求实效，临床治病能淹众家之长，结合己见，创立新说，这一思想对我影响极深。我随师边临床实践，边学习理论，相互结合，初步为自己独立应诊打下了基础。
中医学内容丰富多采，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一方面要有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毅力，另一方面要有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的精神。是时每日除三餐之外，我们几乎全是随师门诊、出诊。诊务繁忙之际，甚至在出诊汽车途中进餐，故学习理论、整理医案只能在晚间。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以「自驹过隙」形容时间之宝贵。我的中医理论大部分是在晚间学习的，每晚必待夜深人静，方始就寝。实际上，昼日看病，夜晚读书，我觉得对理论结合实践犬有好处。
我不主张在读书时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认为重点应在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并付诸临床，学会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某些人尽管能把一部分经典著作或中医书籍背得滚瓜烂熟，甚或倒背如流，但临证反而无所适从，疗效不高，这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我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时，也曾看到有个别学生能背数百方剂，但临床实习一见病人，反而开不出方子来。这说明对方剂的主治与适应症根本没有理解，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施用。有些人即使能开出方来，也只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地套用，并不会灵活加减变通。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判断一个医生水平高低，是以治疗效果为标准的，理论再高，治不好病，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医理论，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且在实践中反复施用，寻谋得失，方能逐渐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
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必要的，这需一个循序渐进、登堂入室的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平时对知识的零积碎累。每次读书勿求于多而求于精，也就是有目的地学习，尤其不懂之处要勤问。我随师侍诊之暇，自备一本「零金碎玉」手册，凡看到施先生治病时，自己不理解之处，如，为何辨为某证?为何使用某方、某药?辄问于师，并将老师言传口授录之于册，日久天长，风毛麟角，积少成多，不但保存了老师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对我增长阅历，体会先生的学术思想，裨益颇大。施先生制方遣药，不拘一格，往往双药并书，或是互为补佐、增强原有药效，或是互为制其所偏、产生新的药效，组成新方，饶有特色。后来，我曾搜集了数百个双药并书范例，辑之成册为《施今墨药对》，介绍给学生们，很受欢迎，至今流传甚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随施先生前往天津，开始单独悬壶业诊，病家渐次增多。那时我治病，都是套用先生的经验方剂，尽管有效，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欲望。

施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提倡革新中医，中西医结合，并素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互相左证为其主张。因此，先生要求我读一些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书籍。我阅读之后，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病机制都了解梗概，于是想再学西医，以求究竟。一九三九年，遇到一／卜机会，我即东渡日本，入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四年后回国，虽以西医姿态开业，但多数情况下，我仍是采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来治病的。
辨证辨病扬长抑短
采用中西医理互相左证，认识和治疗疾病，使我眼界扩大，思路展开，方法亦较多。因此我深感中西医必须结合，方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在解放前那种社会制度之下，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群众的力量也只能是施派传人，独立钻研，毫无成就。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废止中医，当然就更谈不到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了。只有在解放后，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行才有了保证。
目前，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持有不同的见解。或以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学太神秘，乃「经验医学」，或以为中医完美无缺，愈古愈好，主张走「纯中医」之路。我认为这些想法和看法都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
中医学科学与否?实践乃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
中医理论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与自发的辩证法基础之上，中医药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考验，发展至今而不为时代所淘汰，正是说明其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医对某些西医目前尚无特效疗法的疾患，其疗效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过去几百年来闭关锁国，未能及时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发扬阐明，而存在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足，其理论较为抽像，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和确信。
西医理论建立在实验室基础之上，虽然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认识比较清楚，甚至对某些细胞的生理病理变化都研究得相当透彻，诊断方法也是现代化的。但是，由于有时忽视人的整体作用，注重疾病的病因和局部作用，单纯追求特效药，存有部分形而上学的观点，所咀治疗方法也有不足的一面。
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虽然他们的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学的，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目的都是治愈疾病。我认为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必然的。当然，迭需要一段长期的、互相争鸣和互相渗透的过程。
我白一九五六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以来，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始终主张中医学院学生应当以中医为主，但是除了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课程之外，西医基础也一定要学。目的是培养既能够掌握中医药理论，同时又具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材，不主张培养「纯中医」。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教学计划曾遭「批判」，事实胜于雄辩，中医学院1962、1963、1964等届的毕业生，现在既是中医的骨干力量，同时又可以较容易地与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样的人材是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
青、中年中医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是时代的要求。过去中医由于没有实验室指标参照，对疾病的疗效只能根据症状的改善或消除来判定，实际上不够完善。例如，肝炎病人只要肝区疼痛等症状消失就算治愈，肾炎病人只要浮胂等症状消失也算痊愈。现在，我们大多需要参照化验指标，若其转氨酶与尿蛋白等正常方可定为治愈。我曾治疗一青年女性，西医经心电图检查诊断为心肌病，并云较为严重，但没什么明显的自觉症状，真可谓无「证」可辨。于是我就根据西医的诊断，采用生脉散加昧治之，使其心电图的改变有了一定好转。
