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金之战

蒙金之战是13世纪我国北方金朝女真族与蒙古贵族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1211年蒙古成吉 思汗侵金开始，到公元1234年窝阔台灭金结束，前后用了23年时间。蒙金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211年至1217年为成吉思汗侵金阶段，公元 1217年至1223年为木华黎侵金阶段，公元1229年至1234年为窝阔台侵金阶段，以金朝灭亡而告结束。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受中原王朝唐以及北方强盛的辽金政权管辖。到13世纪初期，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 夜。蒙古部孛儿只斤家族的铁木真用了10余年的时间，先后征服了蔑儿乞、鞑靼、克烈、乃蛮等部，统一了整个漠北地区。公元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 在斡难河建立了蒙古汗国，成为北方草原地区新兴的强大势力。蒙古汗国也和北方其他民族一样，受女真贵族建立的金朝统治，金朝统治者对蒙古部族经常勒索各种 贡物，激起了蒙古民众的不满和反抗。随着蒙古汗国奴隶制的确立，奴隶主贵族掠夺财富的欲望不断膨胀，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开始发动了南侵金朝的战争，腐朽的 金朝对蒙古贵族的进攻难以抵挡，金朝的统治迅速衰落。
   
    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聚众誓师，自克鲁伦河南下，发动了大规模南侵金朝的战争，蒙古军以者别为先锋，领兵突袭金军要隘，金军守将独吉思忠仓皇撤 兵，成吉思汗大军进军顺利，占领抚州（今内蒙古集宁市东）。金朝任命完颜承裕主持军事，进行抵抗，但金军士气低落，行动迟缓。成吉思汗把蒙古军队分作两 翼，以少击众，大败金兵，追至宣平县（今河北怀来县）。承裕怯敌不敢出战，乘夜南逃。蒙古军队追袭，双方展开决战，经过3天鏖战，金军损失惨重，成吉思汗 派3000骁勇的蒙古骑兵直插金军阵中，成吉思汗亲自率大军发起总攻，消灭了这支金军主力，承裕败逃宣德州。十月，蒙古军兵过紫荆关、居庸关，前锋者别军 直逼中都（今北京市）。十二月，蒙古军攻打中京，金朝守将完颜天骥在城内设下埋伏，诱蒙古骑兵进城，杀死无数蒙古兵，蒙军被迫撤退。金军又夜袭蒙古营寨， 蒙古军队只好在1212年春撤兵。
   
    公元1212年秋，成吉思汗再次大举南侵，攻击目标是金朝西京府（今山西大同市），蒙古军队与金朝援兵元帅左都监奥屯襄部激战，金军全军覆没，奥屯襄仅以 身免。蒙军围攻西京，成吉思汗一时无法攻下。后来，成吉思汗在作战中身中流矢，蒙古军撤回阴山。1213年秋，成吉思汗又从阴山南下侵掠，蒙古军队一直打 到怀来，与金尚书左丞完颜纲10万军队展开激战，金军大败。怀来之战，金兵精锐全部溃散，损失极其严重。成吉思汗乘胜亲率大军进攻金中都以南地区，相继攻 下河北、河东广大地区，直抵黄河北岸，经东攻占山东诸地，直到海滨，对中都形成包围之势。蒙古成吉思汗侵金并不是以消灭金朝为目的，主要是掠夺财物和奴 隶，因此接受金朝议和要求，接纳金入献童男童女各500人，绣衣3000件，御马3000匹以及大批金银珠宝，然后携带从各地掠夺来的人口和财富得胜而 归。
   
    公元1214年5月，金宣宗迫于蒙古军队的侵扰，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南下。
   
    次年，蒙古军队进占中都。与此同时，蒙古木华黎部攻打辽西和辽东地区，攻占金东京（今辽宁辽阳市）和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金朝实力进一步削弱。
   
    公元1217年8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把侵掠金朝的战争完全交给木华黎指挥，自己率蒙古军主力西征。木华黎率兵攻打金中都以南的汉人地区， 主要目标指向陕西、河东。1218年9月，木华黎率兵数万人围攻河东重镇太原，杀金军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攻克太原。木华黎率兵继续南下，连克汾州（今 山西汾阳县）、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向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进军。
   
    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包围平阳。金兵只有6000人守城，援兵不到，被蒙军战败，平阳失陷。太原、平阳等河东重镇相继失陷，使金朝统治集团所在地河南失去了藩篱，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公元1221年，木华黎侵金兵锋指向陕西。这年11月，蒙古军队进攻延安，金延安知府完颜合达出兵拒战，误中蒙古军队埋伏，损失惨重，完颜合达退入城中，固守城池。
   
    1222年8月，木华黎转攻被金朝收复的太原府，太原再次失守。10月，蒙古军围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金朝河中府判官侯小叔率众坚守，蒙将石天应久攻不下，撤围离去。但石天应乘侯小叔出城和金朝枢密院都监完颜讹论议事之机，出兵攻占了河中府。

    然而第二年春，侯小叔趁河中城内空虚，合集10万金兵反攻，杀死石天应，蒙古军溃散，金朝收复河中府。
   
    时隔不久，蒙古军队的10万骑兵再次包围河中府，侯小叔战死，河中府终于被攻破。
   
    1223年春，木华黎亲自带兵10万攻打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准备先打下凤翔，再取京兆（今陕西西安市）。金朝左监军赤盏合喜坚守府城，完颜仲元出城力战，给蒙古军以沉重打击。木华黎攻势受挫，哀叹自己命数将尽，只好在2月撤兵。3月，木华黎在闻喜县病死。
   
    公元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1129年8月，蒙古在克鲁伦河举行库里尔台大会，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窝阔台继位后，大举侵金， 蒙金战争进入实质性阶段。1229年冬到1231年夏，蒙金经过庆阳之战、卫州之战、潼关凤翔之战，双方互有胜负。1231年5月，窝阔台召集众将商议灭 金战略，计划分兵三路合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消灭金朝。
   
    蒙古军队三路齐发，中路窝阔台率兵攻陷河中府，左路斡陈那颜进兵济南，右路拖雷出凤翔，攻破宝鸡，直指汴京。
   
    蒙古军队化整为零，分散进军，向汴京挺进。金朝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从邓州发兵援救汴京。金军沿路遭到散处各地的蒙古军队袭击，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军 食，极度疲劳，在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三峰山被蒙古军队包围。蒙古军乘金军疲惫，故意让开通往钧州的路，设下埋伏，大败金军。金将杨沃衍、樊泽、张惠战 死，移剌蒲阿被蒙军捉获。完颜合达率残部败归钧州城，被蒙古军队包围，城破被杀。钧州三峰山之战，金朝军队主力损失殆尽，主要将领大多战死，元气大伤，灭 亡指日可待。1232年正月，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朝军民进行了汴京保卫战，打退蒙古军队的进攻。然而，金哀宗统治集团迫于蒙古军队的威胁，不敢坚持抵 抗，逃往蔡州，汴京、中京（今河南洛阳市）相继陷落。
   
    公元1233年，蒙古与南宋达成联兵灭金的协定，塔察儿率领蒙古军，孟珙率领宋军，分道进攻蔡州。宋蒙军队协力围困蔡州，内防金兵突围，外阻金兵入援。蔡州被困三个月，弹尽粮绝，被宋蒙军队攻陷，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宋蒙联军灭金是不是忘记历史教训


平章军国事


一、金都南迁初期宋朝的反应

南宋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随着金都的南迁，蒙古势力也日益向南逼进。南宋人在对金竟然以北宋旧都为都城标表示极大愤怒的同时，一方 面担心金都南迁将给南宋造成诸多麻烦，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兴的蒙古会给南宋以更大的威胁。权工部侍郎徐应龙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而蹈吾之境。金亡，更 生新敌，尤为可虑。”，真德秀也明确指出，如果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不过，新兴蒙古政权固然可虑，但距离毕竟还 远，此时南宋政府面对的更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是：在金为蒙古攻迫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

