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素女及其螺壳里的爱情传奇
螺女传奇的三种起源
田螺姑娘传奇，是中国单身男子奉献给历史的最奇特的梦想。它是农夫或渔夫的诗篇，谱写着农耕时代的家园之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汉人那样，从一种如此形貌猥琐的生物那里，不倦地探寻着世俗情欲的秘密。
这个故事的最初源头，来自西晋束皙所撰《发蒙记》一书。它扼要地记载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的光棍渔夫谢端，曾在海中捕捞到一只大螺，里面藏有一个美女，自称是天上来的白水素女，天帝可怜他贫穷，所以派她做他的妻子。这个短小的故事包含着“光棍叙事”全部元素：贫困的单身汉，平白无故得到了上天的赏赐――一个藏身螺壳的美丽妻子。它是董永七仙女故事的孪生兄弟。
南朝人任昉编撰的《述异记》，也谈及了谢端故事，说谢端为人性格端正，不近女色，一次在海边观涛，得了一只大螺，把它割开后，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美女，自称是天上白水素女，说天帝欣赏他行为纯正，派她当他的妻子。但谢端竟不知好歹，以为是个妖精，大声呵斥，赶她离开。仙女只好叹息一声，升云而去，好端端的一段佳缘，被他本人的可笑理念所断送。
《述异记》显然是《发蒙记》的一个反转的镜像，出自儒学家的颠覆性改写。它的目的是把那些光棍改造成目不邪视、自我压抑的道德家。但它巧妙利用原有的情欲叙事，进行不动声色的手术，将其成功地转换为道德规训。这种古老的叙事技巧令我们望尘莫及。
除了《述异记》，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庸俗的版本，其用意是把海螺由情欲的对象，变成一台纯粹的粮食制造器，以帮助那些光棍度过饥饿岁月。宋代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五所引《坡诗注》就向我们宣称，在被谢端发现之后，那位下凡的螺女怏怏离去，却慷慨地留下了她的空壳，说是“君有所求，取之于螺”，出门后就不见了踪影。以后每当食物短缺，谢端只要去探看田螺，皆能如愿以偿，得到必要的口粮。这件非凡的宝物，据说一直传了好几代，但此后的下落，却无人知晓，不知道是被上天收回了，还是由哪个幸运者秘密地藏着，或者静卧在某座无名池塘的深处，被千百年的淤泥所掩盖，目击着中国人度过漫长的饥荒年代。
穷汉谢端的桃花运
陶渊明撰写的《搜神后记》，没有步《述异记》的伦理后尘，而是在《发蒙记》基础上加以扩展，细化为一个动人的情欲故事，它描述谢端幼年时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所幸被好心的邻居收养，一直到年十七八岁为止，品行端正，从不干出轨之事。后来自己出去住了，也始终没有机会成婚。乡人看他可怜，就立下乡规，大家一起帮他找媳妇。而谢端本人则“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很像是一个牛郎式的勤勉农夫，但因实在太穷，婚事方面终究没有任何进展。
后来谢端在附近发现了一只大螺，形如三升大的水壶，以为是件宝贝，就拿回家放在水瓮里，养了好几天。谢端每天从田野耕作归来，家里都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以为是好心的邻居所为。就去感谢那个邻居，不料对方说：“俺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谢俺干哈？”谢端以为邻居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再次前去酬谢，邻居笑道：“你已经自己娶妻，偷偷藏在家里烧菜煮饭，却还要说俺帮你？”谢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
