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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子》其书
战国初年，继儒家之后崛起的是墨家。它由墨翟创立，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教育集团和学派，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在私学勃兴的时代，儒墨并立而为两大“显学”。《墨子》和其他“子”书相似，不是个人的专著，也不是一时之作。它是一部集墨家思想的丛书。其内容可分为四部分：《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五篇，是墨翟活动的集中记叙；《备城门》等十一篇，是墨家关于防御战术及守城器械的论述；《天志》、《明鬼》等三十一篇是墨翟思想的记录。以上三部分集中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阐述了墨家的认识论、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一般认为属于后期墨家的著述。 《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七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却云十五卷又目一卷，《唐书·经籍志》则言十五卷。今本《墨子》十五卷，五十三篇。孙诒让(清)撰《墨子閒诂》和毕沅(清)校注《墨子》，是影响较大的版本。《墨子》一书反映了墨家的教育实践活动，记载了墨家的教育论述，是研究墨家教育的主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论著。 墨翟是位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曾受学于史角之后与儒家。《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可知墨翟的师承以及墨家与儒家的区别。墨翟博识且多才，掌握高超的制作技术，他的技术与当时著名工匠公输班(俗称鲁班)齐名。墨翟以教育作为推行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一生兢兢业业进行“上说下教”。他的学生和信徒被称为“墨者”，墨翟把他们组织成一个有严密纪律的政教团体。团体的领导者，被称为“巨子”，墨者都须遵从“巨子”的指挥。《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墨子·公输篇》又说他有弟子300人。其中著名的有禽滑厘、耕柱子、隋巢子、相里勤、邓陵子、许犯、田系、腹 等人。其地理分布，南暨楚越，北及燕赵，东盛齐鲁，西被秦国，四方皆有墨者，《韩非子》称墨家为显学，《吕氏春秋》说“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都不是虚语，它标致着墨家教育的成功。《墨子》一书，正是这成功经验的记录。 二、《墨子》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的论述 《墨子》体现了墨家学派极端重视教育作用的思想。视教育为实现政治主张的重要手段，倡导“有道相教”。认为“教人耕”则其功多，“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行说人者，其功善益多”。但“今天下莫为义”，“耕者寡”，于是还提出了强行说教的要求，以勇于献身的精神积极任教。 《墨子》认为强力说教必须与强力为学紧密结合，主张人人必须受教育。不仅君子必从学，而且也极重视庶人的学习。可谓“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 ，就是视人人为教育对象，人人需要受教育，充分体现了墨家以教育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同时强调教学相需，认为“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敦，功适息。” 深刻阐明了教与学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尤为可贵的是以非命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人学习功效的大小，全在于自身的唯物主义命题，堪为教育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强调教育和环境对人的个性形成的作用，肯定了个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墨翟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共色亦变。五入必（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是以染丝作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环境与个人，乃至国家、社会的关系，指出入之善恶是由于后天的习染所形成，否定了贵族和庶人天赋不平等的陈腐观念及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偏见。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许多教育大家所继承。当然，《墨子》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论述，尚处于认识的浮浅和低级的层面上。 《墨子》从墨家的政治理想出发，认为教育应以培养能够为义的“兼士”和“兼君”为目的。所谓“为义”主要是指具有墨家变革现实社会的美好愿望，及其高尚的理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同时又必须具有相当的技术本领和实干苦干精神。总之，“能淡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这种“兼士”能够“兼相爱”，爱人若爱己，能够实心为国为民“兴利除害”。这些“兼士”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君子严有区别，是墨家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是他们尚贤举能的对象。 三、《墨子》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 （一）视“兼爱”和“义”为最高的道德理念。 《墨子》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 《墨子》贵义，它所讲的义，摆脱了儒家“义以礼出”的窠臼，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以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和劳动果实为义。它认为偷窃、掠夺和侵略战争都是不义的行为，因为都是“不与劳而获其食，以非其所有而取之”。 这种以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反对不劳而获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其二以帮助他人为义。《墨子·尚贤下》指出：“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入，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是说从人力、财力、道德上帮助和教育他人，都是行义。这种道德观来源于古代劳动群众困难相助的“义气”思想。《墨子》“贵义”，将“义”视为最高的道德规范，认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借以教育人们“鼓而进于义”， “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 （二）以节俭为美德。 