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八点随想

读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八点随想

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看完了。这两日，又从头温习了一遍，颇有感触。兹录如下：

一、诗写的好，官往往做的不好；反之亦然。东坡为世人所知所佩，主要以其诗名，而非官声。尽管他一辈子都在官场，也有成为宰辅的机会，但必须承认的是，东坡终其一生，都不擅做官。官越做越小不论，还两度流放，最后连命也搭在了南归的路上。今人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用之于东坡，真是分毫不爽。东坡为人浪漫、洒脱，喜怒形于色，好直言，不拘小节，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不吐不快”，这种性格，宜写诗，实不宜做官。纵观东坡一生，除了自己当权的那两年，其他时期都属于“愤青”，王（安石）党、吕（惠卿）党当权时，他不断被贬黜，被迫害；等到他的苏党当权时，他也不招其他党人（司马光等）待见，还是遭到贬谪，怎“命苦”二字了得。以我浅薄的人生体验来看，写诗和做官，的确是风马牛不相及；诗人与政客，也根本是两类截然对立的人。诗人感性而政客理性，诗人浪漫而政客功利，诗人多情而政客无情，诗人贵独立而政客求附和，这二者原本就极难统一于一身。纵观中国历史，诗优而政劣的不少，如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宋徽宗等；政优而诗劣的也不少，如秦皇、汉武、清乾隆等，但鲜有集于一身者，若有，必是不世出之豪杰，如曹孟德、毛泽东。像我这样的，就只能归入既不会写诗，也不会做官的序列了。惭愧之余，觉得还是努力学写诗，比较让人开心。

二、出名要趁早，做官要趁小。前半句是张爱玲说的，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播，已经近乎真理了；后半句是我总结的，不一定对，但绝对有感而发。苏东坡21岁中进士，虽然旋即丁忧3年，中间又几起几落，但仍在50岁登上权力顶峰（以翰林学士知制诰）。若非“出道”早，无论如何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对比他的父亲苏洵，屡试不第，年近50方获得权臣青睐，特别举荐，免试为官，不过得一校书郎之职。后世论之，公推老苏之才不在小苏之下，然仕宦一途，终是泥云之别。何也？事业经不起太多的失败，人生经不起太多的等待。

三、在地方为官，对国家的贡献，比在中央要大。苏东坡在朝为官，无论是任职使馆、奏院监官，还是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基本都没做出什么政绩，倒频频惹出祸端；但是，其在地方为官，不论是在密州、徐州、湖州做太守，还是在登州、杭州、扬州做太守，都颇有建树，包括减免税赋、兴修堤坝、提点冤狱、扶持商业、繁荣文化等等，可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中央掣肘太多，而地方相对自由的缘故。今天的情形，大致与之相仿，更有过之。在北京，部级以下干部只能算普通干部（不允许配车和秘书），权力有限、资源有限，受到的约束也较多。在地方，就别是一番滋味了。省长、市长、县长、乡长，不论官阶大小，号令一方，莫敢不从。譬如同样身为厅（局）级干部，京官只能管十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地方官却往往管着几十万、几百万人，此中差异，直如天地。若尽心为国为民，通常情况下，地方官比京官做出的贡献更大。当然，若有贪腐，危害也更大。

四、文合时宜写，诗向对人吟。纵观东坡一生起伏，皆以文成，亦以文败。其文名先著，后获拔擢；再因文狱，屡遭贬谪。最糟糕的是，他竟不知收敛悔改，率性而为，终至于屡起屡扑。譬如在乌台诗案中，若非子由（其弟）相救，皇后援手，东坡几遭不测（在监狱里遗书都写好了）。可这位老先生出狱当天，又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句子，浑然不知（或者不在乎）他又犯了对圣上不敬、诋毁重臣的老毛病。好在他也有自知之明，据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东坡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东坡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此外，吟诗的对象，需要十分慎重的选择，否则，轻则鸡同鸭讲，不知所云，重则曲解肇祸，人头落地。举两个例子，坏的例子，比如东坡，在吟诗对象选择上极为随意，简直滥吟（还好，不是滥淫，呵呵），由于他的诗文流传太广，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授意李定等人故意将东坡诗句曲解为讥刺新法（当然，有一部分诗的确是写新政之下的百姓之苦）。于是在元丰二年（1079年，此时东坡任湖州太守还不到三个月），当局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将东坡逮捕下狱（这就是“乌台诗案”），坐牢103天，险些要了老命。好的例子，比如歌妓周韶，在东坡路经杭州时，与杭州太守陈襄等一起喝花酒，周韶陪酒献唱，席间，周邵向太守和东坡请求，脱出妓籍，并当场吟了一首绝句，感动了众人，在东坡力劝下，太守同意周韶脱籍。这首诗写的很凄凉，记得是“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总结一下，可能大多数文人都有些不合时宜，也都一些自恋吧，所以才会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写诗、吟诗，最后，除了感动自己以外，没有剩下什么。我也一样，常常干强迫别人看我歪诗俗曲的蠢事。鉴之，戒之。

