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 兰格出生于新泽西州的赫伯肯（Hoboken, New Jersey），出生时的名字是多萝西娅·玛格丽特·纳特逊（Dorothea Margarette Nutzhorn），最终她放弃了自己中间的名字和姓，使用她母亲的姓氏——兰格。1902年，兰格7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在小儿麻痹症能够治疗之前，就像很多得了这种病的病人一样，兰格的右腿绵软、萎缩，脚无力的拖在地上。尽管她最终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但她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兰格在纽约的一个由克拉伦斯·H·怀特（Clarence H. White）教授的学习班学习摄影，之后在纽约的多个摄影工作室实习，其中包括著名的阿诺德·吉恩斯（Arnold Genthe）。1918年，她搬到了旧金山，开办了一个成功的肖像工作室。之后她的人生就在伯克利的海滩对面度过。1920年，同著名的西洋画家梅纳德·狄克松结婚，同他生了两个儿子：丹尼尔，出生于1925，约翰，出生于1928。 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开始，兰格把她的镜头从工作室转移到街道。她关于失业和流浪人员的调查受到了当地摄影师的注意，他们邀请她加入联邦迁居管理处（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RA），也就是后来的农业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简称FSA）的前身。 1935年9月，她同狄克森离婚，嫁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保罗·舒斯特·泰勒。泰勒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上给兰格提供帮助，并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们一同调查农村地区的贫困生活、对佃农们的剥削和移民的生活（泰勒负责采访、收集经济数据，兰格负责拍摄照片）。 从1935年到1939年，兰格在RA和FSA的工作，使穷人和被遗忘的人们——特别是佃农，离开家园的农场家庭，以及移民工人——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她反映苦痛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标题为“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的照片是兰格最著名的作品。照片中的妇女是佛罗伦茨·欧文斯·汤普森，但兰格显然从不知道她的名字。在最初的照片上佛罗伦茨的大拇指和食指在帐篷的洞上，之后的剪裁试图隐藏她的大拇指，而她的食指则留在照片里。 1960年，兰格说出了她拍摄这幅照片时的经历： 我看见那个饥饿、绝望的母亲，并走近她，就像被磁铁驱使一样。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向他说明我的来意或是我想要为她拍照，但我记得她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我拍了五张，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她。我没有问她名字和她的经历。她告诉我她的年龄，32岁。她说他们依靠吃附近农田里冰冻的蔬菜，还有孩子们捕杀的鸟为生。她刚刚卖掉她车上的轮胎，用来购买食物。她坐在倾斜的帐篷前，她的孩子们依偎在她身上。她似乎觉得我的照片能够帮助她，所以她让我拍摄，这是一个平等的交易。 关于汤普森的儿子，兰格的回忆有一些细节上错误，但无关大碍，因为这幅照片的冲击力来自于展现移民工人的坚强和迫切的维生需要。 1941年，兰格被授予“国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ellowships）”，以表彰她在摄影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珍珠港事件之后，她放弃了这份荣誉，而是去记录被迫驱散，聚集在美国的西海岸，受到“战时指挥中心（War Relocation Authority，简称WRA）”管制的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Nisei）的生活。她报道了对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被遣往临时集中区，以及Manzanar，第一个永久集中营。对很多观察者来说，她那幅日裔女孩们在被送往集中营前向旗帜宣誓的照片，无疑是对那个时候政策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实行逮捕，并且不给与他们任何申诉的机会。 她的照片是那样明显的批判，以至于军队将这些照片扣押下来。今天，她关于集中营的照片可以在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网站里Still Photographs Division栏目，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找到。 1952年，兰格创办了摄影杂志《光圈（Aperture）》。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她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她与胃部的疾病作斗争，包括不时出血的溃疡，她还要忍受最初小儿麻痹的症状——当时多数的内科医生还没有认识到小儿麻痹的疼痛和萎缩可能重新出现。 兰格死后，家族中还有她的第二任丈夫，保罗·泰勒，两个孩子，三个继生子女，以及众多的孙子女，重孙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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