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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在了西安之后，全国各界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国民党内部许多高级将领，都公开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出了声讨，将他们的这一行为形容是“公然叛逆”。  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当即成立了“讨逆军”，并派遣驻守在河南的桂永清出任“讨逆军”第5路军，当即率军开赴西安，意图将蒋介石解救出来。 甚至就连美国和苏联都向张学良施压，让其一定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在这万般的压力之下，张学良当即给延安打去了电话，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派人前来协助其劝告冥顽不灵的蒋介石一同抗日。 接到张学良的请求之后，中央立刻派出了周总理，从陕北驱车300公里前往了西安。  本以为在见到“死对头”之后，蒋介石会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见到周总理的第一面时，蒋介石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为何向来将“剿共”当做绝对目标的蒋介石，会对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周总理说出这番话语？两人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听到蒋介石的话，周总理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国共第一次合作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彻底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终于在这一刻化作了尘埃。 可是，由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再加上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浓烈，所以老百姓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仍然没有得到改变。 为了挽救当时中国的现状，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份子都走上了一条寻找新思想，来“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许多革命党派也顺应而生。  到了“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随着革命运动走向了有一个高潮，逐渐形成了两个最大的革命党派。 一个以孙中山所呼吁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国民党，另一个则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1923年，“国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在与中共代表和苏俄代表商讨中，逐渐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再次对这三大政策做了进一步强调，并将三民主义修改为“新三民主义”。 国共第一次合作也正式开始。  当时的民国，还处于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境内存在大批的军阀势力。 这些军阀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连年征战，到处烧杀劫掠，搞得中华大地生灵涂炭，百姓民不聊生。 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在孙中山的呼吁下，国共两党开始协作创建著名的“黄埔军校”，为革命道路培养众多优秀的军事人才。 也正式这个时候，蒋介石与刚从欧洲归国的周总理相识了。  黄埔军校的同事1924年6月16日，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正式成立，之后受于习惯通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创建之后，曾在永丰舰护卫过孙中山的蒋介石，被任命为了这座军校的校长，负责主导军校的建设工作。 在军校建立之初，需要大量的人才来辅助教学管理工作，于是国共两党就开始进行了大范围的招募。 当时负责政治部招募工作的，是蒋介石的德语翻译张申府。  张申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同时还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与其一同参加过旅欧宣传任务。 于是，在张申府的介绍之下，刚刚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在经过党组织批准后，应邀加入了黄埔军校，负责教授政治经济学，并出任第四期的政治部部长。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总理和蒋介石成为了一段时间的同事。 在进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周总理刚满26岁，与学员们的年龄很相近。 而且众所周知，周总理年轻的时候风华绝代、相貌英武、气质非凡，更是有着“民国四大美男”之称。  再加上周总理有过留日、旅欧的经历，人生阅历丰厚、革命意志坚定。 所以，进入军校指教不久之后，周总理就成为了诸多学生崇拜的对象。 在军校中有着广泛的人缘，自然对革命工作的发展十分有利，在周总理这一“楷模”的引导之下，许多学子也逐渐建立起了对革命工作的向往。 在领导政治部工作的时候，周总理对原先传统的执教工作进行了整顿，周总理认为，政治工作不同于一般的军事理论知识，不能对学生进行强行灌输，要一步步地引导他们自发地进行思想和精神上的转变。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周总理还专门带着一些优秀的学子，在军校里创办了“血花剧社”。  “血花”取自廖仲恺的“烈士之血，主义之花”两句题词。其意义在于动员广大革命者为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不惜流血牺牲，用鲜血浇灌出主义之花。 整个社团的宗旨是“将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用革命艺术来实现孙中山的“唤起民众”的目标。