自嘉定四年（1211）金都被蒙古军包围，宋、金使节不通，南宋岁币便未能输金。金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督索积年岁币。真德秀等人要求断绝同金的不平等 关系，将输金岁币用于加强国防，振奋民气。如果 “彼求我与，一切如初”，对于亡在旦夕的金朝仍然 “奉之唯谨”，这无异于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必将被新兴强敌所轻视。更有人认为“岁币之数，不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战功。自今以往，边防于此 取办，国威由此复振。”

以乔行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故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 鞑。”“谴使予币，可使为吾捍御”。程珌也认为：金虽内乱，灾害不断，外受蒙古攻迫，但国未大乱，上下严密，虚实难测，不可视为垂尽之敌。

南宋争论双方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即都承认蒙古对宋的潜在威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采何种策略于宋有利。要求断交绝币者的主要观点是：金人衰微，已不足以抵 御蒙古的进攻，其亡必然，如果再遣使予币，将为新兴强敌所轻视，所以，应当将岁币用于加强国防，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应付时局的变化。而主张遣使予币者的观 点是：助金以为抵御蒙古的屏障，于宋有利。

当时的蒙古，由于西征南侵东讨的节节胜利，军事力量空前高涨，尽管当时南宋朝野都非常明白如果金朝能够多支撑些时间，于宋自然是有利的，如真德秀也认为： 如果金能多存在一些日子，南宋可乘时修备，这是求之不得的，但以他为代表的这部分南宋大臣同时也认为金的国势已危如累卵，无能力支撑下去了，“彼方奔窜不 暇，何捍御之足言？”认为想靠金作屏蔽以图安全，无异于“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障盗贼也”。事实证明：真德秀等人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夸大了金朝内外危机的程 度，低估了金的力量。事实上，金南迁以后仍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因此，宋如助金抗蒙，金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于宋应是有利的，但金南迁以后的对宋政策，则使 宋金和解，联盟抗金的可能化为泡影，也使南宋政权内部主张扶金屏宋的观点遭受严重的挫折。

当时的南宋权相史弥远支持“扶金以为屏障的主张，认为“（乔）行简之虑甚深，欲予币”。但当时“朝绅三学主真（德秀）议甚多”，最后只得采纳了程珌、汪纲 削减岁币如隆兴之数的建议，于金迁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焴、侯忠信赴金贺长春节，向金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的愿 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干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



二、七年伐宋

到了嘉定十年（1217），由于成吉思汗“策金不能国”，授木华黎以经略汉地之权，继续攻金，而自己率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金人便“乘蒙古退师之后，肆冲突以示余勇”。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

金的这次大举南掠，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夺财物。史载金南迁以后，“地 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早在金都南迁的第二年（1215），金 贪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金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 言南伐的目的是“广疆土”。《金史.食货志》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其淮南之储”。

当金军南掠之初，南宋有人主张将积蓄了几年的岁币交给金朝，以杜绝战祸。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所谓“堂堂大朝，卑辞厚礼，谨奉垂亡之 国，自示削弱，谁不侮之”。金兴师大举攻宋后，史弥远曾连续写了三封信给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指示他与金军议和，但是由于崔与之等边臣积极备战抗 敌，致使“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侵”。

正是金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联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宋廷中企图藉金为屏障者对金所存的幻想，使南宋关于对金政策的争论停止下来。此后南宋为了自 身的存亡，遂抛弃了蒙古大举攻金以后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南下，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并与蒙 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后来成为忽必烈著名谋臣的赫经曾作诗云“不问朔漠攻蕲黄，败盟要利增仇敌” ，讥讽金宣宗伐宋的做法。尽管在金对南宋开战后，不断有金朝大臣如张行信、许谷、杨云翼等上书力劝停止攻宋，使金免致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自恃“ 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对停止南掠的建议均未采纳，使得这场战争直到金宣宗驾崩，金哀宗即位后的嘉定十七年（1224）才结束。

金朝发动的这场长达七年的对宋战争，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金“取偿于宋”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金入淮南之初，“宋人坚壁不 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抗蒙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勇将黄掴阿鲁答被宋俘获；时全大败淮上，“一军全没”。史称“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 存”，“国家精锐几尽丧”。而当金朝“枢府武骑尽于南”的同时，其在河朔地区却只通过“九公封建”，封赏了一批附金豪强，“冀赖其力复所失地”。由于九公 本身实力不足，且互不统属，内斗不已，因此根本无力抵挡木华黎率领的蒙古铁骑及附蒙武装的冲击。晋阳公郭文振多次请求金廷遣大员置行省于河朔，节制诸公 府，并请枢密院派兵增援。但已陷入攻宋战争中的金朝无法给“九公”以实际支持，只能以赐姓、赐号、赐诏、封爵来换取“九公”的效忠。因此，虽然在成吉思汗 统帅蒙古军主力西征以后，金朝的实力远远超过木华黎，却坐视河朔抗蒙豪强在蒙古的恩威兼施下或灭或降。在宋金停战之前，金朝在河朔的势力就已基本被肃清。

三、宋蒙的早期接触

与金两面为敌的做法相反，成吉思汗知道宋、金之间长期对立，矛盾很深，因而早在他大举攻金之初，就打算利用两者间的矛盾，联宋攻金。

嘉定六年（1213）秋，蒙古兵分三道深入金境，成吉思汗本人率中路军攻打金河北、山东诸州县。当年冬，中路军南进至济南时，成吉思汗即遣使臣主 卜罕至淮河一线宋境打通联系，企图以将北宋河南故地归还宋朝为条件，争取南宋联兵攻金。主卜罕一行人于嘉定七年（1214）农历正月初九到达濠州，却被奉 行谨边自守政策的南宋濠州守臣应纯之派人“捕送”至金朝之泗州。

虽然初次通使未获成功，但成吉思汗并没有放弃与宋联兵的计划。宋、金开战后的嘉定十一年（1218），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再遣使臣葛葛不罕前往南宋通好。 此时南宋为了利用蒙古牵制金朝以减轻金军对南宋的压力，也有了与蒙古接触的愿望。就在葛葛不罕使宋的次年（1219），宋臣杜叔高“献策北通鞑靼”，主张 与蒙古携手夹击金朝。尽管这时宋廷中仍有不少人引“宣和结约”的历史教训反对与蒙古结盟，但面对金大举南攻的现实，宋宁宗最终决定派遣使臣与蒙古联系。嘉 定十三年（1220）春，南宋淮东帅贾涉奉朝廷旨意，派遣赵珙、苟梦玉北上打通与蒙古的联系。

其中赵珙一行“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会见了被授以经略汉地之权的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太师国王木华黎。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带走了蒙古军主力，木华黎仅 分得二万余骑，加上各民族新附军，总数也不过十万骑，要彻底打垮金人，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与宋联兵攻金，既是成吉思汗的一贯政策，也是现实需要，因此，赵 珙等人在木华黎处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另一员宋使苟梦玉则经过长途跋涉，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夏四月到达西域铁门关，在那里见到成吉思汗。此后，苟氏又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再次使 蒙。苟氏的这两次出使，与蒙古方面讨论的中心议题都是联合攻金的问题。南宋政府有鉴于宣和联金灭辽以失中原的惨痛教训，并没有与蒙古达成夹攻之类的协议。

不仅如此，在苟梦玉第二次出使之后，宋蒙双方关系很快趋于冷淡，南宋不但不再向蒙古遣使，还拒绝蒙使至临安，并最终中断了联系。绍定五年（1232）年南宋邹伸之出使蒙古时解释交往中断的原因是“山东为李全所据，河南又被残金所隔”。这自然是一种托辞。

四、宋蒙关系的转冷和“丁亥之变”