为了弄清事实，谢端这天出工干活，却早早地返回，躲在篱笆外偷看，但见一个少女从水瓮里爬出，到灶台下点火治炊。谢端进门到水瓮边去查看大螺，那里只有一个空壳，就到灶前问道：“这位新来的姑娘来自何方，为何这般帮我做饭？”少女神色惊惶羞涩，想要回到瓮中，却被拦住去处，只能如实说出自己的来历：“我是银河的白水素女，天帝可怜你少从小丧失父母，品行端正，因此派我帮你打理伙食，十年之内，助你发财娶妻，然后自会离去。但你平白无故偷看，使我真形败露，不便继续留在你家。你以后还是要好好劳动，我留下的这只螺壳，可以生出米来，不会让你饥饿。”谢端百般恳求她留下，却始终不肯。当时突然风雨大作，螺女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纪念这段奇缘，谢端为螺女立下神位，时常加以祭祀。他的生活虽没有暴富，却从此变得丰足起来，于是就有乡人把自家女儿嫁给他为妻。谢端的生命高峰，就是当上了县令，成为国家官吏的模范成员。这是来自螺女的馈赠，她遗下的螺壳，彻底改变了一个光棍农夫的命运 。
这是有史以来叙述最完备的海螺（田螺）姑娘故事，它隐含了情欲和温饱的双重命题，也就是农业时代光棍的两个基本愿望，同时又给定了一个受奖的道德前提，那就是必须是孤儿并且品行端正，这两项标准与其说来自天庭，不如说来自朝廷，它旨在收编那些符合道德规范的政治弃儿，把他们纳入庞大的国家行政体系。
环保志士吴堪的白螺艳福
晚唐皇甫氏所撰《原化记》，收录了吴龛（后改作吴堪）的故事，其事迹与谢端非常相似，但发生地点却被移置到江苏常州义兴县，而主题更是由国家主义道德转向“环保”，并且注入了抵抗国家霸权的冲突性元素――
从前有个叫做吴堪的鳏夫，身为县里的小吏，性情恭顺，还是个开展环保运动的民间志士。他家面临荆溪，常在门前用竹篱遮护溪水，不让它遭受污染。每天从县里办公归来，总是临水看玩，又敬又爱，也算是一种光棍的情感寄托。
几年以后，吴堪偶然在水边捡到一只白螺，就带回家用水养了起来。从此回家时都有了喷香的饭菜。邻居的母亲告诉说，他每天上班后，就有一位十七八岁、衣服轻艳的美丽女子来置办饭菜。吴堪疑是白螺所为，第二天假装出门，躲入邻家去偷看究竟，但见一个女子从他屋里出来，又进了厨房。吴堪赶紧推门进去拜谢，美女解释说：“上天知道你敬护泉源，工作勤快，又同情你孤苦一人，派我为你操持家务，幸好你看见了真相，不至于怀疑我的来历。”从此螺女成了他的媳妇，夫妻间的万般恩爱，自在不言之中。
环保故事讲到这里，本应功德圆满，但反抗暴政的戏剧还尚未开始，因而下面的情节，成了一场险象环生的叙事突变――
当时的县令听说吴堪的艳遇，垂涎三尺，意欲横刀夺爱，设下了陷害他的计谋，然后召来吴堪说：“我要虾蟆毛和鬼臂这两件东西，今晚就来衙门交货，不然就严加重罚。”吴堪回家后神色忧郁地告诉了爱妻，妻子劝他不要担心，转身出门，不久就为他找来了这两件古怪的物事。
县官第二次召见吴堪，又故技重施说：“我要蜗斗（有的本子记作“祸斗”）一枚，你马上为我找来，否则会大祸临头。”吴堪回去告诉妻子，妻子又为他牵来了那头名叫“蜗斗”的怪兽，大小和形状都很像狗类。吴堪把怪兽送给县官，对方见了后勃然大怒：“我要的是蜗斗，这分明是狗嘛！又问它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吴堪说它能吃炭火，也能排泄粪火。县令于是烧红了木炭让它进食。蜗斗吃了后，排在地上的粪便都变成了火团。县令怒道：“此物有屁用？”正准备加害吴堪，火焰猛然烧起，迅速点燃了整个县衙，烟尘之大，一直随风飘到城门，县令及其全家都在火灾中化为灰烬，而吴堪和他的螺妻却从此失踪，变得杳无音讯，想必是逃亡到了某个世外桃源。男女主人公的这种谢幕方式，正是专制时代的奇异特色 。
田螺和女阴的秘密联盟
《原化记》版的螺女故事，无疑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阐释结果，它要向我们表明小公务员反抗的正义性。他是如此勤勉地为政府工作，而又酷爱自然，却还是成了专制权力的蹂躏对象，这足以验证这个世界的黑暗性。奇怪的是，巨大的火焰和螺女所代表的水世界是截然对立的，却统一在抵抗的意识形态结局里，为中世纪的苦闷提供出路。
但螺女故事不应当承载如此沉重的政治语义。我已经说过，它仅仅是一种与温饱和情欲相关的愿望，被编织在螺的意象里，成为单身男性农民的美妙春梦。
螺在中国文化象征图谱里是多义性的，它是藏传佛教的神圣法器，是水手传递消息的嘹亮号角，但在汉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却因自己的柔软潮湿的身躯、螺状旋紧的洞壳，以及强大的繁殖力，成了模范女阴的隐喻。