提倡“艺术可以改造社会，艺术可以美化人生。” 这种以话剧演出的方式来活跃军校的文娱生活，宣传革命思想，十分引人注目，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前来参加。  就连校长蒋介石，也经常前来观看社团的演出。同时也对周总理的教学方法赞赏有加。 在之后的几年，每当回忆起在黄埔军校指导工作的日子，蒋介石都会感慨地说道：“当初在黄埔军校里，就数两个人的工作搞得好，一个是负责教育工作的邓演达，一个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周恩来。”  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分道扬镳正如之前所言，在黄埔军校时期，在周总理的教导下以及诸多共产党学员的一同努力之下，整个军校的氛围还是十分融洽的。 这个时期也为革命军培养了许多极其卓越的军事将领。 包括“黄埔三杰”、汤恩伯，王耀武，林彪，胡宗南等。 后来，在东征陈炯明和北伐的战事当中，两党学员一同配合作战，取得了优异的战绩。 刹那间，所以人都坚信，革命胜利的曙光终将要到来了。 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也在这个时候逐渐暴露了出来。 1925年春天，在东征陈炯明之前，蒋介石曾经将周总理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恩来啊，如今部队马上要集结了，为了方便整顿，你回去整理一份共产党学员的名单交给我。” 这番话在旁人听来可能不会有疑虑，毕竟在大战开始之前，整顿部队是个十分必要的事情。 然而，心思敏锐的周总理却察觉到了蒋介石暗地里的意图。 在学校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周总理早就注意到了一些国民党学员经常在私下里打探共产党员的信息。 这不用说，一定是向来对共产党有严重偏见的蒋介石所授意的。 如今这“整顿”两字究竟是整顿部队，还是要在之后整顿共产党员呢？ 所以，周总理就以“时间紧迫，来不及收集”的理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个要求。 不得不说，周总理的这个谨慎的考虑是十分正确的，不久之后，他的猜想就得到了验证。 1926年3月18日，在平定了陈炯明的叛乱后不久，蒋介石就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当日，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听候派遣。 结果，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有过调舰的命令。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右翼势力又开始伪造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谣言。于是蒋介石“借坡下驴”，命令反动派将李之龙逮捕了起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对苏联顾问进行监视。 这一明目张胆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举动，受到了当时正在前线从事革命工作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的强烈抗议。 周总理还专门给蒋介石打去了电话，向其质问为何要做出如此举动。 而蒋介石则敷衍着说道：“恩来啊，现在是革命的关键时刻，有反革命分子企图搞破坏，我也是迫不得已。” 听到这话，周总理难以控制情绪怒斥道：“当初讨伐陈炯明、一同调查廖案的时候，大家都是团结在一起的，他们的革命意志早就遭受过考验了，怎么可能会搞反革命？这分明是有人陷害！” 面对着周总理的怒火，蒋介石也是草草地回复说“只要调查清楚，就会放人的。”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想要蒋介石主动释放这些共产党员，是难以做到的。 最终，中共中央只能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撤出了共产党员，将兵权交了出去，才换回了这些人的平安释放。 而在这件事之后，周总理也从黄埔军校愤然离职，再也没有回去过。 后来在北伐战争期间，周总理还曾为了照顾大局，而短暂地担任过革命军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但这个时候蒋介石和共产党阵营早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所以两位“老同事”之间也并没有产生多少交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革命人士和先进分子，公然背叛了革命，不但导致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走向了破裂，也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走向了失败。 从此以后，周总理与蒋介石就站在了相互抗争的对立面，之后的十几年间都没有再见过面。 西安事变再次相见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在了张公馆内，虽然表面上的态度仍旧是十分执拗，但是内心情绪却难以稳定，每天惶惶不可终日。 在见到从陕北到来的周总理之后，为了与其拉拢关系以保护自己的性命，也为了在明面上撑着面子压周总理一头，蒋介石第一句话就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是黄埔的好同志，你应该听我的话！” 听到蒋介石的话语，政治思维极高的周总理立刻接着他的话说道：“委员长只要不再一意孤行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能够连同全中国的力量一致抗日，那不但我个人可以听委员长的，就连我们红军都可以听委员长的调配嘛。” 周总理这番回答可谓是极其巧妙，不但顺着蒋介石的话语，给了他充足的面子，让其情绪稳定了下来，还将话题由个人的关系引向了抗战事业上面，将原本的敌意化为了合作抗敌的友谊。 这让在场的众人都十分敬佩。 之后的三天时间里，周总理与张学良和南京方面派来的军政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最终成功劝服了蒋介石做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定。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为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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