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是激进的、革命性的
郑金洲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教育改革应该采用一种激进的、革命性的方式来进行，它与以往的教育传统是根本断裂的，相互之间是无法“兼容”的。有一些提法，大概也能反映这种认识，比如，从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彻底摒弃传统的、陈腐的、落后的教育因素；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等。这些认识，有意无意将教育改革的倡导方向与以往的教育对立起来，将以往的教育作为改革的对立面来分析与看待，反映出改革中思维方式的单一性、线性、片面性，最终改革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效。
改革是可以分成两类的。一类是渐进的、和风细雨式的，是走小步不停步的；一类是激进的、革命式的，是跨越式的改革。前者对各利益群体的冲击相对较小，带来的心理落差相对较弱，产生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后者对各利益群体的冲击相对较大，带来的心理震撼相对较强，产生的冲击以及带来的抗拒也相对较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改革所具备的不同条件，改革可以具体确定到底应采用何种方式来进行。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属于革命式的改革，这种改革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适应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甚至在同一领域，有些方面可以采用激进的改革，有些方面则采用相对较为缓和的方式改革，各方面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允许不同步。
从总体上讲，教育改革是适宜于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这是由教育自身的特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教育涉及到的利益群体众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差距甚殊，某一群体赞同的改革行为，可能恰恰是另一群体所反对的；某些群体认为得当的，在另外一些群体则不见的有同样的认识。这使得教育改革在很多情况下处在因力量对抗不均衡所造成的此消彼长的状态。某一或某些利益群体在某一时间占上风，对教育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教育改革决策，并不意味着这种决策可以真正执行下去。决策过程中认同程度的降低，使得在执行层面上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与障碍，不少决策只能在决策层面上存在，而在执行层面则少有动作。那么，其他改革也涉及因素众多，关涉利益群体各异，为什么没有遇到如此多的阻力呢？还有一个特性是其他领域较少具备的，那就是教育自身的高度自主性。任何改革都需要落实到具体学校，体现为具体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否则，这种改革就是外在于学校的，没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而每所学校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行为，校长可以决定自己的办学方向，可以实施自己的办学理念，可以形成学校自身的文化特征，可以用不同的制度约束教职工的行为；教师更是具有高度工作自主性，一旦他走进课堂，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以为合适的方式施教，只要不出现违法违纪的言论或行为，就可以自主地支配课堂，可以将外在的一系列要求不露痕迹地转化为自己与学生特定的交往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做出关于激进性改革的决策，在具体实施层面上，也会将其逐步弱化，逐渐降低其激进程度，使其适合特定地区的特定场景、特定学校的特定情况，激进也就会转化为渐进。
教育上的激进改革，一般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虽然在场面上已经沸沸扬扬，好像不改不能生存，不改难以为继，不改不能立足，但在实际执行上远不像外界舆论那么沸腾，要低调的多，要缓和的多，要沉稳的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是个例外，但前提是外在的政治经济条件都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教育是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大革命”的。
知晓了教育改革的这个道理，我们在出台教育改革的决策时，就更应该切实考虑“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程度”，更应该在明确教育改革方向的同时，切实形成教育改革的推进策略，稳步将教育改革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