《水经注》曾经记载说，贞女山下有人形巨石，高达七尺，状如女子，相传有女载这里采螺，突然遇到风雨，白天黑得犹如暗夜，而采螺女忽然化为巨石。这是螺和女人有关的另外一种证明。采螺女其实就是螺本身，她们在风雨里幻化，让世人感到深深的迷惑。螺与女人的关联变得如此密切，以致它以后径直成了女人的古怪象征。而一旦从里面钻出美丽的少女，似乎已经不再令人诧异。
唐代的薛用弱所撰写的《集异记•邓元佐》，记载一个名叫邓元佐的颖川人，终日游学在外。一天将抵达苏州，却误入一条曲折危险的小路，十多里地没有见到人家，满眼望去，只有漫漫荒草而已。当时天色已近黄昏，元佐忽然看见了灯火，就赶紧找寻过去，只见一间蜗牛壳状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元佐就敲门说，我迷了路，希望娘子能够容我留宿一夜。那女子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坐上土榻，又端来美食招待，而后又伴着元佐就寝，风流快活了一夜。天明后元佐才发现自己原来置身于田野，身边卧有一枚大螺。元佐想起昨晚吃的美食，不觉呕吐起来，吐出来的都是青泥。元佐感叹良久，并没有去伤害那螺。从此投身于道观，再不出门旅游。
这是田螺直接幻化为女人的另一个事例。它再次向我们证实了这种腹足类软体生物的奇妙。与狐狸精截然不同，它的形象看起来是如此卑贱，以致游学者邓元佐会在事后呕吐不已，但它就是零成本的乡村女人的化身，质朴而又美丽，与田野、泥土和黑夜完全融为一体。
羽衣仙女VS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故事，在中国有着各种类似的叙事母本，除了我们提及的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还有傣族的“召树屯与南木诺娜”，而更具全球性观赏价值的，则是著名的“羽衣仙女”故事。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十四（另见《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三•禽鸟四），记载了一位豫章郡新喻县（今江西新余）农民的奇遇。当年他看见田野中有六七个美女，全都穿着羽毛做的衣服，他不知道那是羽衣仙女，就匍匐着靠近她们，拿到了其中一位脱下的羽衣，把它偷藏了起来，然后现身走向那些仙女，她们受了惊吓，赶紧各自飞走了，只剩下一个仙女无法还原成鸟形，结果成了农夫的俘虏。他大喜过望，娶了这个仙女做自己的妻子，还跟这个会飞翔的妻子生下三个女儿。但仙女显然对这个粗俗的男人非常厌恶。她忍耐了很久，等到孩子长大，指使她们向父亲打探羽衣的下落，知道它藏在稻谷下面，便找机会偷取出来穿在身上，悄然飞走了。后来她又带着羽衣来迎接三个女儿，领着她们一起飞走，从此一去不返。可怜的农夫水中捞月，他的家园理想最终成了飘摇的泡影 。
但《敦煌变文集》里所辑录的《搜神记》，却与现今流行的版本大相径庭。它叙说农夫与仙女结婚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名叫田章，五岁时受董仲先生（疑为董仲舒之讹记）指点，找到了飞走的母亲，又被母亲以羽衣送上天庭，被天帝所怜恤，教了他许多方术，还授其八卷天书，从此通晓天文地理。返回人间后，其少年才学迅速传扬开去，消息一直传到京城，天子龙颜大悦，提拔他当了宰相，实现了一个守法农民所能企及的最高理想。
然而，就大多数农民而言，与会飞翔的妻子相比，田螺（海螺）姑娘无疑显得更为忠诚可靠。她们爬行在潮湿而芬芳的土地上，或者停栖于池塘与小河的水线下，安静得像一些细小的雕塑，接受着来自贫苦农夫的思念。没有任何事变能够击破这种卑微而宁静的生活图式。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田螺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在那些炎热的夏季之夜，食客们的嘴脸浮现在大排档的灯光下，仿佛是一些和平的杀戮者，沉醉于田螺的廉价的鲜美之中。这是城市欲望开始无限膨胀的时代，它粗暴地退出了对于螺女的天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