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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元冲简历
姓 名： 邵元冲 学 籍： 杭州浙江高等学堂 字 号： 翼如 党 派： 中国国民党 籍 贯： 浙江省绍兴 生 卒： 1890-1936 军 职： 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兼政治教官 邵元冲，字翼如，绍兴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秀才。 清光绪三十二年，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同年，加入同盟会。 清宣统元年(1909)，举拔贡。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省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 清宣统三年，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 民国2年(1913)7月，“二次革命”起，赴江西湖口，参加 讨袁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 民国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担任《国民》杂志编辑。后任中华 革命军绍兴司令官，与夏尔图谋控制浙江，因事泄逃亡上海。 民国4年12月，在上海参与肇和兵舰起义。 民国5年，在山东淮县参与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再遭失败。 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并代行秘书长职务。 民国8年冬，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奉孙中山之命视察海外国民党工作，游历美、英、法等国，并去苏联学习军事，再去德国游学。 民国12年11月，在莫斯科结识正访苏的蒋介石。 民国13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民国13年5月13日，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民国13年6月，又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 民国13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到北京后，又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 民国14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为遗嘱见证人之一。11月，与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 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民国15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受书面警告处分。3月，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民国15年5月，应蒋介石邀请，南下广州，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 民国16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浙江后，任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 民国17年初，任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4月，到上海创办《建国》周刊，后迁至南京出版，并改为月刊，任社长。 民国18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 民国19年12月，又兼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 民国20年以后，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及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国24年春，因对日外交问题与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发生矛盾，辞去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游历陕、甘、宁、青、绥、晋等省。 民国25年12月初，应蒋介石电召去西安。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遁，被士兵开枪击伤，两天后卒于医院。 邵元冲著有《各国革命史略》、《孙文主义总论》、《西北揽胜》、《邵元冲日记》等。 邵元冲的常熟之旅1934年5月26日的《申报》（第9版）刊登了邵元冲游常熟的消息： 邵元冲莅常浏览瞿氏藏书 现任中委及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氏，二十四日偕其夫人张默君女士，由苏乘水警二区汽船抵常。其同来者，除京中随员外，尚有前国务总理李根源、民政厅邓科员、二区水警区长魏湛元，派五队巡官杨善德随船保护。汽船于中午抵埠，行踪甚秘，绝鲜人注意。旋辟常熟饭店二十三号等四房间居住。午后即登城区虞山，谒言子游墓，并游辛峰亭，参观昭明读书台，傍晚返寓。讵于夜间十时许，忽有小流氓多人，因未悉为邵氏等，竟在旅馆中无故缠扰。邵怒，即令送公安局核办。自是外间始悉邵等莅常消息，纷纷谒见，但均被拒。今日（廿五日）乘舆游北山之兴福及三峰等胜。据其随员称，邵等此行，专为闻名常熟著名藏书家瞿氏之铁琴铜剑楼而来，故午后令知教育局，通知开放图书馆，前往浏览，并拟约瞿氏，参观其藏书楼。预计二十六日午后离常。 继蔡元培来常熟看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四年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也来到了常熟。蔡、邵两人都是浙江绍兴人，相对来说，邵元冲虽然也是老同盟会会员，但邵可以说是蔡的同乡晚辈，声望与地位与蔡元培不能比。邵元冲考取过秀才、拔贡，做过法官，也办报，当《民国新闻》总编辑，还从戎出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参与过讨袁的肇和兵舰起义。1919年冬，邵元冲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又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还一度代理政治部主任。从经历上看，邵元冲虽然亦文亦武，但基本上是循着文职的仕途在走，生活中真实的邵元冲也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 1934年5月24日，邵元冲携妻张默君，同行是还有苏州的寓贤李根源等，据记者报道，此行是专程来“浏览瞿氏藏书”的。不过他们到达常熟后，并没有直接到铁琴铜剑楼，而是谒言子墓，游辛峰亭，登昭明读书台，很是悠闲。记得蔡元培的常熟之旅，同样有“顾左右而言他”之趣，没有直奔主题。 邵元冲此行，还给人“行踪甚秘，绝鲜人注意”的印象，不是那种中央大员前呼后拥式非常招摇的出行。