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技术差异是否意味着既往的经验不能为今天提供任何借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模是否过大？放慢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情况是否会有改观？较之于当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而今已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当今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当对于生产和收入地区不平等问题更感忧虑？当今发展中国家是否比较容易融入世界市场，并弥补政治版图分裂造成的劣势？答案是否定的，本报告将对此予以解释。
市场塑造经济走势
人类居住区的日益密集化、工人移民和企业的集中缩短了市场距离，减少了国家间因货币和风俗差异而导致的分割，从而对经济的成功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沿着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特征进行的空间转变在日本、北美和西欧表现的最为突出。对北美、西欧和东北亚而言，人口和生产的快速频繁流动有助于他们以不及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创造四分之三的全球总产值。
同样，集聚、移民和专业化等市场力量以差可比拟的规模和速度改变了当今世界最成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势。在以往的两个世纪中，蓬勃推进的城市、迅速流动的人口和生气勃勃的贸易促进了当今发达国家的发展。今天，这些市场力量正在为发展中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注入发展的新鲜血液。
集聚经济
沿321国道从四川省成都到广东省深圳的旅程，是一段经济发展的旅程。长途旅行的流动工人离开了家乡。但是他们帮助家庭摆脱了贫困，推动中国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东移后，他们将收益菲薄的农田留给别人。而他们，则跨入了“集聚经济”的王国，在那里，他们生产出更高的收益。
深圳对青年工人富于吸引力，深圳的800万居民中，90%属于工作人口。深圳专门生产电子产品，生产规模极大。2006年，深圳的出口额超过了印度，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最繁忙的海港。自1979年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以来，在集聚、移民和专业化等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借助于其毗邻中国香港的地理优势，深圳一跃而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城市。
在印度，这一传奇再次上演。1990年，斯克里伯鲁布德以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遇难地而闻名。2006年，甘地总理遗孀索尼亚·甘地在这里目睹了诺基亚第2,000万部手机的诞生。而年初工厂才刚刚投入生产。尽管没有深圳令人艳羡的行政地位优势，也没有深圳雄厚的基础设施背景，斯克里伯鲁布德仍在朝着国内、乃至地区电子产品中心的方向迈进。关键在于斯克里伯鲁布德靠近钦奈，如同深圳靠近中国香港一样，地理优势是其增长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1965年突然独立时，新加坡既不繁荣富庶，亦非太平盛世。恰恰相反，新加坡夹在两个被殖民战争拖耗的满目疮痍的国家，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贫民区的经济公寓中。1980年，新加坡实现了工业化，集中生产电子产品，这和当前中国深圳颇为相似。到1986年，新加坡已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和东南亚的金融中心。在发展进程中，新加坡规范土地市场，建设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实施政策干预改善住房条件，从而清除了其贫民区。繁荣的经济溢向邻国马来西亚，借此东风，马来西亚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也繁荣起来了，反过来又为涌入马来西亚从事建筑业和服务业的200多万印度尼西亚人提供了机会。新加坡商人在亚洲各地飞来飞去，促进了比深圳和斯克里伯鲁布德更远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新加坡，这个被亚洲某邻国总统揶揄为地图上的“小红点”的国家，成功地转变为一个与周边国家融为一体、并且超越了前殖民国英国的国家。（参见地图2）
新加坡、深圳和斯克里伯鲁布德展示了在大小不同的城市和国家里，生产的规模经济、劳动和资本的流通及运输成本的降低是如何协同作用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的。他们是经济的发动机，在实现经济繁荣和成功脱贫的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也因此，在最富盛名的经济学著作，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前三章的主题。
斯密强调的规模经济可以分为三类：公司内部规模经济、同行业同地区规模经济和大范围城市地区的规模经济。
•1999年，斯克里伯鲁布德人口不足17,000，但足够 Hyundai在此建设一个大型工厂。2006年，该镇为Hyundai生产了第100万部轿车。基础教育和健康服务、毗邻港口和基础设施，这就是实现工厂层次规模经济所需要的全部条件。事实证明，造船业等重工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很高，而服装业等轻工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不高。小镇有足够的工人满足大型工厂的工人需求和工作要求。因此，斯克里伯鲁布德这样的小镇完全能够推进内部规模经济的实现。
