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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山西移民原因 明朝洪洞大槐树大规模的官方移民是有其政治、经济的社会原因及历史背景的。 据杜永明主编的《流民史》统计：在元代，流民人数高达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加之水、旱、蝗、瘟疫等灾害连续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等原黄河、两淮流域地区，民不聊生，“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 元朝末年除战乱连年外，水、旱、蝗、疫灾害也接连不断，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早在宋室南渡，北方农民就大量随宋室南逃。到了元代，因为北方的自耕农在战乱中被掠为“驱口”，又有大量农户论为权豪的部曲，蒙古贵族在城市近郊和军营驻所，强占大片民田作牧场，也迫使大量自耕农户流离失所，幸存的自耕农和地主一起被列为“农户”，要负担繁重的丁税、地税和多种差役，因而往往被迫流亡。元至元二十年(1283)，崔或奏报，自北方中原地区流移江南的农民已有十五万户，以后这种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不曾停止。 北方中原地区的人口南流，兵乱水旱蝗疫的连年盛行，致使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时已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经过二十年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田地荒芜，是明朝初年的普遍现象。例如唐宋以来的南北交通要道、繁华胜地的扬州，为青军(又名一片瓦、长枪军)元帅张明鉴所据，军队搞不到粮食。 龙风三年朱元璋部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新任知府以旧城虚旷难守，只好截西南一隅筑而守之。如颍州，从元末韩林儿在此起义以后，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虚。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 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洪武三年，济南府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四年二月，大同卫指挥耿忠报告：“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勃罗贴木儿、扩廓贴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 到洪武十五年，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还说：“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下至，久致荒芜”。二十一年河北诸处，还是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名城开封，以户粮数少，由上府降为下府。明初之时由于“户口旧有者仅三分之一”，更是把许多州、府降格。洪武十年(1377)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到了洪武十七年又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 经过元末农民起义，打击了元代的大地主阶级，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也教训了新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明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面对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累年租税不入”的荒凉情形。 朱元璋也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为了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这就掀开了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序幕。 明初洪武年间的大量移民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是明王朝内部又发生了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战乱，又加剧了北方地区的荒凉局面。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传位于其孙朱允文为建文帝，建文帝继位后，采纳了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推行“削藩”政策，致使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从北京率军南下进取南京，号称“靖难”之师，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南军拉锯作战。 这次内战，前后持续了四年，这就是中原地区民间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红虫吃人”。民间传说燕王扫碑，是要扫祭南京的祖先碑，扫祭南京的“功德碑”。据记载，燕军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抢掠屠杀甚为严重，“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战乱，自动帮助南军抗击燕军，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燕军胜利后，朱棣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残酷报复，河北、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志、家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在冀豫交界处，燕兵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把这一带的人杀的只剩下狐、刘两家。 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当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三千里，几为丘墟焉。” 现在德州近郊长庄乡境内有十二连营(城)是南北两军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康熙年间德州学者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战争的惨烈：“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鬼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戎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籍!”。 战争造成了华北地区人烟减少，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戳，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被杀害、灭族，株连处死者达数万人，称之为“瓜蔓抄”，方孝孺甚至被灭“十族”。这样，“靖难之役”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无人烟的局面，所以继洪武移民后，又有永乐移民。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的峡谷之间，北面是内蒙，西邻陕西，东是河北，南与河南接壤。“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由于“山川形便”地势的原因，“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葛剑雄《家山何止大槐树》)山西境内，大的战乱很少波及，自然灾害方面黄河在山西河床低，灌概用水不方便，但不能遭成水灾。 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纵贯省内中部，流经太原、临汾盆地，至河津入黄河，流域面积三万九千四百七十一平方公里，是主要的农业地带，但地势两边高，河床低，也不能造成大的水灾。所以历代山西没有大的水灾，更没有象邻省那样因大的战乱及大的水灾而有逃荒之人。 自唐宋以降，河南、河北、山东就有灾民逃荒者纷纷逃往山西，灾年过后，部分灾民又返回原籍，但大部分却落户山西，这个反复迁徙的趋势直到建国初年一直没有停止。元朝末年，中原地区战乱、水旱蝗疫连年不断，而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不但没有水灾蝗灾，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早在宋朝时《宋史·社记》记载：“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弃，即因土地匮乏而实行火葬。”说明山西地狭人众。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说明山西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邻省的难民纷纷流入山西，使山西人口暴增。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人，河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人，山西人口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四人，是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山西人口稠密，平阳府居首位，而洪洞县是平阳府人口大县。洪洞县地处晋南南北东西交通要道，而城北官道有贾村驿，明政府便把移民局设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在这儿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川资。广济寺大门前的汉植大槐树，就成了各地移民荟萃，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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