然而，夜晚发生的事，还是露了形迹。第二天，他们又游了兴福寺及三峰胜迹。上面报道最值得注意的是：“据其随员称，邵等此行，专为闻名常熟著名藏书家瞿氏之铁琴铜剑楼而来”，一个“专”字，把他们的真正目的锁定了：不是常熟的山山水水，而是瞿氏之铁琴铜剑楼也。 以上是《申报》记者笔下“邵元冲的常熟之旅”，巧的是邵元冲有日记行世，不妨让我们看看日记中，邵元冲自己笔下的常熟之旅吧。 《邵元冲日记》精装一册，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邵元冲1924年到1936年日记，34年5月的常熟之旅正在其中。常熟之旅前后三天，5月24日至26日。24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上午，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林彪来谒。九时顷，偕默君及张莼鸥夫妇、李印泉及其子希泌，与军事参议院参议朱世贵等，同乘汽艇由苏赴常熟，道经言子游故里。午后一时顷抵常熟城外，雇车进城，寓北赵弄常熟饭店，午餐于山景园，鲥鱼甚美，较焦山为胜。午后同游游文书院、明瞿忠宣祠、昭明读书台，遂登虞山。……七时顷归，晚凉如秋。 日记中的同游的人员多了张莼鸥夫妇与朱世贵参议，而少了水警、巡官的名字，可见这则新闻出诸常熟当地记者的手笔，他们不认识邵元冲的随员，却熟悉接待邵的当地官吏。同样，邵氏认识的是他的同行人员，而不知道随船保护的随扈人员。另外，林彪与我们熟知的并非一人，恰好同名同姓罢了。 接下来是25日，是他们在常熟游览的主要日程，游程如下：王百谷祠——兴福寺——三峰寺——拂水岩——拂水禅院（藏海寺）——剑门——维摩寺——石屋涧——新公园。晚间则在旅馆查阅《常昭县志》及《翁氏宗谱》，“宵分而寝”。26日简单地说，是舟游尚湖，购花数种，当日就回了苏州。三天里，无一言提及瞿氏与铁琴铜剑楼。 这就奇怪了，在记者的笔下，邵元冲此行是专奔铁琴铜剑楼而来的，而邵氏的日记却无一言提及瞿氏藏书楼，甚至连与瞿氏接触的记载也没有。那么，或许真是记者的新闻有误吧。在记者看来，中央大员，特别是文职官员到常熟无非就是来看珍罕古籍的，因此下意识里一定要与藏书楼联系起来，而对常熟的人文与自然风光显得不够重视了。邵元冲此行的日记应该是忠实的记录，因为他之日记并不为出版考虑的，1990年出版的《邵元冲日记》是作为民国史料由研究者整理出版的。而邵元冲，说来真是不幸，两年后的12月，他作为蒋介石的随员到了西安，12日夜晚，兵谏开始，他与陈诚同住一室，慌乱之中，欲翻墙逃走，被士兵乱枪打伤，两天后死于医院，无意中就这样结束了性命。 黄埔军校第二位政治部主任邵元冲 邵元冲(1890——1936)，初名骥，字冀如，绍兴山阴漓渚下岭人，国民党元老。幼小聪敏过人，10岁能写文章，13岁中秀才，誉为神童。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治学益勤。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南社”。宣统元年(1909)举拔贡。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省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三年赴日本，参加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1913年去江西湖口参加讨袁之役，失败后再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4年任《国民杂志》编辑。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任中华革命党绍兴司令官，准备浙江起义。事泄，逃亡上海。四年参与肇和舰起义，失败，赴山东，任中华革命党山东警备司令。八年赴美，回国时转道欧洲，至英、法等国考察。十二年，奉孙中山命，赴莫斯科考察。孙、邵感情深厚，邵母屠氏在绍兴病逝，孙知邵在国外，特派林焕廷携款专程来绍为邵母治丧。孙中山逝世时，邵元冲与汪精卫、戴季陶同伺在侧，签署遗嘱。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邵元冲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院长、考试院副院长以及北京《民国同报》社社长、《建国月刊》社社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杭州市市长等职。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然而，就在军校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去。戴季陶神秘失踪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不会做政治工作，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忡恺很少打交道。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为学生做几次政治演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每次演讲内容，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礼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阐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演讲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生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生也认为他歪曲了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内容，时常起哄，赶他下台。好在邵元冲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并未将这群乳臭未干的黄毛学生的戏言当回事，仍旧摇头晃脑地讲他的孔孟之道，不管学生是否在听。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主任作政治演讲时，学生们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好不自在。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邵元冲所主持下的政治部，其实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此，全校师生极为不满，一致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情况反映到党代表廖忡恺那里，廖党代表接受了师生们的强烈要求，经蒋介石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8月底，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后，经中共广东区委认真考虑，决定派他去军校接任这一职务，这样周恩来就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三位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的幕僚邵元冲 绍兴人中有两位姓邵的名人，都做过中国一号人物的幕僚，一位是孙中山的幕僚邵元冲，一位是蒋介石的幕僚邵力子。
