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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重点提示】 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 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 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来自曾国藩的忠告有三个：(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 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 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吾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不慎了。 确实，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惊惊。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作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忠告】 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 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有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还是要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所以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如果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然而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为人、做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该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 近年来焦虑非常多，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总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必须从“淡”字上着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 要想胸怀广大，就必须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事，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很长时间，却是孤城难下，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至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他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认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事例】 屠羊说的典故，出自《庄子·让王篇》。屠羊说是楚昭王时一个卖羊肉的屠夫，名说，人们便叫他屠羊说。事实上这是一隐士。伍子胥为了报父兄之仇，率领吴军灭了楚国，楚昭王被迫流亡，屠羊说跟着昭王一起逃亡，途中为昭王排忧解难，功劳很大。后来昭王复国，大赏那些与他共患难的随从。当赏到屠羊说时，屠羊说答复来人说：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故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这样便等于恢复了我固有的爵禄，还要什么赏赐呢？楚王一定要他领赏。屠羊说说：楚王丢掉了国家，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楚王夺回了国家，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领赏。楚王越发要他领赏，而且一定要召见他。屠羊说依然不为所动，说：依据楚国的规矩，只有立了大功，应受大赏的人才可以进见国王，我屠羊说智不足以存国，勇不足以杀寇，吴军打进郢都的时候，我只是因为害怕而跟着大王逃跑的，并非是为了效忠大王。现在大王非要见我，这是违背楚国规矩的事情，我可不想让天下人笑话。昭王听了这番话，感慨地说：屠羊说只是一个杀羊的屠夫，地位卑贱，说的道理却如此高深，这是一位贤人啊！于是便派司马子綦亲自去请屠羊说，要“延之以三旌之位”，也就是要让他做地位最高的卿。不料屠羊说还是不吃这一套。他说：我知道卿的地位，比我一个卖羊肉的不知要高多少倍，卿一年的俸禄，恐怕是我卖一辈子羊肉也赚不来的。可是我怎么能够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而使国君得到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我是不能这样做的，还是让我回到我的羊肉摊上去吧。 【评论】 屠羊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为为官者提供了另一套价值模式，另一种行为选择。人间的事情，总是有荣，有辱；有兴，有衰；有得，有失；有沉，有浮。荣也好，辱也好，兴也好，衰也好，得也好，失出好，沉也好，浮也好，关键是要时时刻刻把握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样，也就可以进退自如了。 【忠告】 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 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 在官场上，要想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还必须做到第三点，这就是避免情绪化的反应。这也是来自曾国藩的第三个忠告。 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对于领导者来说，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是顺利的实施领导行为的关键。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为官者更是要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什么事业的成败，个人的进退，别人的毁誉……等等。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诽谤和攻击，顺利的时候少，不顺利的时候多。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这里所说的耐烦，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曾国藩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感慨地说： 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说来，出来办事的人，绝对不可能只有人称赞，而没有人诋毁，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 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从“耐烦”两个字上痛下工夫。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 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老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 曾国荃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所进步，曾国藩便十分高兴，写信给他说： 你在忿激的时候，也常常是有发有收，以此来看，你的道德器识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将来的福分也是不可限量的。一般来说，干大事的人靠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长期郁积在胸中，所以倔强到了极点，就不会不表露出来。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要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这样就可以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实际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倔强的极端，是容易控制不了脾气。早年的曾国藩正是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对着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变得性情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他的情绪化反应引起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在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同治三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后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然而他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 近日因沈葆桢截留军饷，心中很愤懑。然而细心想来，古人办事，被牵制、遇抵触的情况很多，每个朝代都有。人的天性不免会厌恶抵触。那些一定要别人顺从，总是设法铲除异已的行为，是权臣的行径。听任别人的抵触而百般忍耐，委曲求全的行为，才是圣贤的良苦用心啊。我正可以借用别人的抵触，来磨砺我的品德修养，这也许才差不多吧！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得曾国藩处事多了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如。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做了一副对联：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这副对联，足以体现出曾国藩的为官哲学，也足可以成为所有为官者的座右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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