赵 珙还在木华黎营寨时，蒙古大将扑鹿花曾赠还北宋旧物宋哲宗玉玺。赵珙将其带回南宋，并于嘉定十四年（1221）七月由淮东制置司送呈朝廷。扑鹿花原本的意 图是希望能唤起南宋对蒙古的好感和对金朝的仇恨，但是正当宋廷为获玉玺而大行奖赏时，淮东帅贾涉却上书史弥远，谓：“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 与北边（指蒙古），宜亟图之。” 充分体现了南宋朝野对蒙古势力的戒备心理。

蒙古之联宋攻金，并非真心示好于宋，而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这一点，南宋有识之士很早便意识到了。早在蒙古攻金之初，真德秀就预见到蒙古可能重施金人故伎， 邀宋结盟。嘉定四年（1211）和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两次向宋宁宗进言，提醒他记取“宣和结约”的历史教训，防范蒙古邀宋结盟的企图。嘉定九年 （1216），真德秀在给宁宗的奏疏中更明确指出“鞑靼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从之则要索亡厌，岂能 满其溪壑之欲；不从则彼得藉口以开衅端。黜虏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图所以应之也。”

尽管蒙古从开始就采取了主动接近南宋的态度，但宋人从蒙古攻金之战中看到了蒙古的力量，更鉴于历史教训，对蒙古的潜在威胁普遍有较清醒的认识，“自江淮以 来，闻之道路，则重以鞑人为忧”。因此南宋与蒙古交往的目的在于以蒙制金，而不是助蒙攻金。一旦以蒙制金的必要性消减，南宋就会中断这种互相利用的使聘交 往。

嘉定十七年（1224），金朝新君哀宗着手改善宋金关系，“敛戍息民，招携弃怨”，几次遣使与宋释愿讲和，公开宣布“更不南伐”，并“屡赦边将不妄侵掠， 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如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宋金关系的缓和，使南宋以蒙制金的实际价值大跌。而与此同时，蒙古却在毫不迟疑地招诱南宋叛亡，打击南宋控制 下的中原忠义武装。就在宋蒙使聘频繁的嘉定十四、十五年（1221、1222），蒙古招纳了宋涟水忠义军统辖石珪和京东安抚使张林，木华黎又遣蒙古不花越 过牛头关，“循宋凤州而还”，其后更擒斩了彭义斌，迫降李全。宋蒙关系的恶化，也使得以金屏宋的意义倍增。这样，南宋最终中断了与蒙古的使聘交往。

对于南宋态度的转变，蒙古人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宝庆三年（1227），蒙古在用兵西夏、经略关中的同时，“遣两金牌至蜀，大书伪号于牌上，自谓为天所锡， 附以幅纸几百有余言，……只欲吾投拜，否则撕杀耳”，“总其大略，蔽以一言，盖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国中尽行投拜也”，试图以武力胁迫南宋臣服蒙古。这年二 月八日，蒙古遣兵打着灭金、夏的旗号，攻打南宋利州路关外五州及其所属关寨城堡。宋军在确认这支突如其来的军队确系蒙古军后，受制于不得擅启边衅的命令， 不敢与战，坐视蒙古军攻下阶州，包围西和州，之后蒙古军在进攻阶州将利县时前锋稍稍退却，驻守仙人关的南宋沔州都统程信误以为前方获胜，又急于解西和之 围，遂轻率出击，被蒙古军大败于兰皋，南宋西边良将麻仲、马翼、王平皆战死。蜀帅郑损在得到败报后大骇，不顾利州戎帅赵彦呐的反对，轻率的作出了放弃关外 五州，退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五州之中，当时只有阶州被蒙古军攻破，西和州、成州、天水军都在坚守，凤州本未遭敌，只因郑损的错误命 令，成州、天水军弃守，境内惨遭蹂躏，凤州因坚壁清野，遂委焚荡，其祸惨酷。唯独西和州在利州副都统何进的坚守下，一直坚持到三月底蒙古军“以天气炎热， 铁木真死而退”。这便是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

“丁亥之变”后，南宋荆湖南路转运使赵汝挡“欲存金以藩鞑”，与在之前的宋金战争中俘虏的金朝勇将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淮东宋将赵范、赵葵更与金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于防蒙的目的而约为夹攻。反对和蒙成为南宋的社会公论。


五、假道灭金

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病逝，生前留下了假道宋境灭金的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邃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事实上，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未归时，蒙古就有绕道宋境以攻金的设想。当时金朝宣徽使奥敦阿虎出使蒙古，“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但由于木华黎兵力有限，此时无力发起对金的全面进攻，所以这个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成吉思汗死后，由于“丁亥之变”导致宋蒙关系严重恶化，更由于南宋本就存在以金屏宋的设想，其遗言中“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的乐观估计成为梦幻。因此，窝 阔台在绍定二年（1229）八月即位后对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依然选择正面强攻潼关-黄河防线。但是，蒙古的进攻非常不顺利：绍定三年（1230）正月， 金军大败蒙古军于大昌原，解庆阳围；八月，史天泽率军攻黄河北岸重镇旧卫州城，以为度过黄河的突破口，被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击退；接着，窝阔台亲统大军强 攻潼关，“数月不克”；次年正月，骁将速不台欲从潼关西南山区攻入河南，又被完颜陈和尚堵回。

数次破关入豫的失败，使得蒙古陷入“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境地。这样，假道南宋的方案又被重新提出。绍定三年（1230），蒙古遣李邦瑞使宋，但南宋拒 绝其入境。次年（1231）二月，李邦瑞再次奉旨使宋，宋廷出于避免蒙古借机寻衅的考虑，接纳李邦瑞，恢复了宋蒙间的使聘往来，但对于李邦瑞提出的蒙古军 “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的要求，则以不通融的态度加以拒绝。

但是此时，南宋对于蒙古假道的要求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六、辛卯之变

李邦瑞第二次使宋的当年三月，蒙古军在攻克金朝陕西重镇凤翔后便大举进攻南宋四川地区，试图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由于新任蜀帅桂如渊错误的认为蒙古军会按 照“丁亥之变”的行军路线，西走吐蕃境内攻宋，遂将重兵布置于西面的七方关，而“为东边之要”的马岭仅布置了忠义一千四百人屯守，使得从东道攻宋的数万蒙 古军得以长驱直入。四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攻克凤州，五月六日进至三关之一的武休关。蒙古军以轻师佯攻武休关，主力则在武休关的东面分为两路，一路经华阳关前 往洋州，一路从阳明、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趋兴元府。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闻蒙古出现在自己的后方，仓皇溃退，导致本就无兵可用的兴元府成为孤 城。利州戎帅、知兴元府郭正孙被迫带数十万民众向米仓山方向撤退。五月八日郭正孙一行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他于次日力战殉国，随行民众亦惨遭屠戮，兴元府 失陷。洋州方向，由于洋州位居平地，无兵可守，桂如渊在凤州失陷后急调金州都统司军队前往驻守。由于当时大批难民从兴元、洋州方向涌向金州，使得宋军未能 及时抵达。知洋州高稼被迫退往黄金渡，洋州亦告失陷。高稼在到达黄金渡后，积极收拢溃军，招募忠义民兵，于六月收复兴元等处失地。

就在蒙古大举攻宋的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召集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方略。会上，拖雷转述了当年二月蒙古军攻克凤翔时降人李昌国所献之计：“金主迁汴，所 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被窝阔台采纳。会上，蒙古正式确定了假道宋境灭金的具体 布置：窝阔台自将中军，由白坡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斡陈那颜率左路军由济南西下；而拖雷所将之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河，假道南宋四川境内沿汉水而 下，进入河南。三路大军约定于次年（1232）春会师汴梁，消灭金朝。

由于之前李邦瑞的出使已经表明宋朝不会同意蒙古军假道，因此，实行武力假道，便成为上述计划能够实现的唯一选择。所以在最高统治集团决定了假道攻金的战略 布置以后，蒙古便发起了对南宋的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七月间蒙古军攻克同庆府（成州）、天水军，知同庆府李冲战死；八月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以惨重的伤亡 攻克西和州、仙人关，知西和州陈寅、西和通判贾子坤、摧锋军统领杨锐殉国；十月又攻克七方关。加上之前武休关、阶州、凤州已经被攻破，至此，自吴玠仙人关 大捷以来南宋在蜀口经营百年的三关五州防线土崩瓦解。