•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仅为300平方公里，人口却将近300万。可以说，深圳是蒸蒸日上的电子产业之乡。深圳熟练和半熟练青年工人的供应稳定，而且为保证城市能够提供工业需要的人才和技术，特区加大了投资力度以提高教育水平和推进技术研究。它的海港输入直接生产投入资料并输出最终产品。这里，人们共享一流的集装箱港口和会议中心等昂贵的基础设施；这里，工人被分配到因业务扩张而创造了更多工作机会的公司里。深圳已是一个迅速扩张的金融中心，尽管如此，毗邻中国香港的地理优势仍为深圳提供了金融机会。多方生产投入资料供应者争夺客户的竞争降低了成本。在地方化经济（经济学术语）的形成上，深圳地区更胜一筹。
•新加坡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现在已是世界顶级商业中心。通过稳定的经济环境、畅通的运输环节、适居性和高效的金融服务，新加坡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这些服务为从船运业到制造业、到教育、再到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等广大领域的工业所使用。不到500万的人口挤塞在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2006年，其出口额为3000亿美元，这与面积为1,6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联邦不相上下。新加坡的多元化促进了共享、配备和学习，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城市化经济。
在许多国家，城市和乡镇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约有1,450万居民。距离里约市不远的沃尔特雷东达，起初只为满足拉丁美洲最大的钢铁厂巴西钢铁集团的需求而提供商品和服务。距离里约市大约15公里的Duque de Caixas要满足石化工业的生产需求。多元化的里约热内卢大都市大约拥有600万人口，为周边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和圣保罗等其他大都市一道，里约将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乃至世界联系起来。这种模式如此普遍，简直是城市经济的法则。
居住区的功能和繁荣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工业化地区与其农业前驱迥然相异，这是因为工业化地区的生产更加集中，也更加专业化。最大的城市最适合开拓新企业，较小的城市更适合已经稳定的企业。农业的播种和收割必须同地进行，而工商业却无此桎梏。交通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允许公司播种和收割的地理空间分离。人们可能在大城市进行产品的设计和融资工作，而在小城镇进行产品的生产。
随着公司调整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地方不得不履行不同的功能，否则难以避免衰退的风险。土地，这一最不流动的生产投入，必须在不同的用途中灵活转换。临近海洋和河流可能是某地成为定居点的原因，而土地市场的灵活程度则是该地增长速度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政府可能并不善于甄别可能繁荣的地区，但政府行为的高效与否，如制定规章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干预，将决定整个邻区繁荣的步伐。
地区的大小因集聚经济的类型而异。功能远比规模重要，但一般情况下，远离经济密集区会降低生产率。在巴西，将距离拉长一倍，生产率将降低15%，利润将降低6%。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拉近经济距离。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和企业家拉近距离最自然的方式是集中。
向毗邻利益区移民
集聚经济吸引人口和金融。今天，为获取获利机会，资本常常远距离迅速流动。人口也流动，但较之于资本，更多的是流入附近的集聚区。一旦有工厂和人口流向某个地方，其他工厂或人口就会接踵而至。
•在迅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地方将迅速走向密集化， 这主要表现在城乡移民加快，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1970-1995年期间，随着经济的增长，韩国城市人口的比例翻了四番，增至82%。而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新增的人口中，一半以上来自移民。
•工人流向国内经济繁荣的地区，从而拉近了与市场的距离。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印度约有300万人口从比哈尔和北方邦等落后州区流向先进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富庶的旁遮普省。较之于印度，越南面积很小，然而同期越南国内移民达到400万人次。
•国际上，区域移民是劳务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邻国之间的移民相当频繁。对毗邻区域而言，科特迪瓦、印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曾经是最理想的移民目标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仍然是名列世界前10位的移民输出国。但是，区域间移民滞缓。世界的67亿居民中，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生活的人口不足2亿。每年移民发达国家的贫穷国家人口仅有200万，其中半数移居美国。
