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 浙江省委党校法学部
案例简要
胡飞（化名），将一张原价为123元的无座票，以15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随后，上海铁路公安处以倒卖有价票证为由，将胡飞拘留5天，同时收缴退票款98元。胡飞将上海铁路公安处告上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认为自己不构成倒卖车票，要求法院确认被告处罚行为违法，撤销处罚决定，赔偿精神损害等共计18万余元。中原区法院一审认为，上海铁路公安处对胡飞的处罚决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其处罚决定，赔偿胡飞594.55元。一审判决下达后，上海铁路公安处提起上诉。他们认为，倒卖车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按原(低)价买入，然后高(平)价出售的行为。胡飞的行为就是倒卖有价票证，他们拘留胡飞没错。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认为上海铁路公安处处罚有理——因为依据胡飞的询问笔录，买票人陆某的询问笔录，民警的查获经过，查获的车票等主要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胡飞倒卖火车票妨害社会管理的违法行为存在。郑州中院还认定，上海铁路公安对胡飞作出了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并未显失公正。最终，郑州中院下达终审判决，撤销中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胡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评论
本案中的行政处罚是否公允，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考察。
公安处的处罚根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第3项的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倒卖车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据此，上海市铁路公安处适用了其中的情节较轻，并且是最轻的处罚，行政拘留5天。然而，从普通人的法感情来看，出卖自己买来的火车票，仅仅获利27元，换来的是拘留5天，难道不是行为和后果的严重失衡吗？
表面看，该处罚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按照法律的规定，可是，如果我们对比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第2项的规定，就会发现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过重，过去，对于倒卖车票的行为，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根据这一规定，对于胡飞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选择警告或者罚款或者拘留，合理的处罚结果可能是警告，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最轻的结果是5天的拘留，行政机关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从这一个事件可以看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的规定的行政处罚，明显过重，属于立法不当，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无法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行政处罚的种类。
但是，对于立法轻重失衡的，执法机关可以根据具体的事情，自由裁量，而不是貌似严格执法，上海铁路公安仍然存在执法机械主义的错误嫌疑。即使是在现行的法律下，执法机关仍然有作为的余地。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立法和司法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再根据第19条的规定，这个事件属于情节特别轻微的案件，可以减轻或者不予处罚。如果选择不予处罚的话，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如果选择减轻处罚，找遍整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却找不到如何减轻处罚的具体规定，因此，必须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刑法的一般惯例，减轻包括从重的处罚到轻的处罚的减轻，也包括处罚本身的减轻。因此，5日以上的行政拘留，从理论上看，可以为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或者罚款或者警告。这样就可以保证第5条原则的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