十月十七日，蒙古使臣速不罕拥军至青野原，正式向宋提出假道要求。南宋守将张宣让部将冯择伪降，诱杀速不罕。蜀口各处军民在得到消息后亦“烧绝栈道”，以 示不允许蒙古军过境的决心。拖雷在得到速不罕的死讯后，如同历史上的其它侵略者一样，忘了正是自己败盟攻宋在先，怒曰“彼昔潜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 乎。”以此为借口，分兵大举入宋，实行武力假道，并肆行抄掠。

十月二十日蒙古军攻陷沔州，沔州都统、权知州杨起、沔州通判王友仲战死。之后，蒙古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沔州南下，十月二十四日攻大安军，驻守大安的宋军寡 不敌众，全军覆没，“丁亥之变”时坚守西和州的利州副都统何进及麾下统制官全部殉国。蒙古军撤屋为筏，沿嘉陵江“长驱深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 腹地方才北返，与东路军会合后东进金州。东路军则从沔州出发后，向坐镇利州的南宋蜀帅桂如渊以“师压君境，誓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的强硬口吻再次提 出假道南郑，由洋州、金州达河南唐州、邓州，会师灭金的要求。桂如渊一面火速向朝廷请援，一面却不组织有效抵抗，而是和利州漕臣安癸仲等人轻车逃往川东合 州，导致川北残存宋军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直致宋廷于十月二十六日任命的新任蜀帅，原知遂宁府李真到任。

宋廷得到桂如渊的败报后，急令京湖帅陈赅派兵前往增援，但陈赅认为蜀口防线固若金汤，侵入四川的只是从小道渗入的少数蒙古游骑，所以只派宋春带三千军队前 往金州协防。十一月二五日，蒙古军在摆脱川北宋军残部的纠缠以后，经饶凤关直扑金州，击败当地驻军，接着接着沿汉水东下，进入京湖边面。陈赅闻讯后急调孟 珙前往拦截蒙古军，但为时已晚。十二月二十五日，拖雷全军在光化军地界渡过汉水，进入金朝境内。此后蒙古军在钧州三峰山大败金军主力，金军精锐尽丧，主要 将领大部分战死。遭此打击，金朝从此“不能国矣”。

由于1231年按干支纪年为辛卯年，故而蒙古武力假道事件，又称“辛卯之变”。由于一贯恃和苟安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对蒙古的政策是企图相安无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蜀帅桂如渊作为其亲信，在蒙古军的大举进犯之初，处处忍让，唯恐得罪蒙古，甚至“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待蒙古军意图明了后，又丢下川北军 民先行逃跑。尽管川陕宋军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偏将小校阵亡战没者不复以数计”，仍不免一败涂地。蒙古军队长驱深入四川境内，残破城寨一百四 十余处，仅明确记载发生大规模屠城就有天水、同庆、西和、兴元、洋州五处。“三关之外，生聚一空” ，“千里之地，莽为丘墟”，“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

“辛卯之变”给南宋带的灾难还远不止此。南宋在四川的防务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三关即为阶州七方关，凤州仙人关，兴元武休 关；五州即为阶州，凤州，成州（同庆府），西和州和天水军。蒙古军此次南下，将“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四川自此门户大开。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蒙 古军对嘉陵江沿岸的破坏。蜀口宋军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嘉陵江水运，因此剑门关外沿江的兴州（沔州），大安军，利州是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 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这三个州。由于这三个州在“辛卯之变”中均遭蒙古军占领和破坏，使得此后嘉陵江水运无以为继，只能重开陆路。蜀道艰 险，陆运民夫往往十死三四，运输效率远较水运为低。

尽管新任蜀帅李真上任后收集各地溃军，招募忠义，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和副帅赵彦呐（端平元年升任蜀帅）一道尽其所能恢复蜀口防线。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阔 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举攻蜀前，蜀口元气仍远未恢复。四川在宋蒙全面开战后的短时间内陷落，不能不说是“辛卯之变”种下的孽根。从更长远的 眼光看，赵宋南渡以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 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最后战败灭亡的命运，亦肇始于“辛卯之变”。

七、窝阔台北返

绍定五年（1232）正月，窝阔台的中路军由白坡渡过黄河，抵达郑州，在与取得三峰山大捷的右路军会合后，接连攻下金朝许多州县，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但就在金朝苦心经营十八年的关河防线已被突破，金哀宗已成囊中之物的时候，窝阔台却弃而不取，于当年三月率大军北返，仅留速不台带部分蒙古军继续攻金，从 而使得金政权得以延续近两年之久。

其实，窝阔台在假道攻金的军事行动中，还有另一个目的——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

成吉思汗生前曾说：“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互相谦让。”他在临终遗嘱中，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将汗位交给窝阔台，而把主要军队和财产授予 拖雷。这种割裂国家和军队的办法，不仅不能协调兄弟间的矛盾，只会使斗争更加残酷。其结果，要么是窝阔台除掉拖雷，收回兵权；要么是拖雷废掉窝阔台，取得 汗位。而“假道灭金”对窝阔台来说，正可谓一石二鸟之计：既可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又可利用拖雷与金军撕杀之机突破潼关-黄河防线。

早在官山会议上，当拖雷转述李昌国的计策时曾说此计“非众可闻”，窝阔台“屏左右，亟临问之”，等到拖雷把假道之计和盘托出以后，窝阔台大喜，立即当众宣 布拖雷之计。结果让金朝很早就确切知道蒙古要实施假道。为此，金朝经过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率完颜陈和尚、武仙、张惠、高英、樊 泽、杨沃衍等部精锐十余万驻屯邓州以待蒙古军离开宋境。由于窝阔台有意暴露假道计划，金军没有如同成吉思汗想的那样“千里赴援，人马疲惫”，也没有如李昌 国所言“谓我师从天而下”。拖雷所部在冲破宋军的层层拦阻，历尽艰辛抵达邓州南鄙时，等待他们的是久候多时的金朝十万精锐之师。因此在进入金境之初，“连 战数月，国（金国）兵屡捷，大军不能前”。

按照蒙古高层会议制定的三路南下的计划，此次假道攻金成败的关键，在于主力部队与假道穿插部队的策应和配合。当拖雷带军假道的同时，窝阔台本应向潼关-黄 河防线发起攻势，以牵制金军南下截击拖雷。但窝阔台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四个月（九月到十二月）去攻河中府，之后一个月（十二月八日到次年正月六日）按兵 不动，在拖雷遣使催促下才开始南下，直到三峰山战役结束后，他才带全军抵达三峰山与拖雷会合。窝阔台拖延的结果，完全颠倒了正面主攻与侧后袭击的任务，将 拖雷推向了绝境。

绍定五年（1232）正月，假道蒙古军辗转到钧州三峰山，被金兵包围数重，“ 武（仙）、高（英）前锋拥其西南，杨（沃衍）、樊（泽）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山之东”，张惠、按得木“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拖雷所 部颇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由于完颜合达为刚愎自用的哀宗亲信，副帅移剌蒲阿所左右，数误战机，使得陷入重围的蒙古军等来了救命的一场大风雪，南迁近二十 年，早已不耐苦寒的“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生养于塞北，“寒且益坚”，拖雷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使得“金事已 去十九”。无怪时人耶律铸便曾感叹，蒙古能“获泽阳之美”乃“是日雪所作也”，赫经亦在《三峰行》中慨叹“六合乾坤一片雪”。

三峰山之战的结果是窝阔台始料未及的，也是他绝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此时灭掉金朝，论功劳拖雷当居第一。有鉴于此，为了防止拖雷功高盖己，窝阔台才不等攻下汴梁，便令拖雷随己北返，并在北返途中装神弄鬼，毒死了拖雷。