对于中医遗产，要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既不能过于迷信古人，也不要轻易否定古人。我在讲授《金匮要略》时，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教学的。特别是《金匮要略》这本书，历经年移代革，兵囊战乱，展转传抄，以至错简脱文甚多，有的条文有证无方，有的条文有方无证，有的条文不知所云，有的条文又过于简练，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对这些我们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如若脱离实践，穿凿附会，随文敷衍地「以经解经」，则很难以理服人，所以学习《金匮》要从临床出发，或以证测方，或以方测证，或根据其所述主证研究组方，分析用药，方能体会仲景认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然后再结合现代临床所见，扩大诸方的使用范围。例如，我在临床上常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性溃疡病、体虚外感、下肢溃疡、淋巴结核未溃破或已成瘘管者，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炎、胃炎、胸膜炎、急性肾盂肾炎，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石症、胆道感染、急性腹膜炎、高血压病等等。当然，我都是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之上使用这些古方的，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
对待中医古籍，要有发隐就明，敢于创新的精神，不要只会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古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用，古人没有怎么说我们就不敢怎么用。这样思想就会被束缚在本本中，事物也不会有发展了。譬如现代肿瘤的发病率很高，不少肿瘤患者早期被发现后，西医往往采用放疗或化疗，因而产生副作用：放疗后多见咽干口燥、烦热失眠、舌红脉数等阴虚见证；化疗后多见面色不华、神疲乏力、纳差恶心，伴血象下降等气虚见证，有时也可以见到气阴两虚者。对这样的病如何认识?《伤寒》、《金匮》等中医古籍并没有也不可能记载有放疗或化疗等词句。我运用仲景理论，引申其意，把这些都看作是「火邪伤阴」或是误治而形成的「坏证」，治疗或养阴为主，或补气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从而减轻其副作用。这亦属辨证辨病相结合。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都是祖国医学的重要治疗原则，倘若脱离这个原则，单纯地去追求「特效方」、「特效药」，很容易钻进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我继承了施今墨先生的学术思想，临床时把西医的诊断和病理融合到中医的辨证施治之中，采用西医诊断与病名，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曾治一老年病人；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合并肺感染，双肺听诊有干湿罗音，胸透发现肺部阴影。其症：咯痰粘稠量多，纳差，腹胀便溏，舌苔厚腻，脉弦滑。西医经用青、链霉素、羧苄青霉素等治疗无效。某一西学中的医生认为肺感染，投以大量清热解毒中药，数剂不应，邀诊于我。我本着中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理论，辨证为脾失健运，痰湿阻肺，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加贝母、1．瓜蒌皮益气健脾化痰，同时因辨病考虑肺部感染而重用鱼腥草三十克以清热解毒消炎，患者连续眼药十余剂，脾运得健，痰量大减，肺部阴影消失，感染基本控制。类似病例是很多的。、
发掘提高任重道远
一九七六年，我被调往首都医院中医科，主要从事临床科研工作。中医搞科研，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选择了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和妇科病作为研究专题，同时兼治内科杂病。
糖尿病证情复杂，反复性太，往往缠绵难愈，梭被某些医生看作是不治之症。我认为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对糖屎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代又有日新月异的西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它的规律，积极寻求治疗方法，实践证明，耐心的治疗，合理的调养是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精尿病并非不治之症。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范畴，从历代中医文献记载来看，多认为本病的基本病理为阴虚燥热，以上、中、下三消分治。我在临床观察到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乏力、神疲，气短、舌淡胖或淡黯等气虚表现，且三消症状往往同时存在，仅侧重有所不同。因此，我认为气阴两伤，脾肾虚损方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在治疗上，我选用增液汤合生脉散为主，再加苍朮配元参降血糖、黄芪配山药降尿糖(系施今墨先生的经验)为基本方。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尤以脾肾为重点，着重先后天两方面滋养培本论治，屡获显效。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研究，侧重于其微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的防治问题。我也发现许多糖尿病人合并有血管病变者(如冠心病、脉管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等)多具有刺痛、窜痛、舌质黯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青紫怒张等血瘀征象，部分患者经用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后，取得一定疗效。另外，有些长期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人，多数也可出现上述血瘀征象，我同样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实践证明，活血化瘀法可以使部分患者的胰岛素甩量逐渐减少以至停用。因此我认为活血化瘀法应当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一条途径来探讨，这方面在中医文献中尚未见到论述。
前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糖尿病专题会议上，我们担负了糖尿病中医辨证分型的工作。我们从中医辨证的角度，系统观察了一百多例糖尿病门诊病人，经统计90％以上具有气虚见证，70％以上具有血瘀征象，只是程度轻重不同。当然，如何采用实验室检查来进一步验证(如血液流变图、血细胞压积、微循环测定等)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之一。
中西医之间由于理论体系之不同，故其诊断方法与病名亦不相同，有时病名虽相同，其含义也不尽相同。西医用现代仪器确诊的许多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是发现不了的。但虽经西医确诊，采用中药治疗时若不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也难收良效。我曾使用张锡纯的升陷汤为主方，配合超声雾化疗法治愈一例肺泡蛋白沉着症的病人，即是采用西医确诊，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的。又如，我治疗过两例西医确诊为尿毒症的患者，其见症均为乏力、头晕、浮肿，纳差、泛恶、舌胖淡，脉虚弱。我辨证为脾肾两虚，浊阴上逆，以香砂六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味治之，两患者不但症状得以改善，而且尿素氮也明显下降或至正常。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西医确诊的疑难病或少见病，必须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遣方选药，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实验研究，以明确其治疗机制，然后再付诸临床，这样多次反复，就可研究出某些疑难病或少见病的特效疗法。现在这方面已发现一些苗头，如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
现在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同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对脾、肾本质的探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活血化瘀法的实验研究等等。我以为这是正确的，这样做不是削弱中医，也不是「中医西化」，相反是为了使中医发扬光大，在国际间享有更高的声誉。我个人的中西医水平都还不高，在这方面未能做出多少成绩与贡献。在我的有余之年，我仍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这是我毕生的信念。
(董振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