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身份的辨认程序
身份的辨认（阅读、阐释）是专制社会的重大程序。身份作为一个“根文本”，其书写（制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供国家的雇员进行阅读，从中获取必要的分辨代码。战国时代的商鞅，首次提出建立严厉的户籍制度的方案，并第一个下令使用道路通行证和游客投宿旅店的介绍信检查制度。商鞅的政治创意的焦点，在于从两个向度上确立了身份辨认机制：利用官方颁发的身份证明文件，对居民实施户籍辨认，而对“游民”（游客）则实施通行证－介绍信辨认。秦王国籍此确定受检者的身份，看其究竟是帝国的敌人，还是帝国的顺民。这种商鞅辨认系统是行之有效的，它被沿用了两千年，到今天还在有力地运转，并且在技术和种类上日益完善。
角色身份
现代中国沿用的商鞅辨认系统，主要依赖于三大身份标识：第一身份：国民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护照）；第二身份：户籍证明（户口簿或居住证）以及第三身份：单位证明（工作证或介绍信），19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身份”的地位逐渐被“第四身份”所取代，那就是文凭（学历和学位证书），它成为个人寻求职业的主要凭证。但这些用以“验明正身”的证件仍然可以是伪造的。在中国，只要花费数百元甚至几十元，就可以购买一个伪造的证件。这些伪证不仅为流氓制造了代偿性的“面具”，而且为行政官员的晋升和普通民众寻求“新身份”提供了重要出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扩大，公安部在零年代开始全面推行“电子身份证”制度，它的电子辨认和档案检索功能，不仅能够有效地阻止身份伪造，而且令国家对个人政治面目的甄别变得轻而易举。
心灵身份
心灵身份
但是，利用证件和电子档案进行身份辨伪，所获得的资讯仍然相当有限。任何被提供的角色身份都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社会面具，而内在的真实身份仍然暧昧不清。如何确认内心的忠诚和叛逆，也即透视人民的心灵身份，成为奥维尔的幻想小说《1984》的一个奇妙主题。
斯大林的助手们曾经发明过书写“自传”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民众的自我历史陈述，对其心灵身份进行深入辨认。这是集权国家主义的重大发明，在反右运动时就在中国获得大规模运用，并在“文革”期间达到高潮，出现了人人书写“自传”（还应包括各种“检查”、“反省”和“检举”）的盛大气象。这些“自传”最终成为“造反派”官员进行政治甄别和“阶级”归类的依据。
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竟然也同时成为自传作者进行自我确认的途径。借助“自传之镜”，“传主”在不断经历回忆和对其进行政治化阐释之后，终于“洞悉”了自己的身份。但这时获得的身份是经过修理的，它是一个被歪曲了的镜像，映照着一张根据政治诉求而刻意变形的脸庞。在“文革”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的前提下，这个身份手术是完全自觉的，体现了“四人帮”对人的心灵改造所达到的惊人深度。它制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身份，用来替代“真我”的心灵身份，以完成对政治信仰及其国家组织的归属。问题的核心在于，在集权国家主义时代，第一身份总是企图向第二身份靠近。尽其可能地去模仿和复制它。它们间所存在的差异，在道德上是可耻的，需要通过不断的忏悔加以修正，从而最终实现灵魂的“自我改造”。
在1976年之后，内在的身份和外在的身份的脱节变得更加严重，身份的虚假性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所有人都置身于一个政治话语的虚假语境之中，扮演着戏剧化的角色，心灵身份的真实性已经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是否采用了官方的话语体系。它是一个有关身份的伪造的政治镜像，仅此而已。身份和话语（角色）的严重脱节，成为新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复合身份
主体的身份复杂性可能还在于，除了拥有土地、国家和自我的三位一体的身份结构，他总是拥有多个彼此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社会身份。中国历史上的流氓就是如此：他是江湖秘密帮会的首领，成为称霸一方的强梁；他同时也是受人尊敬的模范乡绅，充当地方士绅集团领袖的角色，掌控了乡间的宗法（地域政治）权力；他甚至还可能是国家任命的官吏，执掌全体民众的田赋、劳役以及生杀命运。20世纪上半叶年代称雄四川的大地主刘文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军阀大多如此）。中国的士绅集团的主要成员，大都拥有这样的复合身份，他们是流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二为一，同时统治着白道和黑道两个世界，并由此成为社稷的栋梁与中坚。
流氓和国家的双重身份，解释了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流氓的丛生而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遍及中国大地的士绅集团，在平衡国家和流氓的关系中发挥着强大功能。他们在国家衰微时拥兵自保或起兵叛乱，成为国家的死敌，而在国家强盛时期以宗法制度管理乡村社会，保证国家统治的稳定和安全。士绅集团的这种两重性以及在不同语境中的身份的自我转换，就是中国社会能够迅速在流氓叛乱后迅速自我修复的奥秘。（作者：朱大可，摘自《流氓的夜宴》第二章）
本文插图：王广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