八、蒙古邀宋攻金与南宋出师和蒙

窝阔台带大军北返以后，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蒙古军继续攻金。速不台猛攻汴梁十六昼夜不克，只得暂时退军。八月，蒙军攻金中京洛阳，直到绍定六年（1233） 年六月才攻下。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军撤围后，汴梁粮尽，累招援兵又无人响应，金哀宗乃弃京出走，于绍定六年正月北渡黄河走河朔，被蒙古军拦 击，于是又复渡河南走归德。当月，金汴梁西面元帅崔立叛乱，以汴梁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窝阔台命都元帅塔察儿率诸军包围汴梁。

由于在此期间，窝阔台始终没有增派援军，经过连番苦战，蒙古军损失不小，且已经十分疲惫，塔察尔遂有了邀宋攻金的打算。在蒙古军刚打下归德，金哀宗还在河 南逃窜，尚未躲进蔡州城时，蒙古就已派使臣至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请南宋出兵助粮。此时的京湖帅史嵩之将此事凑报朝廷，结果引起一番争 论。有人认为助蒙灭金正可复仇雪耻，有的却认为蒙古贪婪无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时金军主力已经被歼，潼关-黄河防线已破，以金屏宋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所以主张出兵的观点始终占据上风。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邹伸之，李复礼等六人“使北朝审实”，然后再作决定。

就在这当口，女真贵族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与天下为敌的气魄（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展示这种气魄，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太太比她的先辈们走得更远）。金 哀宗在逃进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偿于宋的春秋大梦。其实，早在他逃离汴梁时，完颜仲德就劝其以秦、巩为基础，“进取兴元，径略巴蜀”。只是之后哀宗 一路被蒙古人追杀，故而无暇顾及此事。栖蔡以后，他便开始实施这个入蜀避祸的计划，乃以蜡丸诏令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期以天兴二年（即次年）九月集大军与 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在河南西南部屯集兵马，“欲迎守绪（哀宗的名讳）入蜀”，“犯光化，锋剽甚”。

金人这次又一脚踢到了铁板上。由于辛卯之变中宋军惨败，给蒙古统治者以软弱可欺的印象，使得南宋担心蒙古“有轻我之心”。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南宋自蒙古崛 起之初就极力避免的。所以，此时正急于重振军威的南宋根本不会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南宋在得到边报以后，京西兵马铃辖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 州，七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窜之路。

武仙败灭之后，金哀宗这才意识到自身严峻的处境。八月七日，他采纳了内族阿虎带的建议，诏令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遣阿虎带使宋争取宋援。行前， 金哀宗面谕阿虎带，希望他以“唇亡齿寒”之理，说动南宋与金“连和”。但事与愿违，阿虎带使宋，为南宋所拒，因为此时南宋已经决定助蒙灭金。

促使南宋做出决定的，正是带兵破蔡的孟珙。由于对是否出兵助粮，庭议未决，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见，孟珙回答说：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孟珙的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后者又通过自己为史弥远兄子的身份，说动了暮年的权相，南宋遂决定出师。

金哀宗逃迁至蔡州以后，已难逃灭亡之命运，南宋若与之“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而迁怒于宋。无论南宋出兵与否，金之灭亡都不可避 免了，南宋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南宋朝野被压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争取 主动；更何况由于金人入蜀避祸的企图，宋、金之间实际已经再次开战，南宋在礼法上也无任何理亏之处。而“作观成败”只能使南宋陷于北动。就当时的南宋国力 来说，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对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当时并不具备“固边自守，坐观成败”，对蒙古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国力，权且“出兵助粮 ”,以防蒙古寻衅，正是为了避免或推迟蒙古与宋的交战。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

 

 

 

 

13世纪，蒙古军横扫欧亚各国，可谓战无不胜，只有南宋成为了蒙古最强劲的对手，蒙古以一个大汗的生命和帝国分裂为代价才征服了这个对手。而南宋的抵抗甚 至挽救了西方，使其免于完全被蒙古人占领。不过南宋终究是灭亡了，中华大地第一次完全被异族所统治。回顾双方大战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如能从中找出些已经湮 没在历史中的精神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从联蒙灭金说起蒙古与南宋两国早在嘉定11年（1218年）就已互派使者 进行接触。除了联合灭金的外交来往外，双方也曾有交手。宝庆三年（1227年）蒙军抄掠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 关外五州为蒙古所占，史称“丁亥之变”。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为攻金，强“借”宋境为道，攻略等四川广大地区，兴元府、果州、天水军、沔州、等都遭 到屠城，南宋军民伤亡巨大。南宋被迫向蒙古军供应粮食，并派向导引蒙古军完成对汴梁的战略包围。蒙古正式向南宋提出联合灭金是在绍定五年（1232年）。 在金哀宗逃往蔡州后窝阔台派使者王楫至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处商议夹攻金人。史嵩之奏报朝廷，此时理宗见金已经灭亡在即，便同意联合灭金。蒙古的崛起使得南 宋内部在联蒙与不联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战争初起时，户部员外郎余嵘使金亲见金军溃败，归后即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 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耎，有旧辽灭亡之势。”真德秀在稍后也上书说：“宣和旧事，可为殷鉴。”直到金亡前二月权工部尚书赵范仍上书说：“宣和海上之盟，厥 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不少历史研究者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南宋决定联蒙灭金没有吸取北宋时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的教训，最后同样招致外敌侵 略而亡国。王夫之这样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从表面上看联蒙灭金就是联金灭辽的翻版，所以很容易得出宋朝被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结 论。其实事实并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南宋方面并非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但最终决定灭金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从金蒙的力量对比和整个战局来 看，在蒙古军的不断打击下，宣宗时期被迫迁都开封尽失河北之地。到了哀宗时金军的主力已经悉数被蒙古消灭，金朝的灭亡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与金联和并不能改 变大局，只能得罪蒙古使宋蒙之间提前开战。当时南宋国内民族情绪甚浓，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上演了一初宫廷政变的好戏，最后竟然献上韩侂胄的脑袋向金人求 和，“宰相传首级千里”这对南宋来讲无疑是奇耻大辱。“靖康耻，犹为雪。”南宋军民一直视中原为故土，此时提到灭金，没有道理去反对出兵，也几乎没有人敢 反对出兵。援金并不能挽救金的灭亡，是不是袖手旁观就能免于蒙古的南侵呢？显然不可能。蒙古军既然能远征俄罗斯又怎么会放过离自己更近，更加富庶的南宋？ 蒙古侵宋是历史的必然，联蒙灭金除延缓宋蒙之战的爆发时间外还可以拓展土地，也不失为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所以说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和北宋联金灭辽的海上 之盟有本质上的区别，海上之盟完全是董贯在河湟小胜西夏后，北宋当权者错误的估计三国力量对比自我感觉良好的产物，而南宋联蒙灭金无疑是客观分析了当前的 局势而做出的一种最佳选择，因此不能简单将两者一概而论。早在金宣宗时期，金人不顾北方蒙古的侵略和西夏的趁火打劫冒然侵宋，使得南宋朝野上下仇金的民族 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此后再难与金达成攻守同盟。诚然，基于嘉定和议的立场，南宋单方面停止岁供理亏在先。但宣宗不知轻重缓急，同时对蒙古、西夏和南宋三面 用兵，可见其毫无战略眼光，以至徒耗国力更加剧了灭亡的步伐。金哀宗即位后也没有表达出同宋联盟的诚意，在背地里甚至还在打南宋川蜀的主意。绍定六年 （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帅粘哥完展在九月中会师饶风关，攻取兴元府，向四川拓展生存空间。同时在唐、邓的金将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以便为哀 宗入蜀开路。当时驻军枣阳的西京兵马都监孟珙在光化、顺阳等地大败武仙军，孟珙收降其部众七万余人，并乘胜攻克唐、邓等州，粉碎了哀宗入蜀的计划。此时的 金朝已经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哀宗终于派使者入南宋约和：“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 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哀宗这番话有理有据，但已经太晚了。面对金朝欲占领川蜀的图谋再联系到宋金两国的历史积怨，南宋也就只剩下联蒙灭金的这一种选择。 绍定六年九月，蒙古军以塔察儿为统帅围攻蔡州，灭金战役正式打响。十一月，宋将孟珙带兵两万、米三十万担至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合，宋军受到蒙古主将塔察儿的 欢迎，双方约定由宋军攻南、蒙军攻北，互不侵犯，同时相互配合攻城。蔡州之战进行得相当惨烈，从蒙古围城起至破城的三月间城中粮食用尽，城内军民百姓竟以 人骨和菜泥为食，哀宗杀御马二百匹作为军士的食物。马是重要的作战工具，哀宗杀马为食可见已经是山穷水尽了。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十日，哀宗传位给 东面元帅完颜宗麟，希望他能杀出蔡州以图恢复。就在宗麟即位受百官朝贺之时，南宋攻破南门，随后蒙古军也从西城杀入，哀宗闻此消息遂自缢身亡。守将完颜仲 德率精兵一千与宋蒙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后听说哀宗自缢而死，仲德也投汝水而亡。末帝承麟被乱军所杀。金朝自太祖阿骨打建国，传六世九君，一百二十年，至 此为宋蒙联军所灭。

