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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2003年春，在廣州等地爆發的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再度引起世界醫學界對急性烈性傳染病的關注，也激起中醫學界對《溫病》、《傷寒》的再探討，並積極投入到非典的臨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2003年10月5日《羊城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一個世紀前粵港疫情揭秘》一文，作者稱：本人翻閱了當時《申報》，揭示了1894年粵港兩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襲擊；該次疫情來勢兇猛，朝發夕死，死者達數萬人，疫情持續時間長過一年之久。病症：剛染上病時，身上生一惡核，大如青梅，小如綠豆，痛徹於心，頃刻間神志昏迷，不省人事。當時廣州府太守張潤生，於城隍廟設壇祭祀三日，「不理刑名」，市民亦舞獅迎神，企圖驅趕瘟疫，無效。香港政府則批準施行《香港治疫章程》，同時，還主動出擊，尋求國際合作，「英官電致現駐日本之英國水師提督，欲延聘西醫來港，借以診治」。 閱後該文，覺言有未及，1894年的疫情是甚麼病？當時的醫藥界，特別是中醫界如何應對？我也翻閱了手頭的資料，特撰本文，以供同好。 清末甲午年（1894）粵港兩地遭受的特大疫情肆虐，實為鼠疫。據當時廣州名中醫易巨蓀曾撰文曰：「甲午吾粵港鼠疫流行，始於老城，漸至西關，復至海邊而止。起於二月，終於六月，疫疾初來，先死鼠，後及人，有一家死數人者，有全家死絕者，死人十萬有奇，父不能顧子，兄不能顧弟，夫不能顧妻，哭泣之聲遍閭里」。曾檢閱民初名醫張錫純編著的《醫學表中參西錄》其中轉載時賢劉蔚楚的《遇安齋證治叢錄》中一段醫話，應該是指此次疫證流行，當時引發了中醫界與西醫的一段紛爭，茲錄原文如下：「前約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門闔戶，死人如麻，香港西醫謂中醫不識治疫，請港政府禁絕中醫，各中醫求東華院紳聯謁港督華民政務司，請選西紳院紳十人為監督，以病疫者發授中、西醫各半，表列成績，不尚空談，一考，中醫治效超過之，西醫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計，西醫得三十餘分，中醫竟超過六十分，中醫賴此以保存。」 查實鼠疫的流行除甲午年外，往後幾年，丙申（1896）、戊戌（1898）以至巳酉（1909）等均有流行，鼠疫是急性烈性傳染病，病勢兇險，中醫竟敢與西醫較量，一是由於西醫傳入國內不久，尚未普及，是時抗生素尚未問世，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二是連年的發病，當時的中醫已積累了一定經驗，有一定信心，發揮其所長，在情在理，而實際臨上，中醫是當時與疫症抗爭的中堅力量。 究竟中醫治療鼠疫之如此急性的傳染病，用甚麼方法，我翻閱了清末民初的一些粵港名中醫的醫案醫話，如黎庇留、陳次壇、譚星緣、易巨蓀、郭梅峰、譚次仲等他們都用升麻鱉甲湯加減並收到肯定的療效。《廣州近代老中醫醫案?醫話選篇》載了黎庇留及易巨蓀的醫案共八例，稱本病為「核疫」，據易說唐代《千金要方》早有嶺南惡核，朝發暮死之記載，病症與近患疫症無殊，其方有五香散，亦以升麻鱉甲為主。按升麻鱉甲湯出自漢代張仲景《金匱?百合狐惑陰陽毒》篇：「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湯黃、蜀椒主之。」黎庇留、陳星緣、易巨蓀乃同時代人，皆治仲景之學，常聚談交流。 黎庇留第一次用本方是治其葉姓朋友的婢女，用本方後數小時，便漸漸清醒，已能下，以後再服幾劑，便告痊瘉。因當時中醫界流傳著用：「升（麻）不過五（分）」的說法。黎氏恐人非議，事前先把升麻研末，製藥餅，每個重一兩三、四錢，處方中升麻僅用一錢許，但他囑病人在煎藥時要放兩枚藥餅同煎，即升麻每劑之用量為二、三兩之多，日服兩劑，危者三劑。 郭梅峰先生是私墊陳伯壇的，但陳伯壇用藥劑量大，時稱陳大劑，而郭梅峰卻以用藥量輕稱著。不過治本病用升麻也是五錢至二兩。譚次仲是譚星緣之侄，崇仲景學外，應屬中西匯通派、革新派。譚次仲十八歲時，在廣西讀書，適鼠疫流行，其家男僕趁墟歸來，即倒地呻吟，不及半小時，便譫語吐血，兩側腹股溝淋巴腫大，譚父處本方用升麻一兩，每日二劑，次日諸證漸失。後來，譚次仲之母，染此疫。因心理因素。不敢投以此方，其母竟亡。 上述說明本方治療鼠疫並不是一個人的偶然經驗，而是經過多位醫學家臨驗證，經得起得重複考驗的。當時黎庇留、譚星緣、譚次仲等都作過療效觀察統計，並發表有關此病的醫學論文和案例報道，易巨蓀、黎庇留、譚星緣等均為清末省港澳名醫，有否參與香港中西界紛爭其事？則有待考證矣。 由於治療鼠疫取得療效，黎庇留於甲年（1894）創辦了「廣州太平局十全堂」。丙申（1896）年又創辦了「衷聖醫院」，在這兩個中醫機構為患鼠疫的市民贈醫施藥，救活無數。 從清末省港鼠疫流行的側面可見，祖國醫學幾千年來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確實積累不少寶貴經驗，應該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中醫藥學在歷史上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黃仕沛 於羊城 調琴書屋 原載廣州市中醫藥學會《創會五十周年論文匯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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