邵元冲（１８９０—１９３６），本名骥，字翼如，祖籍绍兴漓渚下岭，生于下方桥翰林台门。自小聪敏过人，１０岁能写文章，１３岁中秀才，人称之谓“神童”。 １９０６年邵元冲进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考取法官，任江苏镇江地方审判厅庭长。１９１１年赴日本，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共谋事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１９１３年参加讨袁战争，任长江各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后再次赴日，跟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民国》杂志编辑，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１９１９年冬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肄业。后奉孙中山之托，考察了海外党务，周游美、英、法、意、德等国。１９２３年８月，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身份赴苏联考察。１９２４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并兼任政治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同年冬，随孙中山北上，任行营机要主任秘书、《民国日报》社社长，以后又兼任党中央史料编纂委员会常委、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财政及首都建设三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时，邵元冲与汪精卫、戴季陶等均在其身边，是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一。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在陕西考察，寓宿京西招待所，恰遇西安事变，邵元冲被流弹击中身亡。其时官至立法院代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等职。 １９１３年３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凶犯应桂馨躲入租界，邵元冲据理与租界当局力争，终于将应犯引渡归案。“二次革命”时，邵应孙中山之派，赴日参与肇和兵舰起义，后北上到胶东助居正策划讨袁，被任为山东警备司令，又于次年率中华革命军攻克山东潍县。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中山先生谢世，在追悼会上，邵元冲讲演“孙公略史及三民主义”，以后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多种场合，邵元冲多次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中国国民党之中兴运动”、“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经过”、“孙公革命之精神及其大节”；拟《总理学记》、《辛亥革命之意义》，对中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他还利用报纸杂志、演讲、摄影等宣传工具和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宣传爱国思想，批判卖国贼，赞美祖国河山，促进经济建设，唤起民众觉醒。 邵元冲还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出了力。他订改黄埔军校讲义，讨论军官学校校歌。特别是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后，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部工作办法，并亲自任课，主讲中外革命史。 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邵元冲无论在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还是立法院工作期间，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当看到日寇陆续入关侵犯我国土时，邵写道：“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党史会上，老者昏庸，少者腐化，奄奄度日，一事无成。”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对新闻事业及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制裁，下令《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停止邮递。邵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这“从法理系统手续而言，全无是处”，并电蒋介石“关于彼近来处置各新闻事，劝其务崇宽大”，指出，“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邵元冲愤而辞去了宣传会主任一职，蒋介石先派陈立夫后由他本人直接出面挽留，邵坚辞不留，并草书“此时佞臣国贼方群以媚倭为护符，余实不能作应声之虫，得自洁于浊流”。 邵还与汪精卫之流作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３５年元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在讨论对日外交方针时，汪精卫主张“谋中日之亲善”，邵当场指出：“一不自慎，即足为日寇予我以重重束缚而不易振拔。”在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提出对日本表示和缓原则，邵批驳道：“日寇迫胁之行动必仍变本加厉”，这样做，“民间之疑虑及对政府之反感”必加增；在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主张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寇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痛陈不可，坚持“教育工作应用民族精神训育”。 在“西安事变”中，惟一的一位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是邵元冲，当时的职务是立法院副院长。