 

    金朝灭亡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和诸多战利品回到临安。南宋上下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由 于宋蒙联手灭金时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蒙古军北撤后河南成了无人占领区。此时赵范、赵葵兄弟提出了“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趁机收复包括三京 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一建议得到了刚代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支持。但以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为首，包括参知政事 乔行简、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认为：首先，河南在金朝和蒙古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 军队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自己运粮费时费力得不偿失。其次，南宋军队战斗力有限，不具备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展开防御的能力。第三，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 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是问题，如何防守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条理由占不住脚，因为蒙古军想要南下总能找到借口。 尽管反对派颇有道理，但从理宗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宗“八陵”的举动来看，他早有夺回祖宗基业的意思，因此在理宗的主导下收复三京 的计划最终拍板。
    
    应该说收复三京的计划在战略上是可取的，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增加纵深领土加大防御纵深，为即 将到来的宋蒙之战做积极的准备，收复的河南土地只要能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为南宋强化秦岭到淮河一线的的防御争取时间就已经达到效果了。值得说明的是，无 论赞成收复三京计划的大臣还是反对派都不是完全出自为国家整体战略考虑的目的，其中搀杂了太多的个人利益的成分。这就为以后南宋军队在收复三京行动中互不 协调、各自为战，而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
    
    端平元年六月，尽管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拒不发兵配合，收复三京的计划仍然开 始实施了。时任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在六月收复南京归德府（商丘），七月上旬进入汴梁。半月后，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这两 支部队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所以进军如此的迅速。赵葵在到达汴梁后便责问全子才为何不向洛阳进军而在此滞留半个月贻误战机，得到的回答竟是“粮饷未 集，无法进兵。”原来，京湖方面在史嵩之的暗中支持下迟迟不供应粮饷。尽管宋军面临缺乏补给的窘境，但赵葵还是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 千人为接应，开赴洛阳。两军各带了五天的口粮就匆匆上路了。
    
    七月末，当徐敏子进入洛阳后才发现，偌大一个洛阳城仅 剩下三百余户。就在南宋完成收复三京的壮举第二天，负责接应的杨谊就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杨谊部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趁势进攻洛阳，宋蒙两军在洛阳 城下混战一场，谁也没能占得便宜。八月初，洛阳城内宋军在断粮四日的情况下被迫撤军。蒙古军趁机追击，宋军损伤十之八九。
    
    赵 葵与全子才在汴梁本就粮饷不济，在得知入洛部队惨败的消息后，也被迫撤出汴梁。蒙古军又掘开黄河水淹宋军，宋军狼狈败退。理宗轰轰烈烈的收复三京计划就这 样闹剧般的收场了。历史上称宋军的这次行动为“端平入洛”，“端平入洛”之后宋蒙之间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就在 宋军收复三京计划实施的同时，灭亡了建国以来最大敌人的蒙古在答兰答巴思（鄂尔浑河上游）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诸王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为蒙古重新制定战略目 标，因此极其重要。窝阔台甚至颁发条令：“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在大会上窝阔台对木华黎的孙子塔思说“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 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回答道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 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被说中了心思的窝阔台大喜当即下令塔思随王子阔出南征。此次大会召开的时间也是端平元年七月，蒙古方面还不知道南宋军 队北上的消息。尽管在蒙古军南下前夕窝阔台派使者指责南宋背盟，但“端平入洛”并不是蒙古南侵的真正原因，无论南宋军队是否北进，宋蒙在端平年间开战都是 不可避免的。

端平二年，蒙古在东侵朝鲜西征欧洲的同时，分兵三路入侵南宋。东路由口温不花率领攻两淮，中路由窝阔台三子阔出率领攻荆襄，西路由窝阔台二子阔端率领攻四川，南宋与蒙古终于展开战了。
    
    东 路蒙古军进入淮西后从光州长驱直入，一度打到真州（江苏仪征）城下，由于真州是长江的门户，蒙军多次进攻均未成功，只好撤退。嘉熙元年（1237年）蒙军 转攻安丰军（安徽寿县），南宋安丰守将是老将杜杲，他在安丰期间挖壕筑城早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蒙军围城期间以炮攻城，城墙多被洞穿，杜杲组织宋军随毁随 补。蒙军又以戴金属面具、穿牛皮甲胄的敢死队攻城，杜杲组织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再次挫败敌人的进攻。时逢吕文德前来救援，与杜杲里应外合大败蒙古 军。蒙军在安丰城下损兵一万七千余人，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安抚使，庐州知州（安徽合肥）。嘉熙二年，蒙将察罕大军攻庐州，被杜杲击败于城下，宋军乘胜追击， 毙敌两万六千余。理宗加封杜杲为淮西制置使，负责两淮防务，东线战事告一段落。
    
    中路蒙古军从河南入侵，唐州的全子 才弃城而逃。赵范坐镇襄阳荒疏军政，朝夕饮宴。以驻守襄阳的北方军队为心腹，排挤南方军队，使得襄阳南北两军势同水火。南方军将士屡屡上书朝廷，使得北方 军将领王旻等深感不安，竟然焚城降蒙。南方军将领李虎等人不救火，不平叛，反而趁火打劫，扬长而去。襄阳自岳飞从伪齐手中收复以来，一百三十年间一直是南 宋的边防重镇，如今毁于一旦。蒙古军因此突破京湖防线占领襄阳。虽然阔出在占领襄阳后不久死于军中，但蒙古仍继续进攻。随、郢二州及荆门军失守，端平三年 蒙古军直逼江陵，饮马长江了。 

    孟珙奉命驰援江陵，他以疑兵计迷惑敌人，命部队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列火炬照江达数十里。 趁蒙古军迟疑之际接连攻破二十四寨，夺回被掠民众二万人，遏止住了中路蒙古军的攻势。江陵保卫战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孟珙，于是孟珙开始着手收复 荆襄。嘉熙二年，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军。十二月，刘金在冢头、樊城、郎神山击败蒙古军。嘉熙三年，信阳军、樊城、襄阳、光华军、蔡州也相继收复。 这是宋蒙战争以来南宋第一次有计划的收复失地，对于保卫南宋有重大的意义。襄阳收复后孟珙还多次主动派兵深入河南作战，在孟珙镇守襄阳期间，蒙古军也不敢 轻易南侵。西线阔端军先破沔州（陕西勉县）后围青野原，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率军支援，击退了蒙古军，然后他又在大安（陕西宁强）击败蒙古军先锋汪世显 部。端平三年，蒙古军加强了攻势，阔端接连攻克武休、兴原府、入阳平关。曹友闻认为应该拒险设伏击敌，但赵彦呐不听，命曹友闻去无险可守的大安拒敌。友闻 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不巧遇见大雨，耽误了行军速度，曹友闻与其弟友万战死，宋军大败。曹友闻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十二世 孙，友闻死后四川再无可以抵抗的良将，利州、成都、潼川三路五十四州县相继陷落，直到阔端在得到阔出病死的消息后掳掠一番，从成都退军。这是四川第一次遭 受蒙古的洗劫。
    