五、文人相轻，美人相妒；男人相害，女人相救。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诗文这玩意儿，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标准，来明白无误地评判高下优劣。所以，文人和美人一样，大家敝帚自珍，孤芳自赏，都认为自己的诗文最好，自己的容颜最美，所以相轻相妒。比如苏东坡与王安石。林语堂说，“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此话大致不错。平心而论，苏东坡的诗词比王安石强一些，王安石的文章比苏东坡强一些，同时代这两大巨头，一时瑜亮，偏偏不能和平共处，用了半生的时间，相互掐架。可惜可叹！偏偏东坡一直比较弱，基本上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好在他另有法宝，不仅保住身价性命，最后还成功翻盘(尽管最后又被翻盘了)。这个法宝，就是女人，还都是美女，还都是有权势的美女！历史上看，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庇护和搭救。在他因乌台诗案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王安石失势后，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东坡，使他得势。在东坡晚年谪居海南的时候，也是神宗的皇后摄政时，赦免东坡，许他南归，否则东坡真要客死蛮荒了。不服不行！联想到今人所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吧，但又不完全是同理。真让人费思量。好在想不明白也不要紧，从今天开始，改掉既不团结男同胞，又不招女同志待见的坏毛病，有意识搞好和女同志的关系，说不定其中也有未来皇后什么的呢，呵呵。

六、文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比经济学家大。苏东坡是文学家，王安石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可是，王安石的经济新政，给北宋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苏东坡的诗文在千年以下，仍然陶冶无数国人情操品性。相形之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指真正的文学，不包括黄色小说之流）不论流派种类，总是开卷有益；经济学则不然，对症则治，反之则乱。所以，总体来说，文学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往往比经济学家大。就如同我记得的文学家的姓名，远比经济学家多一样。这个结论，放在今天，也应大抵正确。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成为国内显学，经济学家也炙手可热起来，纷纷指点江山，要战胜市场，要预测未来。可惜的是，除了少数有良知、有见地的经济学家以外，几十年来，多数经济学家始终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不学无术也就罢了，更可恶的，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沦为权贵和外资的鹦鹉，无视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利益集团煽阴风，点鬼火，窃取国家机密，散布误导性观点，祸国殃民，真可谓罪恶滔天。而近30年来，就算文学界没有什么大师，也没能写出什么传世之作来，至少也没有造成大的祸害。不是吗？

七、入仕与不仕，对立统一；庙堂与江湖，都不自由。好友曾经质问我，说我在诗文里写“身在宦海，身在园林”，可在实际生活中又贪恋薄禄，不愿离开机关，并因此认为我为人自相矛盾，写诗是无病呻吟。我得声明，我的诗文虽不好，但都是有感而发，字字看来皆是血。我也得承认，我厌倦官场，却又不愿意或者说还没有勇气离开机关，并认为这之间并无矛盾。古人讲出世（仕）和入世（仕），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出世（仕）是为了更好地入世（仕），入世（仕）是为了更好的出世（仕）。何况，无论是入仕还是不仕，都需要谋生的手段，都会有干一行恨一行的不如意；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有春恨秋悲，得失宠辱，身心都不自由。譬如东坡，为官之时，屡遭贬谪，饱受打击，常常是这边刚刚定居（做好了房子，接来了家人），那边贬谪他地的圣旨又到，无奈又拖家带口，重走长征路，其中的压抑苦痛，自不难想象。同样，等东坡去职，失去俸禄，真正成为一个农民“躬耕于东坡”的时候，他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生活，为节省开支，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用—百五十文。这种生计维艰，委曲求全的愁苦，也不问可知。所以，为官时，东坡感叹“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想辞官归隐；但是，当他在黄州做农民，欣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时，接到朝廷起复他为登州太守的诏令时，他又欣然应召。这前后的变化，乍一看，难道没有矛盾吗？再思量，难道有矛盾吗？

八、人生须养浩然之气，才能穷且益坚，逆境不忧。周国平曾经谈到，“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读罢苏东坡传，我深有同感。东坡一生，屡遭贬谪，一入牢狱，两经流放，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勉强回到中原，也是客死异乡。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是巨笔如椽，豪气干云，环境越恶劣，处境越艰险，他的诗文境界越清远，曲调越高亢。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非常人能有。抛开“文曲星下凡”的无稽之谈不说，东坡自己给了答案，他说他善养浩然之气，并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正是胸中养成这股浩然之气，才能张胆明目，穷且益坚，才能遇挫弥坚，万古不朽。记得曾经和朋友探讨，怎样才能摆脱逆境的干扰，达成心中理想。讨论的结论很陈腐，就是当我们无法改变事情结果时，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结果的态度。说起来，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有种事到临头，不得不接受的被动。但东坡不然，他毕生都在自觉自在地培养这种正义、达观、从容的气质，从而达到宠辱不惊，甘苦如饴的境界。在文化断代、道德缺失的今天，我也该一点一滴地培养属于自己的那点浩然之气，这样，或者我可以少一点牢骚、埋怨和虚弱，多一点淡定、满足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