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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仅仅是在缙云县，即便是在整个丽水市，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排名，从1983年直到今天，恐怕还是第一。 这有几个数据：第一，字数最多，我有3000多万字的作品，一部《括苍山恩仇记》，就200万字，印了70万套；第二，写的书最多，我已经有99本书，第100本书《缙云县方言志》也已经写完，缙云县档案局正在运作出版中；第三，作品涉及面广：小说、诗歌、杂文、评论、电脑教材、方言研究；第四，我下笔之快，“世上少有”：一部200万字的《括苍山恩仇记》，在劳改农场紧张的劳动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时间”，但是我只用三年时间，而且是“三易其稿”，就基本上完成了，等于一年要写200万字，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前提下，全凭记忆写作。特别是2008年，我一年写了十部书，总字数超过300万…… 我所不敢保证的，只是内涵。出书多，字数多，都不是“优势”。有没有内涵，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听别人说。 但是，小时候，我却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第一，我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历史，我数理化基本上不及格。第二，我调皮捣蛋。上课看小说，经常逃学去看婚丧嫁娶和求雨、杀人，甚至去赌博。 没有一个长辈说我会有出息。我的启蒙老师、当时五云小学的校长、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金玉钟老师曾经感慨地说：“吴越居然会成为一个作家，简直是历史的误会！”他还曾经背诵我写的一篇日记：“早上起来，吃过早饭，擤了鼻涕，背上书包，上学去了……” 也就是说：我的语文水平，也不见得比别人强。 二 但是，作家，往往正是这样的人当的。 曹雪芹，就是个不读“正经书”，专门喜欢读“邪书”的浪荡公子哥儿。没有他的“浪荡生活”，就没有他的《红楼梦》。 韩邦庆，就是个当尽卖绝的败子。没有他的狂嫖烂赌，就没有他的《海上花列传》。 我也一样。没有我少年时代亲身参与、亲眼目见的婚丧喜庆热闹场面、迎神求雨的盛大场面和枪毙杀人的惨酷场面，也就没有我的《括苍山恩仇记》。 生活，特别是亲身经历的生活，才是创作的第一要素。 作家，大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恶劣环境中产生的。 《红楼梦》，是曹雪芹在被抄家之后，穷愁潦倒，“举家食粥”的贫穷环境下写出来的。 《海上花列传》，是韩邦庆家产败光、无处安身，在妓女的梳妆台上写出来的。 《括苍山恩仇记》，就是我在劳改农场饿肚子、已经感到死神就在身边、绝望中的垂死挣扎…… 三 所以，我常常说：作家的经历不同，环境不同，是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可以介绍交流的；即便有一点儿，也不是没有同样经历的人可以参考学习的。 所以，我常常说：作家，不是哪个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个作家的成功，具有许多因素，其中也包括偶然性。第一，要有天赋。天赋不是指天才，而是一个人的悟性，也就是认真观察，独立思考。第二，要有主见，要有毅力，要能坚持，要有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得出的观点，要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曹雪芹，是在惨遭变故、家破人亡之后，通过反思，方才认识到“什么叫奴才”，也就是什么叫封建主义的——但他绝没有想到“我要反封建”，他只是把自己平淡无奇的一生写了出来，于是《红楼梦》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韩邦庆，是在当尽卖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知道什么是妓女，什么是嫖客的——但他绝没有想到要暴露妓院的黑暗、妓女的悲惨、嫖客的醉生梦死。他只是把他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于是《海上花列传》成了中国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鲁迅语)。 现实主义不是自然主义，但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却是现实主义的根本和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劳改农场，眼看着“四人帮”强调“阶级路线”，提倡“高大全”、提倡“英雄无缺点”等等文艺邪说，把中国的文学引向了歧途，心中不忿。于是我破门而出，用形象思维——小说的形式来说明“人具有人性，阶级性从属于人性；阶级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变的”；“人是立体的人，是人都有优缺点，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正确、不犯错误的人”。于是我成功了。文革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包括轰动一时的《李自成》，所贯彻的，都是“四人帮”的文艺黑线，几乎都被否定了；只有我这个叛逆，不听从他们的理论，终于让《括苍山恩仇记》具有比较强的生命力，至今还“成活”。 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必须具有“超前意识”，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太听话”。 最近我完成了一部180万字的史诗性巨著：《悲欢世界》三部曲，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每部60万字。第一部《磨砺》，写的是冤假错案造成的许多“无罪的罪人”在劳改农场的磨难；第二部《挣扎》，写这些有罪的、无罪的劳改犯被流放到新疆以后的遭遇；第三部《浮沉》，写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有的人“浮”上来了，有的人却“沉”了下去。 这部书，在目前肯定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但是我相信：是金子总能发光。尽管我今年已经78岁，来日无多，也许看不到它的出版面世，但我还是坚信：这将是我文学创作中的另一个高度。 四 附带说几句：我已经进入了晚年。大部头的著作，已经没有力量创作了。近来我忽然想到：像我这样数理化不及格、只爱文学的“偏科生”，如今是不是还有？按照今天的教育制度，这样的学生，别说上大学了，只怕连高中也考不上。尽管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是我也的确体会到没有人指导、全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的迷茫、惆怅和痛苦。只有登上了高山的人，才知道道路的崎岖；只有越过了海峡的人，才知道风浪的险恶。我是过来之人，尽管我的“经验”不能适用于他人，但是我对文学的认识，很可能比某些“泰山、北斗”更具有可信性。借《处州晚报》的一角：寄语和我有同样爱好、同样偏科的初中毕业生：如果你因为偏科而考不上高中，同时你也真的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话，不妨来找我，到北京来，到我的家里来。如果你的确具有一定的文学基础(不用邮寄什么“作品”，只要你对我这篇短文说说你的感想，我就知道你具有什么样的水平)，我可以收你为“入室弟子”，在两三年之内，免费提供食宿，并尽我的所能，指导你写作。希望在我的晚年，能为故乡造就出另一个“吴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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