    由于蒙古军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征，所以蒙古第一次南侵未尽全力，同样南宋方面也没有做好全面防御的准备。宋蒙之间真正惨烈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绍 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病故，理宗旋即改元为端平。在沉默了近十年之后，理宗终于开始亲政了。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南宋“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 难为功”。面对南宋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理宗决心整顿朝政，改变南宋日渐衰落的颓势，于是就有了“端平更化”。
    
    端 平更化首要的内容就是罢免史党，理宗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监察御史，将台谏的任免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他们对史党的弹劾流放了时称“三凶”的梁成大、 李知孝、莫泽，袁韶、赵善湘等史党也遭罢免，被史弥远排斥于朝廷之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则被理宗召入朝内。这一举措深得民心，真德秀入朝时百姓自发的夹道欢 迎，这一情景让人联想起北宋元丰年间司马光入朝时的往事。
    
    官冗是一直困扰两宋的问题之一，在朝内往往是多个候补官 员等待一个官缺。国家要拿出钱去养那些闲官，而这些候补官员为了能尽快得到任用往往会去行贿，从而造成吏治败坏。因此理宗通过控制取士人数和严格升迁制度 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从端平元年开始，平均每次科考的取士人数为四百五十人，而在此之前，平均每次考试的取士人数达六百人。在严格升迁制度方面，理宗规定无 论朝官还是在外官都不得徇私举荐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官员不能入朝做郎官，已经当上郎官的必须外放，补上州县这一任。理宗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 员冗余的问题，但由于改革力度不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还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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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做为正统官学的面貌出现正是从理宗一朝开始的。为了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两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纷纷入祀孔庙。理宗早在宝庆 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他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到了景定二年 （1261年）理宗最终排定了两宋入祀孔庙的名单，他们是：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这份名单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 都是理学代表人物，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正式宣告确立。
    
    在抬高理学大师的同时，理宗还开始重用理学之士。真德秀、魏了翁入朝就是这一举措的表现。真德秀和魏了翁不但是当时的理学领袖，也是有出色政绩的地方官，召他们入朝并不是单纯为了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同时还希望在他们的主导下能改善南宋混乱的财政状况。
    
    理 宗亲政时面临物价飞涨的问题，当时会子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贬值严重。南宋朝廷在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严厉打击伪币的同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 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在物价整顿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使南宋军费开支上升、端平末年又逢特大灾荒，南宋不得不大量发行交子以缓 解府的财政压力。经受了一系列打击，南宋的经济整顿计划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连连受挫使民众大为失望，当时有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若欲百物践，直待真值 院。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平心而论，这首民谣把矛头对准真德秀是不对的。因为真德秀在升任参知政事后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他一同入朝的魏了翁也屡遭排 挤，而自求罢归故里。
    
    端平更化的各项政策一直持续到纯祐年间，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当初的一腔热情早已烟消云散。 1253年理宗改元宝佑，后宫的阎婉容晋封为贵妃。阎贵妃恃宠干政，宦官董宋臣因巴结阎贵妃而大受理宗恩宠。理宗命董宋臣管办祐圣观，董宋臣趁机大兴土 木，建梅堂、芙蓉阁，改造香兰亭，擅夺民田，假公济私，搞得民怨沸腾。人们都称他为“董阎罗”董宋臣见理宗好色，就引许多娼妓艺人入宫，讨好理宗，使之纵 情声色。
    
    萧山县尉丁大全因娶外戚家婢女为妻，也搭上了阎贵妃这条线。他极力巴结阎董二人，因此得到了重用，很快丁大全就被升为右司谏。丁大全与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同为谏官，但他们却缄默不言，无一谏劾。于是人们在他们名字中的大字旁加点，戏称他们为“三不吠犬”。
    
    保 佑三年，理宗任命董槐为右相兼枢密使。董槐向理宗进言，以为当前有三种行为危害政纲：一是皇亲国戚不守法，二是执政大臣擅做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约束士兵。 皇亲国戚不守法则法令行动虚设，导致朝廷丧失权威；执政大臣擅做威福则正邪不分，导致奸邪肆虐，正直的人不愿出仕；军纪松弛则士兵骄横，容易生变。这三种 行为不革除，政令难以贯彻。理宗听得将信将疑，在理宗身边的小人们就已经坐不住了。
    
    宝佑四年是南宋政治上的多事之 秋。首先是丁大全派门客向董槐行贿，希望能结交董槐，但遭严辞拒绝。丁大全见董槐不买他的帐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还没等丁大全下手董槐就丁大全企图贿赂 自己的事报告理宗。董槐认为丁大全奸佞不能信任，但理宗不听，反而认为董槐多疑。也许董槐为赌一口气，也许董槐想迫使理宗罢免丁大全，他以自己与丁大全不 能同朝为由上了辞呈。找到了机会的丁大全趁机弹劾董槐。让董槐没想到的是，理宗站在了丁大全这边。不过，理宗的诏书还没有下，丁大全居然用御史台的台檄调 动士兵百余人，手持利刃包围董槐的府第，胁迫他去大理寺。一行人走到北关，士兵们便呼嚣着散去，留下了董槐一个人，等董槐慢慢走到大理寺时免去他宰相的诏 书才刚到。擅自派兵胁迫宰相，这是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丁大全此举震惊朝野，一时间舆论大哗。丁大全并未因此获罪，反而当上了谏议大夫。太学生陈 宗、刘黼、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伏阙上书斥责丁大全专擅不法，反被其爪牙诬陷，将这六人削去学籍、编管远州，时人称这六人为“宝佑六君子 ”。宋廷又在三学（太学、武学、宗学）立碑，禁止学生妄议国事。不久后丁大全又签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丁又做了右相。
    
    与 丁大全同时当上执政的还有马天骥，丁马二人都是巴结阎贵妃起家的，于是他们相互勾结专擅朝政。有人在朝门上写了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指则阎贵 妃、丁大全、马天骥三人乱政，南宋将亡。理宗得知后心中不悦，但这种事也无从查起，只能不了了之。在当时有人作《钉诗》一首讽刺朝政： 顽矿非铜钢样坚，寒坑才热便趋炎。
    
    千遍捶打方成器，一得人拈更欲钻。
    
    不怕斧敲唯要入，全凭钻引任教嫌。
    
    休言深久难自拔，自有羊蹄与铁钳
    
    也许是对朝野上下的不满有所察觉，理宗在宝佑五年，马天骥执政八个月后就罢免了他。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趁有人上书弹劾丁大全的机会将其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将他流放海岛。丁大全在流放途中被押解官员挤入水中溺死。贾贵妃则在景定元年病死。
    
    理 宗晚年任用奸佞，使朝纲大乱，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就像吴潜在《许国公奏议》中所言：“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 下之势譬如漓胶腐纸粘破坏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触之，则应手堕地而碎耳。”而就在南宋日渐衰败之际，北方大漠上的马蹄声再一次响起了。
    
    南 宋四川战区自曹友闻战死后已没有一支能抗击蒙古侵略的军队，蒙古军多次深入四川腹地进行劫掠。嘉熙三年（1293年）蒙将塔海率兵进攻四川，成都、重庆等 多数州县均告失守，塔海准备从川东出夔门。一旦让蒙古军顺江而下，深入南宋后果不堪设想。南宋方面调遣孟珙紧急入川增援，宋军在归州（湖北秭归）、巴东成 功阻击蒙古军，蒙古军受挫后不得不退兵而去。
    
