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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养生之道
重实操 轻虚理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
——韩愈
班固《汉书·艺文志》谈到先秦诸子时，有所谓“九流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这十家，前六种是旧有，后四种是新增。纵横家见《淮南子·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杂家，是百科全书派。战国晚期，派别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这四种都不是思想流派。
前六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六家指要》有谈到，但顺序不一样。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与代名词，排在后面。墨家则销声匿迹(《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墨家的本初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公认是墨翟。但他到底是否姓“墨”，迄今还是存在有一些疑问的。“墨”在古代是一种刑罚的名字，《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额也”，言墨乃刻其面额，涅之以墨，是一种黥罪。墨者，即黥面之刑徒也。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有(墨翟非姓墨墨为刑徒之称考)章，言：“墨家称墨，乃本道术，不由姓氏”，“呼之日墨者，犹其呼孔门以儒。盖儒之与墨，皆当时人物流品之一目，人生行业之一端耳。……墨者则直承其为墨，日人呼吾墨，吾则以为大圣夏禹之道也。……非夏禹之道，不足为墨；人以墨致讥，而彼转以墨自夸焉。”明白指出墨者乃一群力行大禹之道、以自苦为极的、有所为而为的苦修者。
站在儒家的对面
墨翟年青时即很有名，以思想家兼城防、军械发明制造者闻于列国(何炳棣语)，追随者甚众，然皆“清庙之守”之徒(班固语，指居住茅屋、出身清苦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下层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点与儒家一向维护旧贵族利益不同，因此他们不少主张皆与儒家对着来。例如儒家以“法周”相号召，墨子则自以其学说为“法夏”以抵制之(盖当时传说中之大禹，本有节俭勤苦之名，故墨子乐以此相号召)。儒家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家则强调人力的作用，认为社会的治乱安危，人民的饱暖饥寒，全在于人力：“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饱，不强必饥”；并强烈斥责儒家的天命观，说“命者，暴王所作”，是害民乱国的东西；王公大人相信有命，就必然“怠乎听狱治政”、“治官府”；农夫相信有命，就必然“怠乎耕稼树艺”；妇人相信有命，就必然“怠乎纺绩织红”；大家都相信有命，则天下“必乱”，而“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墨子》里并有(非儒篇)，专门揭儒家的短。
但与儒家是单纯的思想及学术流派不同的，墨家除是思想学术团体外，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墨者之法”维系其团体力量)，其领袖号称“巨子”，对墨徒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所有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指挥。《淮南子泰族训》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英雄不论出处
墨翟生平事迹，钱穆先生考订最详，说他如孔子一般，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讲自己的“兼爱”、“非攻”政治主张。相传他曾“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制止楚国对宋国的进攻；尝“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惠王赐地给他，他却绝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但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则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主张。
墨翟卒于何年不详。据钱穆、何炳棣二先生考证，墨翟晚年大都居于鲁阳，为楚国封君阳城君的座上客，主要任务是率领干练弟子为阳城君“守国”。之后继任巨子为孟胜、田襄子，腹(黄享)(左“黄”右“享”)。但孟胜之时，墨家已出现分化，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互称“别墨”。且渐趋萎顿，到秦始皇诗书百家之禁时，墨家已销声敛迹，湮没无闻者久，只剩下一些传说了。其兴盛不过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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