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的《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注重纪律与劳动教育。 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集团，极其注重纪律教育。墨者时“巨子”须绝对服从，巨子又须绝对服从于团体规定的纪律，这种纪律被称为“墨者之法”。 出仕的弟子，如果背禄向义，则受表扬；如果违背墨门道义，轻则须自行辞职（如高石子），重则使之被斥退(如胜绰)，这比儒家“开除学籍”为重。弟子有了俸禄，须交一部分供墨家团休使用。墨者以执行墨家之义为当然的义务、虽死无悔。巨子也是这样，腹 身为巨子，独子犯法杀人，虽有君王的特赦，他仍用“墨者之法”处以死刑，成为守纪执法的典范。墨家严肃的纪律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例如“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符合“天下之大义”，执行纪律，意味着“去私”、“向义”，故有“不可不行”的道德力量。巨子以身示范，又使纪律教育富有人格感化的作用。《淮南子·泰族训》认为墨者其所以“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是由于“化(感化)之所致也。”平时进行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也是墨家纪律教育的重要经验。例如禽滑厘初入墨门“受训”的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向欲”。 这种严格的训练，锻炼了学生的意志，为执行纪律创造了条件。《墨子》揭示：墨家培养了一大批“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为义的兼士”，他们救宋可有300之众岿然城上，他们坚守阳城，可有185人英勇死难。体现了严遵墨家纪律的高度自觉性以及不屈的献身精神。 培养“士”，须进行劳动教育，为墨家首创。《墨子·非乐上》指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禽兽只能利用自然条件而生存，而人类却靠生产劳动维持生命(“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所说的劳动，既有“耕稼树艺”的物质生产活动，又有“听狱治事”的精神活动。他认为不仅后者应施以教育，而且工农业生产技术也应传授。他将教人耕种，誉为“圣人作诲”， 而教人百工之技，则可“使各从事其所能” ，也是有功有德的行为。从而宣扬了劳动教育的意义。学习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又是墨家劳动教育的重要方面。墨子常以治洪水建有殊功的大禹为榜样，教诲学生懂得与自然作斗争，需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学生初入墨门，都要经受“服役”的劳动锻炼，借以养成他们“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的精神。《墨子》中记载了墨家传授劳动技术的内容，它不同于师傅带徒弟的艺徒制，劳动技艺大多上升为经验科技的形态，为古代科技教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四、《墨子》卓越的科技教育 《墨子》反映了墨家实施的科技教育，内容全面，有较高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墨经》有8条，是墨家传授的光学知识。介绍了光、物、影三者的复杂关系，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中物与像的关系。这两部分囊括了几何光学的基本内容，而且还是由“影论”到“像论”的框架，系统而概括，堪称少而精的典范。 《墨子》还记写了墨家传授力学知识的内容。首先，阐明了力的定义。所谓“力，形之所以奋也。” 指出力是物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其次，讲述了杠杆与衡器的利用问题，从力与力矩的关系上，揭示了杠杆平衡的道理。再次，介绍了许多重要的力学现象，其中涉及到浮力、惯性等问题。 《墨子》中的“形学”，包括丰富的几何学内容。反映了墨家曾经讲授过几何图形的基本概念，例如点、线、面、方、圆、厚的科学定义，传授这些定义，标致着理论数学传授活动的萌芽。 《墨子》传授的自然观，内容也很精彩，包括时间、空间，物质运动、物质变化等项。所说的时间，具有长、短、久、暂的变化，是可计算的；所说的空间，多属于几何学领域的问题；所说的运动，偏重机械运动，不是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这种纯哲学的运动；所说的物质变化，既有一物到他物的转移，也有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关于物质变化的“损益观”，体现了朴素的物质不灭的科学认识，而物体运动的内容又包含牛顿力学第一、第三定律的胚胎。墨家传授的自然观，是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统一，包含丰富的科学知识。 《墨子》中有一部分专讲战争攻守的机械制造，反映了墨家传授“兵技巧”的情况。其中包括防御守备的城池建设、守备设施的安排、物质装备等方面；还列有武器制造的精密尺寸、武器使用的方法、破除云梯与防备地道的要领、土埋水淹积石发矢的技术，等等。俨然是一部精良的军事科技教材，为墨家反战非攻创造了条件。“墨家所以被当时各国诸侯重视，与他们这一套专门技术是很有关系的。” 《墨子》反映墨家曾实施过心理学的教育，传授过有关梦的定义、感情与感觉的区别、心与物的关系、思维的作用等知识，做到了系统朴实，没有神秘色彩和荒诞不经的语言。 墨家的科技教育内容丰富、先进。有的学者称《墨子》为“百科全书”，关于光学的论述“可称二千多年前世界上伟大的光学著作。” 科技史界则认为它与《考工记》的问世，“是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 尤为可贵的是，墨家创立了科学实验的重要方法。《墨子》记载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像的实验”， 保存了墨家所进行的各种面镜成像的实验记录。墨家正是通过科学实验总结了大量的生产实践经验，并因之形成了科技教育与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紧密结合的特点。通过科学实验来揭示科学原理，这一方法，在欧洲大约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中国，却创始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墨家。《墨子》还记载了墨家运用观察、描绘等形象直观的方法传授科学知识，并注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的艺能。 墨家的科技教育具有以德驭艺的特点，素以是否“兼利天下” 作为科学技术的评价标准。《墨子·鲁问》明确指出“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强调应以科学技术作为造福黎民的工具。《墨子·公输》体现了科学技术应为反侵略战争服务的观点。墨家注重引导科技人才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经验，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墨子》结合中国科技发展的史实，批判了“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倡导科技人才树立创造精神，主张“以作为述”。 