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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维宣
陈枫(实习生）
潘鹤
与雕塑谈一场恋爱
漫步在海珠广场，一座硕大的雕像便呈现在眼前。威武的人民子弟兵挎着小米袋，一手持枪、一手拿花，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英雄走过的地面铺满鲜花。无论是对于广州人还是很多外地人来说，这座雕像都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这就是解放广州纪念像。
这座家喻户晓的雕塑的创作者正是著名雕塑家潘鹤。1925年，潘鹤生于广州市，1940年开始从事艺术活动，迄今为止，他主持设计了100多座大型户外雕塑，分布在全国60多个大城市，如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女”。有的走出了国门，如耸立在日本长崎市的“和平少女像”。2004年，他获国家文化部颁予“艺术终身成就奖”。
潘鹤在广州土生土长，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走进他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家，竟是一个艺术品的天地：工作室的桌上、地上、椅子上，摆着一个个小型塑像、工具、有关的书籍，墙上则是一幅幅的书画作品。潘老当时正受疾病困扰，两天后又得重回医院，但只见鹤发童颜的他精神奕奕，思维敏捷，谈起往事如孩子般率真，嬉笑怒骂尽在脸上，还不时开个玩笑，幽默一番，完全看不出还在病中。
皮球性格 越打反弹越强
潘鹤介绍，雕塑这门艺术在20世纪发展曲折。在古代，我国雕塑艺术和埃及、希腊、罗马一样繁荣，然而自清末以来开始衰落。这是由于我国的雕塑完全依存于封建神权，在反封建、反神权的斗争中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
“建国后我们国家虽然设立雕塑系，但更多是出于面子问题，因为国外都有雕塑系，我们不能‘落后’。但这问题就大了，雕塑艺术找不到出路，学生毕业后就没前途。他们要么去美术学校当老师，但名额很有限；要么去工艺部门，但工艺部门多是功利性的，根本不能为他们创作提供很好的平台。作为老师，对此我很无奈，也很心痛的，明知雕塑没有前途又要教他们这门技艺。”他说。
他回忆，以前雕塑系很冷很偏，有时只招6个学生，但还是招不够，而且招来的学生大多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教育部干脆要取消雕塑系，不取消就要改做民间雕塑，像象牙雕、玉雕等等，不准做西洋雕塑，因为只有这些能迎合国外市场的需求出口，我国的雕塑走上了‘绝路’，甚至是‘穷途末路’。”潘鹤说。
然而，潘鹤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我快要忍无可忍了。一直以来，提高雕塑艺术、雕塑家的社会地位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很小就对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但艺术家在当时社会地位很低，而且很穷，我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律师，他强烈反对我走这条路，亲戚朋友也因此看不起我。也因为选择艺术，我失去了我的初恋情人。原因是她的父母觉得艺术家‘与戏子差不多’，想逼我改行。从那时开始我就想，到我这一代，这种局面一定要改变。”他说。
潘鹤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曾被关进牛棚监禁和批判，被下放三水参加干校劳动改造，但性格坚韧的他，却始终怀着一份执著，千方百计要为雕塑艺术找一条出路。“社会的歧视和各种‘运动’都打不倒我，我觉得我的性格就像一只皮球，有些人是一打就泄气，我是越打反弹力越强，跳得越高。”潘鹤微笑着说。
走出户外 倡导城市雕塑风潮
中国的城市雕塑风潮就是于上世纪80年代由潘鹤倡导起来的。此前，中国的城市雕塑基本为零，只有上海、南京等几个大城市有个别雕塑。全国的孙中山雕塑一半以上都是由外国人做的。“经济没发展起来，我们对雕塑又缺乏宣传，人们不理解：大型雕塑非文非武非工非农，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既要花钱，又收不回门票，为什么要建它呢？”潘鹤介绍当时的情形。
在他看来，雕塑不能单局限于室内小型摆设或美术展览，而应该走向广阔户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经常有机会出差到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每到一处，他就向当地的领导、干部、群众讲解什么是雕塑、为什么在城市建雕塑等等，介绍外国的做法和经验，甚至和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激烈论辩。
“我的这些言论在当时颇受争议，一些人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媒介对我进行了批评。我无所畏惧，通过谈话、写文章等方式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一一进行反驳。我是想要通过制造舆论，让人们慢慢从观念上接受和支持城市雕塑的建设。”谈起当年的风风雨雨，潘鹤微笑着，依然自信满怀。
