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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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新自由主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社会保障的过分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更要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政策加以抵制，防止社会公正的丧失。

　　首先，新自由主义为自己设立了这样一个假想性的前提：如果市场被允许不受干预地自由运行，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最优化结果。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以及对贸易、投资的限制都是不必要的外部干预，将会影响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具体体现，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自然秩序”，除了旨在突出市场机制作用外，还为了突出个人自由，因为个人自由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坚实基础。为了保障个人自由，人们就必须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将会扰乱市场的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摒弃政府干预，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公平的市场竞争，进而使经济活动富有效率。因此，在社会保障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进行干涉的福利国家，鼓吹将社会服务纳入到市场化的轨道中。

　　其次，新自由主义积极鼓吹私有制，极力反对公有制。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私有制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只有实行私有制，个人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只有个人自由得到保障，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之下，经济才能够自动地实现均衡，达到绩效最优。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实现个人自由，必须将国家所有的企业统统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其中包括银行、铁路、公路、电业、学校、医院，甚至于供水系统这样关系着千家万户生活的设施也不能例外。结果，私有化必然会导致国家政府社会保障能力的弱化。

　　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保证市场自由，实行非管制化，削减公共事业开支，包括政府在教育、医疗、劳动保护等社会服务领域里的公共开支，拆除为穷人设立的“安全网”。为了给非管制化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新自由主义鼓吹：社会是由众多的自由人个体组成的，其经济活动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个人要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实现社会的进步。同时，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也意味着鼓励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培养人们的竞争能力，调动人们的潜能，加强个人责任感。而国家干预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客观上助长了人们依赖政府的“懒汉”思想。

　　环顾世界，那些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各国政府纷纷削减各种生活补贴和福利支出以及教育基金，剥夺劳动者生存的物质基础。它们打着抑制通货膨胀的旗号，削减民众的生活收入；放松金融管制，抬高利息率，使普通人无法获得贷款。同时，这也造成了非生产性的投机活动猖獗，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谈判权利减小，工会作用弱化，工人的无偿劳动增多。

　　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政策的推行造成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1980年至1992年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逐渐兴起的时期。期间，新自由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结构调整计划”，奉行财政紧缩政策、减少补贴、解雇工人等政策，贫困人口从1.36亿猛增到2.66亿。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从1991年至1998年，墨西哥工人的就业率从73.9％下降到了61.2％。同期，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所占比例从4.6％上升到了12％，自谋生路的工人的所占比例从16.6％上升到了22.8％。

　　可见，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理论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消极社会影响。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在私有制下，穷人与富人的起点不是平等的，结果也不会是平等的，但机会却是均等的，穷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变成富人。哈耶克说：“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但事实上，这产生了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世界上的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公司精英”的手中，而广大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小企业则日益陷入贫困的悲惨境地。

　　从社会阶级关系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破坏了民众抵御市场自发力量侵袭的社会安全网，不仅导致了贫困人口的激增，也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态势，削弱了工人与资本家谈判的能力。新自由主义还宣扬个人至上，主张追求个人狭隘的私利，奉行按收入、种族、性别和民族划线的政策，造成了尖锐的社会对立，破坏了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团结。正如卡多索所说：“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出现，加剧了竞争，并在效率的要求下产生了一种严重的自恋式的个人主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在指导方针、政策措施方面，我们要“重视扩大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陷阱，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战略的高度将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看作为关系着社会稳定的关键性问题。社会保障并非如新自由主义者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国家政府的纯粹负担，它是联系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的纽带，还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它能够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危机、充当市场经济的“减震器”。如果听任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肆虐，势必会加剧中国公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动摇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信心，造成中国社会的动荡，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拉丁美洲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