    在击退蒙古军后，孟珙向朝廷建议在夔州设制置副司，负责涪州（重庆涪 陵）、万州（重庆万县）的长江防御，形成第一道防线；在鼎州（湖南常德）、澧州（湖南醴陵）各屯兵五千做为第二道防线；在辰州（湖南沅陵）、沅州（湖南芷 江）、靖州（湖南靖县）、郴州（湖南郴州）、桂阳军（湖南桂阳）构筑第三道防线。这三条防线不但能够防御从四川进攻的蒙古军，而且能防御来自西南的威胁。 也许孟珙早就预计到蒙古军有可能迂回到大理国向南宋的腹地发起进攻吧。
    
    嘉熙四年，孟珙升任宁武节度使，又兼四川宣 抚使和京湖安抚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区的防务。四川制置使的陈隆之与复使陈大雅不和，孟珙写信责备，并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事例规劝二人，于 是二人重归于好。孟珙在任时不但整肃贪污、革除地方弊政，而且还招揽流民、兴修水利，以恢复生产。此外孟珙还创办了南阳、竹林两个书院，招揽因战乱流亡的 知识分子。南宋末年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就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当时中原归附的民众络绎不绝，连蒙古大将范用吉也秘密同款来降，但南宋朝廷拒绝接纳。孟珙 因此叹道：“三十年来收复中原之志，难以克伸了。”淳祐六年（1246年）孟珙在江陵病逝，享年五十二岁。南宋追封他为吉国公，谥忠襄。《宋史》上如此记 载：“是月朔，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薨之夕，大风发屋折木。”
    
    孟珙出身将门世家，早年抗金，是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时南宋方面的主将。金亡后又成为抗击蒙古的绝对主力，多次挽狂澜于即倒。在南宋历史上，孟珙是可以和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并列的人物。
    
    淳祐元年，蒙古军再次进犯四川。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守成都，城破后全家死难。次年，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庆，全面负责四川防务。得到任命后，余玠在理宗面前发誓说：“不出十年，当手执全蜀地归还本朝。”
    
    余玠入蜀后便以恢复失地为第一要务，他设招贤馆“集众思，广忠益”，王坚、张钰等人才都愿意效命。余玠采纳了播州冉连、冉璞兄弟的建议，在合州（重庆合川）钓鱼山依山筑城。
    
    钓鱼山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下通长江，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钓鱼城筑成后，余玠就迁州城于此。
    
    随 后，余玠又将依山建城的经验推广到全蜀。沿嘉陵江、沱江、渠江、长江共建城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剑门苦竹、金堂云顶、万县奉节、宜宾登高等。以后的继任者 王坚、张钰又继续修筑山城，其总数共达八十多处。这些沿江的山城构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点线结合、严密有序的防御体系，这一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的抗蒙战争中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余玠又减赋税、通商贾、组织军民屯田，在余玠的经营下四川抗蒙的形势出现了转机。到了淳祐十一 年，余玠已可以率军在兴元府（陕西汉中）与蒙古军交战了。这是十几年来宋军第一次在蜀地以外作战。淳祐十二年，余玠在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击退犯的蒙古 军，四川出现了自蒙古第一次南侵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但移驻云顶山的利州都统制司， 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金某上山任职，但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侄子，向谢方叔 诬陷余玠，谢方叔便在理宗面前参了余玠一本。
    
    四川远离南宋政治中心，理宗唯恐四川生变，所以对余玠也起了猜疑之 心。于是在宝祐元年下诏召余玠回京，改任资政殿学士。余玠得诏后抑郁不乐，不愿进京，遂服药自杀。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 分，直至宝祐六年余玠才得以平反。余玠之死是南宋的一大损失，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 

    北方的蒙古自窝阔台死后各派系绕着汗位继承 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淳祐十一年，蒙哥在拔都的支持下即位，他将蒙古的战略目标转向南宋。为了完成灭亡南宋的计划，蒙哥在宝祐元年派其弟忽必烈 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国。宝佑五年，蒙军入侵安南，最终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宝祐六年，蒙哥决定亲率主力攻打四川，然后顺江东进，塔察儿从荆襄南下，兀良台合从安南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后东进临安。蒙古军第二次南侵开始了。
    
    蒙 哥于宝祐六年春从六盘山出发，由利州直取剑门。剑门关由苦竹隘、长宁山城、鹅顶堡三座关口组成，蒙军过嘉陵江后首先到达苦竹隘前。苦竹隘守将杨立凭借天险 屡多击退蒙军进攻，蒙军被阻于关下达三个月之久。后由于叛徒打开城门投降，蒙军才攻入城内，杨立率军民巷战而死。随后蒙军又攻破长宁山，守将王佐战死，鹅 顶堡守将不战而降。蒙古军突破剑门后沿嘉陵江而下，转战两个月后抵达钓鱼城下。钓鱼城守将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时任兴元路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调集 当地军民继续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十余里，山顶处地势平旷开阔，上面有充足的水源和良田。钓鱼山高四百米，南、北、西三面临江，王坚在山腰筑起两道二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边，可与外界保持联系。当时钓鱼城内有军民十几万人，是四川的军事重镇之一。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入城招降王坚，王坚不愿投降，命部将将晋国宝押赴校武场，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将其斩首，并誓死守城。蒙哥命令降将杨大渊进攻钓鱼城，并将钓鱼城团团围住。
    
    此时负责进攻荆襄的塔察儿面对南宋京湖防线一年多时间毫无进展，屡次被宋军击退。蒙哥闻报后，用忽必烈代替塔察儿指挥北路军。从西南包抄的兀良台合部则从广西顺利攻入湖南。
    
    开 庆元年（1529年）二月，蒙古入蜀的部队在钓鱼城下集结完毕。蒙哥首先派兵在长江上建造浮桥，以阻止宋军从长江中游前来救援。随后蒙哥亲自督军向钓鱼城 发动进攻，宋军在王坚的指挥下据险而守，屡次将蒙古军击退。三月，蒙军在受挫后进行了半个月的休整，从四月起再次向钓鱼城发起猛攻。蒙古军一度攻上外城， 但王坚及时率援军赶到，将蒙古军击退。王坚在守城期间还乘夜主动派兵袭击敌营，虽然被蒙军击退，但也使蒙军被迫加强夜间戒备。
    
    在 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南宋朝廷撤了四川制置使蒲择之的职，改又吕文德代替。六月，吕文德舰率战舰千艘，军队二万余人，逆江而上，经过激战，冲攻在涪州的 浮桥，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随后吕文德率舰队再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钓鱼城。史天泽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条件，在钓鱼城南的三槽山黑石峡顺流攻击吕文德 军，吕文德被击败后只得退守重庆。 

    在击退南宋援军后，蒙哥再派重兵围攻钓鱼城。蒙古前锋汪德臣组织敢死队夜袭钓鱼堡城外城，王 坚率军来战，两军血战至黎明方将蒙古军杀退，汪单骑冒进，对城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们全城，何不早降！”城上发炮石击中汪德臣。汪德臣 落马，被蒙军救回，汪当夜即重伤身亡。当时连续二十多天天降大雨，蒙古军登城的云梯屡次折断，军中又因天气炎热疾疫流行只好停止了攻势。
    
    蒙 古军连续攻城达五个月，损兵折将却毫无进展，士气低落。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投掷鲜鱼和面饼，并致书说：“北兵可烹鱼饼食，再攻十年城，城亦不可得。” 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被迫撤兵。蒙哥在退兵途中身亡，年五十二。蒙哥之死有多种说法，一说病死，一说中飞石而死。一般认为蒙哥是在钓鱼城东瞭望城内时被 砲石击伤，不治而死。据说蒙哥临时的遗言是“若克此城，当尽屠之。”蒙军在撤退途中屠杀平民二万余人。
    
    蒙哥死后，忽必烈和阿不里哥为争夺汗位而开始内战。同时，因为宗主国的内乱，察合台和窝阔台两大汗国联手反对忽必烈，导致蒙古帝国决定性的分裂。南宋因此推迟灭亡二十年，同样也保全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可以说钓鱼城保卫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