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我国又于2000年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为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进展情况，近日，记者走访了这两个工程的参与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国内外学术界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五帝、夏、殷和周的本纪，构建了“三皇五帝”的中国上古史系统。根据这一体系，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个说法延续了两千多年，没有人怀疑过。上个世纪初，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开始对封建文化体系下形成的理论、学说提出质疑，有学者就认为“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靠不住。20世纪20年代初，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当时的一些学者就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希望找到真正可信的史料。这个研究的过程到现在都没有结束。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为了弄清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特点以及长盛不衰的原因，希望能够把这一过程理清。 通过研究，现在学术界倾向认为，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都属于夏文化。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遗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整个商代的历史都是可信的。周代的历史就更不用怀疑了。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的发现，特别是最近在岐山周公庙发现的周代大型陵墓、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和甲骨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周。 记者：这些遗址的发现确实意义非凡，它有助于我们确认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一般认为，中国从夏朝开始建立国家，从此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人们对什么是文明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请谈谈您对文明起源标志的理解。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和发展过程，学术界是否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 李伯谦：对于文明起源的标志，我们一般采用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即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按通常的理解，文明形成的前提必须是生产力的较大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出现分配不平等，人群分化成不同的阶层和阶级。为了解决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凌驾于这些阶级之上的国家机器便应运而生，所以我们把国家的形成作为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但国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提出国家的具体标准，一般包括出现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些东西确实都和文明有关系，都可以看作是文明的因素。但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文明。就某一个文明因素来说，不一定是文明形成的必然标志。比如金属器和文字，在有些地方，它们在文明初期只是刚刚被发明出来，还没有在社会中广泛使用，不是形成文明的决定性力量。并且，不同地区文明因素的特点也不一样，因此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标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我国来说，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期。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已经产生了文明的因素，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和文明有关的迹象，比如红山文化中的祭坛、积石冢、玉器等。这个阶段宗教信仰非常强烈，神权至上，已经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物，只不过他只能通过掌握祭祀大权与“神”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距今五千至四千年这个阶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文明发展到社会转型期，即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时期。这段时间就相当于考古学上讲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对于五帝，是否真有其人不必太过在意，但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则是完全可信的。这个阶段是一个转型时期，此时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愈演愈烈，区域政治中心纷纷涌现，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军权、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开始形成。因此，把龙山时代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来看，许多学者也同意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绮先生提出的观点，即古国、王国、帝国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三大阶段。古国是指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务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王国是指王权国家，国家的主宰是通过战争涌现出来的军事首领，是军权与王权集于一身的人。在这个阶段，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也开始产生维护、实行这些权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夏商周都可以说是这类性质的王权国家。帝国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记者：我国地域广阔，中国古代文明是多个地方的文明融合在一起，还是一种文明向四周扩散发展？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就是说不只有一个源头。以前一直认为，华夏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兴起再传播到周围地区的。现在发现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内有很多文明中心。比如，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它的文明程度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时代，但又与中原文化不一样。长江中游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也有庞大的古城。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它的玉器制作非常精致，还发现了大型祭坛和贵族坟山。在黄河流域，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是中心；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辽西、内蒙一带，也分别是中心。这些不同的中心都是相对独立的，在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这个阶段发展的程度很高，并不比中央地区差。因此从整体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过，后来这几个文明中心大部分都衰落了。衰落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可能是社会因素。比如良渚文化，有学者就认为它的衰落是由于社会财富大量地浪费在宗教祭祀活动上，没有用于再生产。各地文化之间相互冲突、融合，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在夏朝建立后，慢慢形成了以夏商周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华文明逐渐走向一体。 记者：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今后还需要重点对哪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李伯谦：首先，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虽然已经建立了基本框架，但仍有不少具体问题尚未解决。例如，关于夏代早期夏文化的问题，关于商代都城的问题，关于周代王陵的问题等，都还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研究。其次，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和途径，虽然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对文明形成的基础、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成的动因等理论问题较少涉及，或者存在着简单照搬外国理论的偏向。这些问题都是今后研究的课题。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在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问题上能够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