有了初步的实践，上个世纪80年代初，潘鹤把它上升总结为理论，于是有了1981年《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一文。在那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提出：“雕塑应该与城市建设、园林规划、公共场所美化、纪念地的点睛、旅游地的部署及大型宾馆的‘造景’取得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才能发挥它的所长。”文章提出了城市雕塑的倡议，这些言论在当时反响巨大。
让他高兴的是，在他的推动下，“让雕塑走向户外”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政府纷纷建立城市雕塑领导小组，开始从城市建设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城雕的建造。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领导小组及艺术委员会”成立，城市雕塑四面开花，雕塑艺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方案胜出 几经思量改细节
潘鹤的很多作品广为人知，在广州，其代表作便是矗立在海珠广场的标志性雕塑——解放广州纪念像。
这座纪念像原来由另一著名雕塑家尹积昌设计，1960年1月1日落成，在“文革”初期被毁。1980年，在潘鹤等人的建议下，解放广州纪念碑领导小组被保留，潘鹤被任命为副组长。“那时，我们在全国征集设计方案，筛选出108个制作成石膏像在文化公园展出，由全民进行投票，最后挑出11个方案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讨论、确定，情形就像现在的‘海选’。当时我有两个方案入选，最后确定选用我其中的一个。”潘鹤笑着说。
设计方案确定以后，潘鹤很高兴，但冷静下来，方案被选中的喜悦，很快被不安代替，并对方案进行重新思考。“我当初的那个方案设计是一名解放军一手持枪、一脚踩敌人旗帜”。他说，当时应征设计方案是凭着一股激情，一旦方案确定下来后，便开始发现有不妥之处。“世界上好多东西都是欢呼激动一时，但雕塑是永恒的、不灭的。要放一百年、两百年甚至千年。将来国共还要合作的，到那个时候，这个雕塑就不合时宜了”。
于是潘鹤便打了一个报告，表示自己在设计方案时由于很匆忙，方案还不够完美，希望能对原来的方案进行完善。这份报告得到批准后。经过修改，解放广州纪念雕像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潘鹤的作品很注重个性，本土化特征浓郁。“睬你都傻”(广州话，大意是：“理你才怪”)是潘鹤于“文革”结束之后雕刻的鲁迅头像的名字（另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名字是《横眉冷对》），那飞扬起的头发、蔑视的眼光和高傲的、横眉冷对的正义之气，给观者以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城雕 城市艺术品位晴雨表
那什么才是好的城市雕塑作品？潘鹤认为至少要做到“真、善、美”。“所谓‘真’，就是要表现真情实感，不能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把生活在某个时间空间里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所谓‘善’，就是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益。所谓‘美’，是给予观看者震撼力。”
他笑着说：“搞雕塑，好像谈恋爱一样的，你对对方没有感情，任凭你怎么花言巧语，都是没用的；你有感情，顺其自然，就是不讲话也含情脉脉。我觉得艺术也一样，不要以为技术高就行，玩弄技巧不能代替感情的表达。”
“雕塑是一种永恒的艺术品。”潘鹤说，人类最早都是以雕刻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而这些东西也是留存得最久的。城市雕塑是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艺术水平的晴雨表，从城市雕塑，就可以看出城市的文化品位。
潘鹤计算了一下，他这一生中经历了16场战争、38次大大小小的“运动”。回首往事，潘鹤感慨地说：“我成长在乱世，为逃避战火，念书也是断断续续，经历了20世纪最丰富最波澜壮阔的年代，年轻时还认为是倒霉，现在看来却是自己艺术生涯中千载难逢的际遇，正因为这些经历，才成就了现在的艺术。我可以反映前人未曾反映过的事物，抒发前人未曾抒发过感受。”他说。
而对于所取得的辉煌，潘鹤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现在是“能癫就癫”。何解？他当场诵诗一首：“转眼人间八十年，世风日下钱钱钱。老来方知徒悲愤，能癫就癫过一天。”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与命运、与世俗斗争的战士晚年对于人生的思考和超脱。
孔繁伟
五羊背后的故事
广州越秀山，绿树葱茏，风景优美，木壳岗上，高耸着一座五羊雕像，只见那母羊昂首远望，口衔谷穗，深情眺望着这座城市，其余四羊，环绕其身，亲密依偎，或嬉戏、或吃草，或吸乳，姿态各异，造型优美，情趣横溢。
据《广州旧志》记载，周惠王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广州又称楚庭。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的山羊，羊口衔着优良稻穗，降临楚庭，祝愿此处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头留在广州的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
为了纪念这个美丽的传说，1959年，艺术家尹积昌、孔繁伟、陈本宗等设计创作了这个五羊雕像。整个建筑高11米，由53立方米石料组成，重2吨左右，最小的那件是小羊的尾巴，重50公斤。