墨家施教，还注重引导学生“明故”，遇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激励他们广搜博采，积极探索，从而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墨家在科技教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他们多数成员出身低微，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有关，也是墨家“兼利天下”政治理想在教育上的反映。 五、《墨子》倡导的思维训练 思维科学认为人的思维活动有三种基本形式：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墨子》对三种思维训练都有所论述，尤以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训练见称。墨家创立了逻辑学的体系，称为“墨辩”，这是他们训练学生思维的重要内容。《墨子·小取》阐述了墨家辩学的总纲：“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益，诀嫌疑。”揭示了“辩学”的目的、作用。“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指出“辩学”的基本原则：应遵从客观万物的规律进行分析比较，体现了“墨辩”的唯物主义精神。“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概括了“墨辩”的基本内容与方法，表述了墨家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定，以及演绎与推理的含义。“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已不求诸人”，指出了论辩争鸣的道德准则。形式逻辑的训练不仅提高了墨门弟子在政治、学术斗争中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还为他们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墨子》汲取了当时的哲学成就，辩证逻辑也很发达。墨家教育学生认识物质变化的复杂性，告诉他们相同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原因又可以引起相同的结果。还指出物体属性的变化（即质变）与其量变存在辩证关系，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能使无法比较的物质产生可比性。《经说下》所说“异类不仳(比)，说在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例如曲和直，一般来说不能比长短，但是，当曲线极小的一段，近乎直时，就有了比较的条件。《墨子》中有不少精彩的辩证观，致使人才培养更富创造性。 《经说上》告诫人们，获取知识应注意“身观焉，亲也。”即用五官亲历来获得知识，这种求知的方式就涉及到直感性的形象思维。《经下》曾提出“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的命题，梁启超在《墨经校释》中对此提出过重要的见解，认为墨家此处所说的知识，不是知识的简单再现，而是自我领悟的创发性的知识，产生这种创发的基础是“久”。灵感(也称顿悟)思维有一规律：“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墨子》上述记述已暗合此律。总之，墨家育人，提倡亲知、闻知、说知，并鼓励自悟，兼及多种形式的思维训练，堪与“欧洲逻辑之父”亚里斯多德媲美，也远胜古印度的因明学派。 六、《墨子》关于教育教学原则的论述 （一）义利合一与志功合一的原则。 《墨子·耕柱》篇称“义可以利人”，义中有利，又以利人、利民、利国来判定义，故义和利是合一的。墨家要求弟子遵德行义，必须从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比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更富人民性。“志功合一”是说道德修养必须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这就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即“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墨家注重实践，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主张强力而行。反对怠惰，倡导“惜阴”，将人生之短促，“譬之犹驷驰而过隙”，鼓励学生积极有为，建功立业。墨家所说的“行”，不限于道德践履，它包括科学实验、生产劳动以及激烈的政治斗争等多方面的内容，比儒家“身体力行”的“行”，要广阔得多。墨家重行，但不以行废志。相反，主张积极强化意志，告诫学生“志不强者智不达”，鼓励他们为理想而献身，致使墨门弟子多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者。义利合一与志功合一，属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反映了小生产者的阶级利益，与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相对立，在理论上更为科学。 （二）因材施教与主动施教的原则。 墨家主张因材施教，他们以工匠制器须顺物性为喻，认为教师育人也应各因其性。顺性施教的目的是为了“各尽其材”，所以，墨家注重发展学生的特长，使“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 墨子主张积极主动地施教，先秦儒墨两家都反对老师越俎代庖，他们都曾以叩钟为喻倡导启发教学。儒家主张“叩则鸣。不叩则不鸣”，墨家则不同，认为教师负有传义布道的重任，可以“不扣必鸣”，发挥强行“上说下教”的精神。《庄子·天下》篇盛赞墨家道：“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无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形成了墨家顽强的教风，体现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思想。 （三）学必量力与务本积渐的原则。 《墨子·公孟》告诫为学者：“夫知者，必量亓(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反对贪多务得，并指出智者成功的秘诀，往往是“无务为多” 。因此，学生学必量力，教师施教又应深浅适度、繁简得当。墨翟以身示范，并因兹而受到学生好评，说：“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增益其益，尊（ ）其尊。” 墨家反对施教多而杂，有一重要原因，在于提倡务本约末。他们鼓励学生在务本时发扬积腋成裘的精神，诚如《墨子·亲士》所言。“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期望学生锱铢积累以成“天下器”。 《墨子》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在先秦私学之林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创立了以“墨辩”为体系的思维训练经验，形成了注重实践、强力施教的教风，倡导了功利主义的道德评价标准。尤其是科技教育，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相结合，内容全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居于先秦各家之上，有的还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西方，是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瑰宝。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些观点和原则不免片面偏激，甚至陷入了改良主义的空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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