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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中午，季羡林走了.走时年龄九十八岁，算是有福有寿的人了。
有关网友对他的介绍：
——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因遇二战，留德10年。这期间，季羡林选择了梵文。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后曾师从语言学家西克研究吐火罗语，成为当世少有的几个能读这种早已亡佚的中亚文字的学者。
————季老的学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等，这都是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晚年的季老还出版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糖史》，受到学界的推崇。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他学业基础打得最好的阶段，他学问做得做扎实的阶段，是在他的前半生。同时，他真正的建树，不在于国学，而在于印学。一些人把季羡林当做国学大师，显然是犯了常识性错误。
印度文化博大精深。培养了甘地，泰戈尔这样杰出的文化伟人，也使印度避免了“枪杆子出政权”带来的生灵荼炭的厄运。季羡林数十年时间钻石于印学，其思想和人格，必定深受印度文化的滋润吧？但我感觉不到这一点。他这几年陆续出版了谈人生之类的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出，他是既反对人性善，也反对人性恶，而是对鲁迅的那句话“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情有独钟。他说：“我不信什么上帝，什么天老爷，什么大梵天，宇宙间没有他们存在的地方”。表明他完全缺乏对宗教和神灵的深刻敬畏。他的思想观念，说到底还是庸俗唯物主义者的进化论、物质决定意识、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这一套陈词滥调。总之，对于印度文化，季羡林是只知皮毛，不知其里。印度文化中对灵魂的深刻关注，以及悲天悯人的心灵境界，与他没有太深的缘份。这样的人，算是大师吗？自然不是。
既非印学，亦非大师，为什么却被一些人奉为国学大师？
或许他品德不很差吧。如果他品德太差，虽然有大师称号，但民众会不承认，反而讽称其为“大湿”，那效果就适得其反了。相比之下，季先生的个人品德，还是不错的。在他家当家庭医生，饶颖等女士还是有安全感。他也不至于写《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类文章，以出卖人格来讨好政客。
或许他多多少少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吧。这个时代，尽管有独立思考、敢于批判时弊的人，往往会落得个“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反华势力”的恶名，而遭到请喝茶的恶运，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块布，还是扔之不得的。季羡林先生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学术成果，把他抬出来，可以体现这个时代还是尊重知识，与文革时代相比，已经与时俱进了。如果他完全缺乏学术成果，那么好事者对季羡林也只好爱莫能助。
或许他研究的是大多数人陌生的领域吧。我看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总感到这本书翻译不好，很少看到对这本书翻译质量的批评，我就想到：太少的中国人能够看懂梵文，大大便宜了徐梵澄！季羡林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他研究的是印学，大多数中国学者对印学缺乏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媒体说季羡林是学术大师，大家也只好象瞎子观戏一样，随之喊好，而很难写出有说服力的篇文，说季羡林的印学研究哪个地方水平不行。
或许他还算听话吧。如果不听话，动不动就对官府说三道四，就说民生多艰，就说普世价值是个好东西，那么你虽有才华，还是不能被当做国学大师对待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国学大师，就必须具备以上几个条件。具备这几个条件，是极其困难的事。概率是数十亿人，才有一个。
季羡林走了。下一个国学大师会是谁？易中天？抑或于丹？抑或余秋雨？抑或赵老师？抑或敢于标新立异、在万民谴责巴东警方滥用权力时却公然为巴东警方辩护的高一飞？
谁都有可能。不要低估他们每一个人的实力。
如果非要我在上面几个人中推出一个，我就选易中天吧！如果你一定要让我选其他人，你是在为难我了。
我认为，相比于其他人选而言，易中天虽然好处不多，但坏处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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