到农场观察羊群生活习态
今年77岁的孔繁伟是这座雕像的创作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设计过程，他仍然记忆犹新。“1956年，我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雕塑工作室，我和师兄陈本宗这年年底一起坐火车从武汉到了广州。不久，工作室就接到任务要做五羊雕塑，同期接到的任务还有孙中山像。当时，广州大型的市政雕塑创作很少，我们热情高涨，五羊雕塑的设计创作小组就有六七人。”孔繁伟说。
孔繁伟回忆，由于他在城市里长大，不了解羊的生活特性，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于是他和陈本宗决定去华南农业大学畜牧场去观察羊群。当时公交系统还不很发达，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到那边。他们一边细心观察羊群的活动情况，一边速写，也是在这次的实地考察中，他们注意到了羊群中的领头羊。
孔繁伟回来后，数易其稿，设计了体现“友谊、爱情”主题的羊群，而陈本宗则设计了体现“跪奶之恩”的羊群。当时是原广州市市长朱光亲自负责这个项目，在众多的设计中，他对孔繁伟和陈本宗的主题最为满意，要他们把这两个主题综合起来。
至于领头羊的创意，孔繁伟解释，一方面那是时代要求的产物，与小羊相比，它显得更成熟、挺拔，有领导者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顺应越秀山木壳岗椭圆形的地形地貌，金字塔式的设计显然比较合适。“朱光市长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在五羊雕像定稿过程中，他提了很好的意见。那时，市委宿舍就在工作室附近，他下班的时候经常到这边来和我们交流。我们的初稿、二稿，他亲自用铁丝刮泥反复修改，直到最后满意为止。”
两次修复“五羊”完整如初
定稿出来后，就要开始打石头了。孔繁伟介绍，当时广州的打石工人只会打平面的建材，而艺术雕塑需要用球点机进行立体打石，1959年，他出差去北京，从北京雕塑工厂请了几十个工人到广州。石头则主要是使用本地的花岗岩，一共用了200多块。
孔繁伟的名字与五羊雕像紧紧连在一起，他们的缘分也不仅止于1960年。上个世纪，他还参与了两次重修五羊雕像的工作。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小羊的角被破坏掉了，然而，当时的罗马尼亚总统马上要到广州来访问，并计划到五羊雕像参观。孔繁伟马上被紧急召集为五羊“做手术”。时间太紧，孔繁伟等决定采取权宜之计：用石膏制作“临时羊角”，再涂上最接近的颜色。参观访问结束后，他们再为四只小羊进行修复。
第二次是在2001年，当时五羊雕塑遭雷击，领头羊的一只羊角被击落，专家们一起亲自为五羊雕像制定“救治”方案，在五羊雕像旁边的树林中竖起一支进口避雷针，为这座广州标志性雕塑解除了安全隐患。
讲古台
高第与阿香
颜志图
从前，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财主，他以“善人”自称，天天都煮一大镬粥端出门口，分给乞丐吃。负责分粥的是叫阿香的婢女，那群乞丐见她年轻，就趁机揩油了，故意挨过去，搞到阿香连忙缩后，分又不是，不分又不是。有个叫高第的青年乞丐实在看不过眼，喝道：“人家好心分粥给我们，我们不能这样无礼，让我来分！”说完，接过舀子，一人一舀。阿香很感激，以后便把分粥的工作，交给高第代劳了。
阿香见高第虽清瘦些，但不失英俊，尤其是有股正气，便渐生爱慕之心，每每将较好的食物暗塞给高第。那些乞丐见到又来取笑了，说她是“高第妻”。怎料这句戏言被财主听到，财主勃然大怒，说她败坏门风，把她活活打死。财主的母亲闻之，赶来制止，但已迟了。因阿香服侍自己很好，死了确实痛惜。于是便将一对金耳环，暗放在阿香胸襟内，作为陪葬。
仵作抬着殓阿香的棺材到下塘山头，刚掘了几下地，忽见乌云密布，大雨将至，急忙丢下锄头，跑下山吃饭去了，棺材在山上任由风雨扑打。
再说高第知道此事后，很伤心：“阿香是因我而被打死的，我要送她最后一程才是。”打听到下葬的地方，连忙赶去下塘山头。那时大雨滂沱，高第也顾不得了，一见棺材就抢步上前，跪在地上，拍打着棺材，悲叫道：“阿香，是我连累了你呀……”咦，忽然听到棺材内有声响，“难道阿香未死？”他马上拾起锄头，把盖撬开，扶起阿香。
看官，其实阿香是未死的，只是休克而已，因高第拍打棺材震动，使阿香悠悠苏醒。她一见这样情景，就知道什么事了，哭着说：“高第，我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不如，不如我跟你一起生活吧！”说到这里不由得面红起来。高第摇头道：“不成，我是个乞儿，自身难保，又怎能养妻活儿呢？再讲啦，我只有一间乞儿窝，也不是你住的地方。”“不怕，我是捱惯苦的。”她因痛摸摸胸口，发现有对金耳环，知是老太太给她陪葬的了。就说：“高第，不如将它作本钱，做些小买卖，我们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吧！”高第被她真情实意所感动，于是背起阿香下山而去。
两人结为夫妻，开了个小摊档，因童叟无欺，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时来运转、居然成了富翁。那财主死后，家道败落，高第买下他的大屋，并在此街买了很多房子，分给无屋的穷人住。后人为纪念他，就将此街称作高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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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鹤在工作中。
潘鹤作品《艰苦岁月》
孔繁伟在进行雕塑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