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主持“围剿”陕北红军，陈诚、邵力子、蒋方震、蒋作宾、邵元冲等随行。蒋介石驻骅临潼华清池；随行的军政大员住在西京招待所。招待所有一间住房通后院，本留给陈诚住，但由于陈诚外出公干，邵元冲被安排了进去，待陈诚回招待所，见邵元冲已安顿好，于是另找一间就宿。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兵谏前严厉命令部下：“只抓活的，不抵抗者不许开枪。”在华清池，蒋介石侍从副官蒋孝先因抵抗而被打死。蒋介石在骊山山腰被捉；在西京招待所，邵元冲被砸门声惊醒，跳窗往后院逃，紧追的士兵大喝“不准动，再跑就开枪啦”!然而惊慌失措的邵元冲还是爬上了墙头，一阵枪响，邵元冲中弹从墙上掉下，急送医院，第二天不治身亡。 邵元冲长期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曾任广州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北伐军进入浙江后，曾出任杭州市第一任市长。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革命军奠定两浙，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于4月28日举行第三次会议，议决通过筹办杭州市政厅案，并推定省务委员兼秘书长邵元冲任杭州市市政厅厅长，并电请中央任命。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撤销建制，实行省、县两级制，规定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特殊情况者可酌设市。市又有隶属于行政院(特别市)和隶属于省政府(省辖市)之分，邵元冲被任命为杭州市政厅厅长后，踌躇满志，力图使杭州跻身于特别市行列，即起草《杭州暂行条例》，仿照广州市建置，厅内设财政、工务、公安、教育、公用、卫生六局及总务科；划杭县所属城区及西湖之全部，东南沿海塘至钱塘江边闸口一带，西至天竺、云栖，北至笕桥及湖墅拱宸桥为杭州市市区范围，东西相距26公里，南北相距30公里，东北与西南相距36公里，西北与东南相距23公里，总面积为910平方公里，人口380013人。全市划分为六个区：即城区、西湖、江于、会堡、皋塘、湖墅。邵元冲5月17日宣誓就职，6月10日杭州市政厅就颁布便民兴革八项：即调查户口、兴办自来水、增加菜场、设游民习艺所发展贫民教育、修理道路、浚理西湖改进西湖风景。市政厅设址于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现青年路，建于民国八年)为临时办公处。施奉省令，6月20日改市政厅为市政府，厅长改称市长。由于青年会房屋狭小，内兼设教育、公用、卫生三局后更嫌拥挤，于是迁市政府于(圣塘路)杨公祠(杨公祠本为浙江督军杨善德祠堂)。6月24日，依《杭州市暂行条例》成立杭州市参事会。参事员广聚各界贤达凡15人，由市长亲自聘任，来自市政、教育、经济等界专家权威和热心公益之绅商耆老，人员有董修甲、蔡子民、桂荣基、寿景伟、邵裴子、王伯秋、顾乃斌、王祖耀、金百顺、王锡荣、钱宗翰、许宝驹、范耀雯、宓福衡、沈尔乔等。参事职权：(1)建议本市应行兴革事宜。(2)讨论市长处议事件。(3)讨论市政府咨询事件。(4)讨论市民请愿案，咨送市政府办理。(5)审查市行政各局办事成绩。参事待遇为无给职(薪奉)，每月领车马费三十元，任期为一年。规定参事会主席于集会时临时推定，临时设秘书一人，司文牍及纪录等事宜。每月开常会一次，遇必要时，得由市长或参事员五人以上署名，召集临时会议。在邵元冲任内，共召集常会两次，临时会一次，对于市政应行兴革事宜，颇多建议(《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首任杭州市市长邵元冲于同年10月20日就升调他职而离杭了，叙职仅短暂五个月，但他对杭州市的总体框架设计和民主政治建设是革故鼎新的。 邵元冲(1890—1936)，原名庸舒，字翼如，浙江绍兴人。1906年人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学习，1911年东渡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交通部任职。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终于导致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邵元冲坚定地站在孙中山、黄兴一边，远走江西，赞助赣督李烈钧在湖口举兵讨袁。失利后再渡日本避难。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邵元冲率先加入，并做孙中山的秘书，兼任《民国杂志》编辑(总编辑为胡汉民)。1915年初，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孙中山派遣众多革命党人回国组织武装起义。应浙江革命军司令长官夏尔屿的呈请，孙中山委任邵元冲为革命军绍兴司令官。同年12月，邵与陈其美、蒋介石、吴忠信等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策动“肇和兵舰起义”。革命党人于当月5日夺取了肇和舰，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但对袁世凯帝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孙中山评价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同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举起反袁护国大旗，孙中山又命邵元冲、居正、蒋介石等去山东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邵元冲任胶东警备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的讨袁军事行动。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表“护法宣言”，组织护法军政府，被国会非常会议举为大总统。邵元冲任广州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1919年10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派邵元冲到海外视察党务，历经英、法、德、意、俄等国。是年冬，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其间邵元冲考察搜集美国劳工资料撰写《美国劳工状况》一书。1923年邵元冲学成归国，孙中山正谋求国共合作之际，邵即投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邵元冲支持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与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旋即又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一直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所以直接参与党国政事，他先后还担任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启程北上，邵元冲被任命为行营机要主任秘书。由于旅途劳顿，孙中山到天津后肝病发作。1925年1月，孙中山抵北京即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他自知病情严重，口谕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2月18日，孙中山自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孙中山病危期间，邵元冲始终守护在病榻旁，直至3月12日临终，邵元冲是孙中山遗嘱的证明签字者之一，亦是孙中山陵墓修建工程的负责监理。 邵元冲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追随先生为革命奋斗终生，值得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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