尽管发展中国家人口移民盛行国家带来的收益相当可观，移民的数量却鲜有可能继续增长。国际移民一度非常盛行：移居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新大陆的欧洲移民高达欧洲人口比例的20%。今天，移民速度缓慢下来了。2005年，只有50万中国人移民国外。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移民却加速推进。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中国国内的移民数量仍然超过了1.5亿人（参见地图 3）。在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移民城市的农村人口将近4,000万；即使今天，青年工人移民的数量依然不容小觑（参见地图4）。活跃的内部移民并非新生事物。1820-2000年期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美国人为自己赢得了最喜欢流浪民族的声誉。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位时，其国内移民的浪潮也臻至顶峰。
尽管东德采取了积极的地区发展政策，仍然有170万人（女性居多）移居西德，这促进了收入的平等化。俄国自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公司和居民选择在更适合生产的地方发展。100多万人口（约为居民总数的12%）离开西伯利亚、俄国北部和远东地区，移民俄国西部地区。
西非通过制度内合作维持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但是整个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非洲人，尤其是技术熟练工人，已经离开大陆，到北部寻求和争取更高的回报。世界其他区域展示了如何处理这种高素质人才外流问题。受过教育的工人向熟练工人聚集区集中。这对两地而言是个双赢结果。但是，如果移民因某地安全无保障、基本服务不到位而移民，移民者受惠，而对国家并非总是幸事。吸引移民优于推进移民，但二者均难以停止或放缓。决策者逐渐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如何阻止人口流动，而在于如何阻止不合理原因导致的流动。
中国的发展历程阐释了移民的利益。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短暂阶段，中国妥善处理移民事务，授予移民权利，给予移民尊重。中国国内移民政策曾经摇摆不定，但是目前，中国政策从限制移民转向为移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务。这些政策正在取得成效。随着百万计的中国移民涌入沿海地区，5,700万海外华人中，许多人也将资金和技术带到了这里。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同步进行，这并非偶然。20世纪上半期，为逃避国内的战争和恶劣的环境，许多中国人离开中国到世界其他地方寻求发展机会，然后，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他们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沿海地区，这就是中国东南部地区的“财富回流”，从而为该地区经济实现与美国东北部经济的分庭抗礼带来了希望。（参阅地理变迁：克服北美洲的距离困难）。
没有人口的流动，国家也就富裕不起来。事实上，人们的流动能力是衡量他们经济潜力的良好标准，流动的意愿似乎也是衡量他们进取意愿的标准。政府应当推进劳动力流动。独立后的几十年中，印度将移民视为“被遗弃的印度人”。20世纪90年代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受此鼓励，海外印度人对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等偏远地区与世界市场拉近距离作出了贡献，这类似于十多年前海外华人对上海和广州的贡献。交通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对此大有助益。
专业化程度和贸易随成本下降而加强
交通通讯成本在上世纪、尤其是上世纪下半期迅速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铁路货运成本降低了一半。尽管能源和工资成本增加了，公路运输的成本仍然下降了40%。而世界航空货运的价格则跌至1955年水平的6%。不定期船运服务的价格也跌至1960年水平的50%。1931年，纽约和伦敦之间的三分钟电话费几乎高达300美元，而今天，打同样一个电话只需要几分钱。
随着国内运输成本的降低，国内经济生产的分布似乎应该更加平衡；随着国际交通通讯成本的降低，与偏远地区国家的贸易似乎应该更加频繁。事实恰恰相反。运输成本的降低与国内经济的集中并驾齐驱。过去三十年中，出口在世界总产量中的份额翻了四番，增至25%，国家与所有贸易伙伴的贸易更加频繁，尽管如此，与毗邻国家的贸易往来变得更为重要。
为何如此？答案在于生产和运输中规模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参阅第6章）。生产成本的降低为更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提供了契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的地理位置和贸易的性质。运输成本较高时，公司不得不设在距消费者较近的地区。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实现内部、地方和城市规模经济，将产品运输到消费者所在地。国际上亦是如此。由于运输成本不菲，英国只以合理的成本进口那些自己不能种植或生产的产品：以英国的纺织品和瓷器交换印度的香料和阿根廷的牛肉。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英国进口更多的香料和牛肉。而英国与法国、德国的贸易往来也更加频繁，以苏格兰的威士忌交换法国的葡萄酒，以英国的艾尔啤酒交换德国的啤酒。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贸易加入并迅速超越了满足基本需要的贸易。
